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谁在解释中国经济
尽管国际上对中国的现行社会运行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都觉得它该出问题了，但每一次统计我国的GDP增长速度，都让那些看空中国经济者大跌眼镜。不能不承认，不按通行的牌理出牌而把把能赢，这确实非常牛逼，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客观效果是越来越让世界重视中国，也让中国人越来越有自信，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国人高兴的事情。
这种增长的一个副作用则是提供了一个很难辩驳的论据，也就是，谁也别想来教训中国，那些发达国家有什么资格来给我们上课，你们有20年连续的高速 GDP增长么？这一条论据就可以雄辩的证明中国现有的社会运行体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只要照着这条路径走到黑，只需要一些技术性的强化完善，中国即使付出一些阵痛代价，也必然可以实现伟大复兴。因此不要再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提出质疑，为它辩护和唱赞歌才是最具有“理性”，“建设性”的学术态度和公共立场。
因为中国经济牛逼，“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解释不了”，让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国情学家们也牛逼了起来，比如我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一个某名牌大学教授，还是学院领导，一说到中国问题，开口就是“it’s very complicated”，我见他把这个短语至少用了七八遍，言下之意，我天朝上国，不是常理所能窥测，跟你们说，你们也理解不了。这种人不会真诚严肃的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除了深沉的说一些车轱辘话，就是宣扬中国国情特殊论，再往下一追问，究竟特殊在哪里？什么样的逻辑，能够推导出他结论，他就支支吾吾说不下去了，把他逼急了就又来一句“it’s very complicated”。
还有一类学者比前面那一类水平要高一些，提到国情问题能摆出一大堆数据，大多数数学不好的人会给唬的一愣一愣，这种学者大概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干部，一定是能掐会算的半仙。不过我有限的工科背景，使我知道在数据组合上玩点儿手段来唬外行实在太容易了，而且在中国细致的经济数据是国家机密，能接触这些数据的人一定是有关方面放心的人，他们得意的引用这些数据时，就暴露了他们的立场，说话的公信力自然让我怀疑。
这些学者或者因为他们水平太低，或者因为我理解能力太低。总之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在他们身上我感受不到有洞彻力的思考，也没有什么给我带来启发的观点。一方面那些以学术包装的陈词滥调不能说服我，我朦胧的觉得他们的逻辑混乱，但对于经济增长这个论据却无法反驳，而且人家毕竟是“学者”；另一方面在我职业中所亲身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现实，却越来越让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让我有一种也许是杞人忧天的焦虑。
这种困惑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大苦恼，这是一个在耳边嗡嗡作响却挥之不去的声音，让我怀疑我自己的感受是不是真实的？会不会是片面的？我是不是让情绪和偏见蒙蔽了自己？那些学者的观点不能说服我？是不是他们的视野更加博大？而我自己的思考逻辑出了问题？
经过很长一段时期走路要撞电线杆子的自我折磨，我终于找到了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从逻辑上理顺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我在下面的文章里将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最朴素的逻辑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和大家分享，因为正是这些问题曾使我自己焦虑困惑：
1中国经济20年增长是奇迹么？
2如果当它是奇迹，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3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在哪里？
4如果有问题，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还能持续这么多年？
5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被摧残了20年的国家增长20年有什么好奇怪——人性的极限反弹理论
很多人把中国改革开放来的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当成是一个奇迹？对此我始终持怀疑态度。
前西德和日本在战后也都有长时期的经济飞速增长，国家用30年的持续增长，从一片废墟成长为国民福利丰厚的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人把这称为奇迹呢？
我总结日本和德国和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历史上经历过自讨苦吃的灾难。而这种灾难都是以极权体制为背景，悖逆人性追求个体幸福的本能的，而这种人性追求是可以被强权压抑一时，却永远不可能毁灭的，就像浮在水中的皮球，你越把它向下按，它弹起的力量就越猛，这是符合能量守恒的。
一个经历过这种灾难的民族，只要它挺过来了，缓过来了，就几乎必然地伴随着增长，就好像从小营养不良的人，只要熬过来没给饿死，一旦生活有了一点改善，往往很容易飞速长成大胖子，因为那种长期饥饿养成的对食物具有强迫性的欲望，是从小在健康富裕的环境下成长的人所体会不到的。
我有一个改不了的毛病，就是无法掩饰对自己的祖国现代历史的痛心。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这个国家遭到二十年几乎是毁灭性的摧残，我过去在探求这段历史的真相时，常为其丑陋和邪恶而感到毛骨悚然，除了针对性有所差别，它的社会组织形态及意识形态和日本及德国的极权主义年代非常相象。有一些国内外经济学者把中国连续20年经济增长视为匪夷所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少见多怪的表现，甚至有些人除了“正确领导”就找不出第二个理由，则是一种无耻。假如这也能叫做“奇迹”，那这个国家经历持续20多年的灭绝人性的自我摧残，居然还没有毁灭，没有被开除地球球籍，死皮赖脸的依然作为一个大国存在，才是一个更大的奇迹。这样的国家终于走出了绝境开始逐步甩掉历史包袱走上复苏的道路（为此尽管他也犯过错误，我一直对肩开历史闸门的邓公怀有敬意），人性力量得到释放的过程也是艰巨的。记得在我高中时我一个朋友的父母是电力局的干部，已经90年代了，依然阻止他高考报考商学院，警告他“小心国家政策要变！”即使今天，尽管文革之类的话题不允许在媒体公开深入讨论，在教科书中也是一笔带过，即使我们可以装作不去面对它，但我觉得中国人从思维方式到行为习惯依然没有完全从文革的阴影和烙印中解脱，中国人的人性依然没有完全恢复常态（见拙作《比特犬和中国人》），而未来的每一点恢复，都是对增长的推动。
这种恢复性的增长不该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固然我们可以感到庆幸，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和包括邓公的一些政治家的努力，中国没有走上北朝鲜的道路。我们如果一定要把这样的经济增长当作“中国奇迹”，我们要做好将来羞愧的准备。我相信下一个奇迹一定是“北朝鲜奇迹”。假如北朝鲜有一天金家王朝垮台，开始搞市场经济，我相信它能够持续高速增长40年也不奇怪。
我的通俗版国富论
用人性来解释经济增长似乎还有些抽象笼统，和那些一条条论证我们的方针政策优越性的学者相比还是不够专业，下面我要做的是解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
要理解一个国家经济如何发展，不要为那些复杂的概念和理论迷惑，就像巫师要有一套神秘的咒语一样，有些理论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不让圈外人听懂。我以为国家就是一个放大的家，只要先搞清楚一个普通家庭何以富裕就一目了然，我归纳为三点：
第一，依靠资源，比如你家院里恰巧有一株市场紧俏的千年古茶树;或者靠老祖宗攒下了良田千顷；还有一种捷径靠家里出当官的，老百姓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他手里，实际上掌握了资源瓜分权，老话说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那时你只要会点钞票就行了。
第二，依靠劳力，比如你家有8个儿子，个个能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儿，起早贪黑卖苦力，那你家自然比只有一个儿子还三天两头要享受生活的人家积累更多的财富。
第三，靠知识技能创造力，别人汗珠子落八瓣在地里耕田，你们家发明了一种神奇的配方，能专治谢顶或者不孕，方圆几百里都有人求着你，你们家想不发财都难，或者你们有一种别人都不会的稀缺技能和知识，比如会算命，或者有艺术才华也可以发财。
作为一个家庭，除了种彩票之类的幸运，所有的致富方式都可以归纳为以上以上三类，当然在此之上一个家庭，良好家庭氛围，“家风”也很重要，这属于软环境，好的氛围可以使家庭成员心情舒畅，各尽其能，所谓“家和万事兴”。以此来比照一个国家，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简单，无怪乎同样三种理由。
一，依靠资源，这里主要指自然资源，一个国家比如盛产石油天然气，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都是上苍的恩赐，当然财富能否公平分配来增加国民福祉，是另一回事，至少这样的国家GDP差不了。比如科威特，俄罗斯都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相当于当官，一个国家通过暴力权力来凌驾其他国家之上，瓜分别人的资源，比如当年的罗马帝国和二战时推行侵略国策的日本就是这样，但这一套在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吃不开了。
二，依靠劳动力，一个国家青壮劳动力多，而且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别的国家人民平时每天工作6个小时，还贪图享受爱消费，这个国家国民平均每天兢兢业业工作10个小时，还勤俭节约，这样的国家要不富裕，天理难容。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中国更厉害。当然大跃进那样年代老百姓苦的够呛还饿死人，是“中国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例。
三，靠知识技能原创力，一个国家的国民思想活跃，意气风发，总能源源不断的琢磨出领导世界的新点子，并且实践推广它。别的国家百姓像牲口一样干活，这个国家发明蒸汽机；人家还在靠攒半导体赚钱，你推广了互联网。这样的国家在被称作知识经济时代的世界上更是最牛的。
用我的这个标准可以把世界上的富裕国家都衡量一遍，我没有课题费作细致的统计，大致按经验估摸着举个例子，美国的国民财富中，大概科技原创力的贡献率在50%以上；日本大概劳动力的勤勉贡献率在50%以上，科技原创力也不错，但比美国要逊不少；科威特一类的国家则至少90%以上靠资源消耗。而一个国家的“家风”就是它的制度，制度优越的国家，各种要素能够更好的协调发生更大的效益，制度落后的国家不见得不能致富，但一定效率相对低，损耗更大。
依靠这个分析框架，制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就不多说了，仅从三项要素我们可以逐一对照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中国人的创造力被发挥了多少？
前面说了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靠创造力来赚钱的国家是最牛的。天才人物通常是呈正态分布的，以中国的巨大人口基数而言，其中的天才人物按概率自然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不要说中国人总是为自己的聪明“脑子灵”而自得，这个国家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本该是世界一流的，至少也得比美国强，科技创新应该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而实际上是，远看，中国跻身500强的最赚钱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依靠科技创新的，最牛的华裔科学家基本都在国外，或者拿着外国护照回国衣锦还乡一下；近看，中国的科技创新系统的腐败和低效率众所周知，大量成果都是糊弄人，汉芯造假这种糟蹋了纳税人上亿的丑闻居然不了了之，因为这种潜规则实在太普遍了。人人都争着当官而不是搞研究，全国的高科技产业园其实都是政府搞的地产项目，连大学都靠搞房地产赚钱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个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你可以用知识产权保护来解释，你可以用官本位文化来解释，还可以用市场推动力缺失来解释。说到根子上，中国当下的社会具有强大的扼杀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对创造力是一片盐碱地。而一个国家在知识创新方面的竞争力，恰恰就在于持续性的滋养并成就一批有创新禀赋的人物。
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有创造力的人，往往不安分，不对权威亦步亦趋，敢于忠于自己的思考，提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离经叛道的观点，他们嘴巴不爱上锁，这样的人通常很容易被鉴别为是极权社会的天然敌人。看一些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我常想起红楼梦里所说的“清明灵秀之气”，“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看讲纳什的故事的《美丽心灵》，我就感慨，这样的人在中国一定不缺，但对纳什这样的人来说假如不幸生在这个国家几乎肯定将是悲剧，这种单纯的心灵“不懂政治”，而“不懂政治”或者说不懂得迎合政治的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生存的权利。这种扼杀国民创造力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全中国只有伟大领袖一个人的头脑还有思考的权力，其它几亿个大脑都不能创新，只能学习伟大领袖的指示。今天的中国已经好多了，但极权主义的余毒依然没有被肃清，当你在电视里看到二十一世纪了，一群涂着胭脂的小孩还异口同声高呼“连爷爷，您终于回来了”，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国家以整齐划一为自豪，却生机窒息。
还是回到拿家庭来做类比，按照常理来说，有创造力的人物通常更可能出身于开明宽容的家庭，这种家庭里从小孩子挑战常规的希奇古怪的点子和尝试会被宽容甚至鼓励。而一个家庭如果靠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长权威来管理，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看大人眼色行事，这样的家庭不大容易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阳光奔放的国家易于产生创造性人才；而一个国家如果国家机器阴森粗暴，公共领域充满思想言论禁区。这样的国家很难产生有创造性的人才，就算靠概率奇迹般的产生了几个，也很难有用武之地。就算有用武之地也很难发挥到建设性的领域，比如林达讲的那个故事，互联网本来是苏联率先发明的，可享受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福利的却是美国老百姓。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都曾经用国家动员力量来搞科研，取得的成果是军事技术的一度突飞猛进，现在看来都令人瞠目，但却搞不出什么造福国民和人类的东西。
我们透支了多少资源来拉动经济
按理说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在世界上不算特别好也不算差。
比科威特俄罗斯不足，比日本，韩国则强出太多，而我们对资源的透支则世界领先。
我们的单位GDP能耗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环境污染所糟蹋的资源还没有算在内，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被一次性变现。热火朝天的挖矿；肆无忌惮的污染河流；把良田种上房子美其名曰开发，这些是我在几乎全国每个地方都能看到的痛心景象。
GDP的增长并不能理解为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只能理解为财富的变现，本来矿藏埋在地下是子孙万代的财富，而且随着以后越来越稀缺，还可能增值。但我们急不可待的把它刨出来卖了，用了，烧了，哪怕极为浪费，财富被糟蹋了，GDP却增加了。
我再回到那个朴素的比喻，还是一个家庭，它选择用杀鸡取卵的方式赚钱，一定时期内，他们家现金收入可能增长迅速，日子过得确实比别人都红火，整天油光满面，不了解背景的人甚至会特别羡慕，但这种方式必然是不可持续且后患无穷。我们普通老百姓之所以没有直观的感受，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资源颇多，不像家里的下蛋老母鸡，杀了几只还剩几只都能数清楚，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的自然资源可以照现在的样子不断发掘。确实很幸运，咱们神州幅员辽阔，家大业大，短时间内还经得起造，但以后呢？谁来关心呢？
当政府成为超级包工头
在三项增长因素中唯一一个毫无疑问的令我们自豪的，就是我们的劳动力。这种自豪常常带有某种辛酸，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太能忍耐了，太能吃苦了，也太驯服了。我一直有一种种族偏见，就是这个国家的人跟世界文明的主流不大一样，中国人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耐摧残，耐压迫，用计算机术语说叫“鲁棒性极强”，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人种筛选和积淀，有坏处也有好处，只要不是统治者压迫的太狠，把这种人移民到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能富裕起来。这群人民的统治者，只要具有最基本的与民生息的智慧，别把老百姓折腾的太狠，他们自然就会发展。
今天中国非常自豪的被称作世界工厂，但世界工厂有两种，一种比如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它的工业制品畅销世界，主要是靠在当时世界领先的技术和效率，而今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则几乎完全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这种情况下所谓出口导向其实就是把本国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换硬通货，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出口的产品看上去是鞋子，衣服，玩具，包括所谓科技产品，实际上是出口的中国劳动力，虽然工人们身在中国，很多中国人笑话菲律宾女人到世界各地当女佣，把钱汇到国内，其实我们的经济模式和他们没有本质区别。
一个国家在起飞阶段，为了实现资本积累，依靠输出劳力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统治阶层和人民的关系，假如不谈民主规则的运作，好的统治者懂得压抑自己的欲望，差的统治者则把精力用在压抑人民的欲望。为了让大家理解的更好，我再打个比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非常象民工和包工头的关系。往往一个村会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人，被称作“包工头”，把村里的劳力组织起来出去打工或者承包工程，这种人等于是劳动力的批发商，他在其中赚取差价。其中有的人比较仁义，会努力替大家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让伙计们挣大头，伙计出了事故还会掏自己的钱来救济，这样的包工头往往比较受拥戴；有的人比较贪婪，吃两头，贪得无厌的盘剥伙计，自己挣大头，把给伙计的压到最低，伙计出了事也不不负责任。
可以对照我们的政府是怎样的包工头，我国多年以来普通国民收入的增长远落后于GDP的增长更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宣扬劳动最光荣的同时，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劳动力价格谈判的权利却没有保障。这种靠廉价劳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实现需要依靠一些残酷的条件：金融被国有垄断，百姓的创业机会被压制；没有建立全面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系统；工人下岗，农民失去土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使占中国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弱势群体”，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成了为生存而出卖的“剩余劳动力”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因素还令西方人难于理解的话，我认为那是我们饱经苦难磨练的中国百姓，他们的坚韧，勤勉，牺牲所创造的奇迹。我不否认很多政府内的官员，也怀着良知，希望为中国的进步做一些好事，这应该鼓励，我有不少在政府工作的朋友都很让我钦佩，但从宏观而言，有一些学者费心思用中国经济增长来论证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多么正确，在我看来，言者无良，受者无耻，简直是贪百姓之功为官有，占了便宜还卖乖。
泡沫何以不破的一个解释——国家庄家化
综合以上三点，一个缺乏创新力，依靠对自然资源的透支和劳动者的福利牺牲来推动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明显的。危机也是巨大的，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率成倍的超过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的最高值，而社会福利却远远不能和那时的日本相比。按照别国的经验该出大问题了，而让预言家丢脸的是，中国经济总是出乎意料的强悍拉高，莫非万有引力在中国都失效了。经济理论确实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低效甚至带有破坏性的经济运行模式一直以来都能够保持高增长的运行下去呢？
我曾经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观察股市的经历给我茅塞顿开的启发。如果用常理来解释，一个企业如果股价持续上扬，应该是因为良好的治理结构，卓越的运营效率，持续的创新能力，可在股市也有一类不符合常理的公司，在中国尤其多，比如后来垮掉的蓝田，银广厦，亿安科技一类，都出过“奇迹”，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管理混乱，摊子铺得很大但市场竞争力弱，可它偏偏股价能直线上扬，让人目瞪口呆的拉上几十个涨停板。这背后就是庄家的力量。
从中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握和动员能力来看，假如把中国比作一个还有大量非流通股的超级上市公司，那么中国政府就是一个绝对的控股“强庄”，中国ＧＤＰ的增长相当于这个超级庄家拉高股价的过程。
理解庄家操纵股价的技巧就会对中国的经济走势更清晰的认识，一个庄家操盘无非以下几招有以下几招。
操纵舆论，制造概念，适时放出消息，来误导散户；
包装业绩，编造会计账目，或通过关联交易来扭曲信息；
庄家有时用吸纳上来的钱再投进去进一步拉高股价，诱使散户追捧，便于自己高位出货；
对照以一个操盘国家经济的政府，它可以做什么呢？
前一段时期披露了一些股市的内幕交易，炒家了解内幕，知道一个公司利空，却蓄意放出利好消息，诱使散户高位接盘，或者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在知道即将公布的年报效益下降的情况下，抛售股票，类似这样的行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获利，让人觉得大逆不道，有时被抓到证据也受到处罚，其实我国的一些政府部门相对于老百姓这些散户而言是最大的内幕信息交易者。今天股市上一些小庄家只是虾米，最大的内幕消息源头是发改委，国资委这样的政府部门，政府既是控股管理层，同时又是大炒家，大量因为腐败低效而亏空的国有企业，却由政府包装上市，诱使散户来为其腐败低效来买单，这样的败德行为给社会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却无人受罚。
至于包装业绩，所有一个公司会计做假账的手法，我们的政府都已经用上了。比如对于资源和环境的透支，国家投资低效浪费，造成银行坏账，相当于把未来的利润预支，并把亏损纳入应收帐款。再比如关联交易，相当于把左边口袋的东西转一个圈，卖到右边口袋，制造账面利润，中国房地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农民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老居民住在祖传的四合院里，突然宣布政府要征地了，用抢劫一样的低廉价格剥夺业主的权益，比如在北京我见过城区一个４００平米的四合院，拆了卖给开发商，只补偿业主三万多块钱，敢反抗就出动防暴警察抓起来，转了一圈盖出商品房来一万块一平米再卖回给老百姓。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在其中获利了，财富转移实现了，中国的GDP也拉高了，但社会福利特别是社会正义甚至受到了伤害。最可怜的是中国底层劳动者，围绕政府的利益集团相当于我前面说的那个包工头不仅从打工者的劳务上盘剥利润，而且还在村里垄断了土地和建筑业，打工仔在外省吃俭用，打算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回村一看房子比美国还贵，除非你有本事搬到别处住去。
而一些庄家用股市吸纳的钱再来拉高股价，这些小技法，政府更是早已玩得炉火纯青，提到中国经济增长，很多都知道得益于老百姓的高储蓄率和投资拉动。但这听起来太学术，大家不好理解是什么意思，中国老百姓的个体创业环境过于恶劣，使得来百姓的钱无处可去，只有放在银行，股市和买房子，而这三个产业都用浓厚的政府色彩，至于银行则差不多都是政府办的。其实中国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就相当于把钱都投在这个超级公司的股票帐户里。而中国政府这个超级庄家把钱吸纳上来以后，并不是通过高水平的管理和创新，创造良好的利润率，用分红来回报股东，而是盲目扩张，靠粗放型的上大项目来进一步拉动GDP。
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中国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这个核心数据我没有查到，但是听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提到过，据说来自发改委）。中国国有银行的钱又被投到腐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据说７０％以上），这些企业通过垄断，牺牲社会效率，来维持一个好看的账面利润，一条公路成本5万，让我们的政府投资来修得花20万，其实是一个道理。在中国依然资本匮乏而且人民币升值之际，中国政府竟然一边谴责伊拉克战争一边大笔吃进美国国债，就体现了政府的一些人自己其实已经很不自信。
而且这种增长越强劲，破坏性就越大，我看到一个03年的数据，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至少最近几年没有看出改观的迹象。
再加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相对于美元的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经济赖以维持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消失，在既有的社会体制及其配套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必将面临长期衰退！！！
骑虎难下的增长困境
说了以上的问题，自然会产生一个困惑，这种如此危险的增长为什么不能及早停下来，进行调整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庞大利益集团不愿意这种增长停下来，这个利益集团亦官亦商，我把它称作庄家集团，是这一轮增长方式最主要的受益者，依靠投资，土地，资源的经济开发是相对于依靠创新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开发更利于寻租的一种模式。维护这种增长方式就是维护这个集团的既得和未来利益。而这个利益集团今天的政治忠诚和占据这个集团金字塔尖者的领导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依靠这种模式进行利益瓜分的默契上的。
二是这个发展模式走到今天已经将全社会深度套牢，全社会都被忽悠进来，就像这轮股市增长，成为了一场群众运动，产生羊群效应让它停下来需要的杀伤力极大。就像那些德隆一样的庄家越是到了资金链危险的时候，越是停不下扩张的脚步，只能寄希望扩张来获得新的现金流，停下来就意味着崩盘，所以并不是他们智商低，不懂得见好就收，而是他们自己也被套牢太深欲罢不能。
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撑的越久就越会使这个国家陷入危机，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有一种忧虑，似乎庄家集团更关心的似乎是如何在自己的任期内安然无恙，自己能够全身而退。不过为了实现这个战术目标，这个病入膏肓的超级公司的操盘手们，比银广厦，蓝田这些公司的倒霉蛋幸运的是，这个集团实在太强大了。
那些公司的的泡沫破裂往往都来源于信息披露，一旦其内部腐败，业绩造假，管理混乱的信息被公诸于众则必天下哗然，公司被全社会所唾弃。但在中国这个超级公司上这一点却并不适用，首先这个超级公司压根不履行公布信息的基本义务，所以几乎无假可揭，任何上市公司必须履行公布财务信息的义务，以向投资者负责。而中国这个超级公司从和人民的利益相关度来说，超过任何上市公司，可它却把自己哪怕科教文卫方向的财务信息都当成国家机密，没有人知道几万亿的政府财政收入是如何花的，账目极为笼统混乱，也没有人有权力质疑，就这样几乎毫无价值的一笔烂帐，居然还不向纳税人公开，人大代表才能搂一眼，每年装默模做样的审议云里雾里的所谓政府财政预算。最近有人披露，我们国家的所谓公共医疗卫生开支，其实基本没有用在公共福利上，80%是用于领导干部的医疗开支，卫生部对此没有丝毫回应。前两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大概是有关部门的疏忽露了马脚，广东的人大代表发现，当地教育经费中有几千万是用于补贴一个机关幼儿园，纳税人的钱不仅要养政府官员，还要养政府官员的儿子孙子，这种偶然发现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冰山一角而已，但依然被上级有关部门指示“不得炒作”，因为何止广东，全国各地都是这样。
另一方面这个超级公司操纵媒体和舆论的能力举世无双，蓝田公司这种恶庄家当然恨不得把所有质疑他的声音都灭了，不过他没有这么大能量，也不过是恐吓一下刘姝薇而已，一旦真的公诸媒体，他就无计可以，自认倒霉了。而中国的一些官员强大到可以在国内封杀任何不同的声音，营造“安定团结”的舆论氛围。
这是一种使我感到恐惧的“安定团结”。相对于印度整天吵吵闹闹，越是这样越让人放心，因为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被摆到了台面上，短时间也许难于解决，但之后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好；而中国越是一片歌舞升平，盛世景象，你越有一种危机感，你知道有多少问题和矛盾是明明存在，但“有关部门”不允许报道的，把问题藏在床底下，被单收拾得很整齐，但我们就像坐在定时炸弹上一样。所以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一个国家自己的媒体披露自己国家的负面消息越多，这个国家越是伟大，也越是强大，越是值得国际社会的信赖。经济上也是这样，新闻和言论越自由的国家，透明度就越高，公信力和可信度也就越高。
而中国在一片莺歌燕舞中，经济危机其实已经爆发，只不过被当前的国家体制所掩盖。银行体制和政府操纵产业的陋习并没有丝毫改观，银行腐败低效造成的坏账，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居然要理直气壮的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一个政府财政收入数万亿的国家，居然穷孩子上不起大学，穷人看不起病，印度政府可以做到的穷人家庭免费医疗，免费高等教育，中国政府却做不到，“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的社会不公正让人习以为常。苦难并不是中国人民所独有，电影“愤怒的葡萄”中描写的景象，发生在美国的经济萧条年代，今天的中国农民遭遇并不比那时的美国农民好，那时的美国农民就开着卡车到处找工作，反讽的是我们却把这个时代称作“崛起”，称作“盛世”。其实在悄然不觉中国家经济危机早已被转化为社会成本，房价还在上涨，股市还在升值，喉舌们还在不断放出利好消息，让老百姓醉醺醺的陶醉在“大国崛起”的幻觉里，忘记了自己福利的损失。
这种操盘能力巨强的政府，短期内会非常得意，它不仅能够控制经济的步伐，甚至能控制社会的意识和痛感。让我想起王朔的小说《痴人》中的气功大师，修炼出控制神经和血液流速的能力，把体内各组织团结得象一整体，每一个指令都将得到贯彻。没有指令，“细胞不敢分裂，大肠不敢蠕动”，这样每一个细胞都团结在一起，能够实现“伟大的飞跃”。但最后的结果把自己给逼疯了，如同王朔描写的“就象二百门供电电话总机的值班女战士一样忙得不可开交了。血液要流动，肌肉要弛张，腺体要分泌，细胞要分裂，维持酸碱平衡，电解质平衡及其它种种生命在所必需的平衡的请示人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她隐入了汪洋大海般的文牍工作中，几乎不可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了。”这样的人基本就费了，一忘记喘气就晕倒，一忘记指挥大肠就便秘，忘记皮肤新陈代谢就皮肤角质化；而这样操盘上瘾的政府一样最后会焦头烂额还左支右拙。
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历史从来就没有给中国的人民留下太多选择的机会。少数人也可以离开这条船，就如同庄家集团成员的子女多在国外，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前面的分析使我相信，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路径下，“中国经济奇迹”的五彩气泡虽然昨天没有破，今天也没有破，也不见得明天马上破，但一定会破，而这一天并不远。在绝望中，你也可以削减脑袋跻身庄家集团，在其中分一杯羹，来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但毕竟也不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当官，总得有人当老百姓，扮演为领导鼓掌的角色。
当这一天来临，我相信中国老百姓不会向韩国人那样出于对自己政府的支持，把箱底的金首饰拿出来兑换韩币，支持政府挺过危机。那时的被吹上天的中国经济会做很长一段的自由落体运动。由于信息的优势，庄家操盘手们总是能优先撤退，损失较少，而让相当于散户的中国人民最后被套牢买单，这是人民的宿命，“你将用眉间的汗水来换取温饱”。那时再回过头，看今天一帮宣扬“奇迹论”的学者专家，他们或因为愚蠢或因为无良，扮演的是“庄托儿”的角色，简直和股市黑嘴差不多。
但我们的国家是否真的不可救药呢，也并非如此。不少朋友问我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怎么看，我总是说“近期看跌，长期看涨”，看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体制实在太落后，“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但换一种眼光看同样是因为这个理由，又让我们对神州充满希望，这个国家的神奇在于如此落后的体制环境下，我们都多少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此时这个民族的创造力连一个零头都没有发挥出来。中国本身的幅员，文化，历史记忆，都决定了它是一个有大国气象的国家，它的基因里蕴藏了强烈的增长冲动，只是因为制度的制约即使今天也依然是一只“睡狮”，充其量胡乱梦游了一下而已。假如本届政府所承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真诚的，假如这一天正在向我们走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这个社会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自由的思想和创造得到鼓励，当官不再是最让中国人鄙视而又羡慕的职业，中国的发展才算是立足于磐石之上。当这个国家十几亿人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的时候，那才算是雄狮猛醒的时刻，那时的中国才会真正向世界展示什么是“中国奇迹”。
这种转型不会轻易到来，连温总理都不敢拍胸脯，只能让大家“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面对有组织的阻力，今天的中国包括胡哥，温哥在内已经没有人有小平式的权威继续用“不争论”的方式来推动社会转型。只有把中国的问题也拿到台面上来，才能在争论中形成全社会健康的共识，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经济政策的失误和代价，才有希望走上一条新路。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它对人民的诚实和和对错误勇于担当，始终少不了被指责，甚至被苛求的政府才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而不是它维持一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假象，不断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
这种转型将伤害很多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百姓自己，但只有这种阵痛才能打破这种冲向悬崖的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走上一条真正的稳健发展之路。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人民的“鲁棒性”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出于懦弱的忍耐是可悲的，为希望而作的忍耐才是有意义的。
而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有起码的真诚，最大的理性是直面我们真问题，最大的建设性是推动社会及早朝正确的方向去解决这些问题，趁还来得及。
（和袁剑，陈志武，贺晓东，贾西津等师友平素讨论切磋使我获益良多，启发也印证了我的很多想法，才有了写了这篇伪经济学研究作品的勇气，特此感谢。
此文是我吃饱了撑着的创作，不以发表为目地，主要是为了回答我自己内心的困惑，假设入您法眼纯属巧合。）
成稿于200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