自从大学里的“逆向考研”开始引起媒体关注后，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仿佛是一致地赞许。然而，无论是语重心长地肯定，还是取理解的态度加以鼓励，都不能不注意到相关数据显示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与“正向考研”相比，“逆向考研”人数的占比很小，以武汉某大学为例，在2022年报到的研究生新生中，“逆向考研”者还不到百分之五。因此，值得思考的，不是这个刚露端倪的现象，而是其中反映出的问题。

面对“逆向考研”的出现，相关评论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正向考研”，好像“正向考研”成了盲目追求文凭的典型，而“逆向考研”打破了“名校情结”，也可以在客观上调整大学的专业配置，属于真正的“理性选择”。实际上，这种看法暗含着极大的误解。

因为人性本身是“向上”的，而好的教育是需要顺应人性的，故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引导和鼓励向上的。由此看来，“正向考研”不仅符合人性，也符合教育的本质特征。

符合人性的自我发展，也就是常说的“实现理想”。而“理想”，不是简单地憧憬未来，它是怀揣着未来好于现在的期待的。至于“好”的标准，可以是向前迈进一大步，也可以是一小步，且各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未来要在现在之“上”则是肯定的。

在一个人有能力时，他（她）一定是瞄准“正向”的“理想”，而且会将社会的基本共识作为衡量标准。所以，在个别北大毕业生选择卖猪肉而致富后，北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在行动上加以效仿，仍将考研或出国深造作为未来规划的首选。

行政意义上的“能上能下”并不能简单套用到教育的评价上。前者不过是一时的职务升降，是人可以控制和决定的；而后者属于人生的选择，非主观所能预测，因而以顺其自然为好，没有必要过于提倡或过多地设限。某些学校在考研辅导时对“逆向考研”的鼓励，明显是误将一时的现象当作教育未来发展的导向。

正向选择多反映社会的普遍标准，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认可度，当然也不意味着有异于这个社会标准的个人选择就不合理。

不过，当下 “逆向考研”现象的出现，与个人选择的关系远没有考研的大环境的影响大。换言之，社会总体上的“唯文凭论”，以及本科生与研究生招生之间缺乏相互协调，才是导致“双一流”大学考生选择“双非”大学的主要原因。而其中被调剂者占多数也说明，他们中多数人的选择也并非全出于本意，而是面对现实的退而求其次，即多是出自急于“上岸”，好对自己、家人、朋友有个交待的心理和纯粹“务实”的考虑。

从近几十年的大学发展看，上世纪90年代初是本科生的扩招，随后是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长，现在则是大力发展专业型硕士。这其中固然有满足社会需求的考量，但刺激“逆向考研”的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大学整体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的效应也不能忽视。

就理论上说，扩招并不一定导致大学教育整体水准的降低，它的前提条件是，各大学有实力和余力承担培养的责任。从大学扩招后“文凭提升而水准推后”（即现在博士生的学术水准约等于过去的硕士生，硕士生约等于扩招前的本科生，以此类推）的结果看，这个前提条件在扩招之时并不具备，而是边扩招、边完善的。

现在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而由于不加消化地追求“与国际接轨”，更加剧了师生比例失调的危机。大学普遍实行的“导师资助制”（即须有在研的科研项目才有资格带研究生的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教师只要申请到项目经费就可以“鲤鱼跳龙门”式地迅速上位，一旦轮空，即便是具有几十年培养研究生经验的资深教授，也只好退避三舍，或只能以延长项目经费的使用年限作为“权宜之计”。

但是，应该看到，所有的“权宜之计”都不可能替代符合人性的永恒追求，它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逆向考研”也不例外。

“逆向”读研者，看上去是丰富了“双非”大学的生源，却也实实在在地占用了“双非”大学自身学生的升学名额。这样的正负效应两厢抵消后，那些“名校”毕业生仍旧是竞争之下的“胜利者”。所以，人们期待的超越“名校情结”和大学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不会因此得以实现。

当然，无论是“正向考研”，还是“逆向考研”，对那些“上岸”学生来说，攻读学位都不只限于文凭的“向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的整体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准也跟着“上行”，那才是中国大学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幸事。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2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