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21世纪的大学”这个话题，我国涌流出无数豪言壮语，最响亮的自然是“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很好，若脚踏实地朝它努力，于国于民于正在或将要进大学学习的学子都是一大幸事。然而，如果看看当下大学行状，看看还在继续采取的种种不智举措，漂亮言辞好似黑色幽默。
如果说当下中国大学病入膏肓，这个判断不为过。它的衙门化、高耗低质，早就为人诟病。尽管说起大话气壮如牛，在有公信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却无一所能进入前200名，而且差距还在拉大。腐败方面倒急起直追，各行业中后来居上成为重灾区。腐败招数无奇不有——滥评职称、滥发文凭乃至卖文凭，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大规模造假，金钱打点、疏通关系之类学术外功夫在硕士博士授予权等纯学术事务上大派用场，为赚昧心钱收取高额教材回扣甚至与不法书商勾结用盗版教材糊弄学生，如此等等。而如今没人认账但依然实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①，使高等教育越来越排斥社会底层，越来越拉大城乡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但这些显见的、直接触动社会公众神经的问题不过是由我国大学的根本问题衍生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我国大学无所坚守，在损害大学品质的力量面前无原则无抵抗，随波逐流，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这些传统使大学在拥有朝向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又得以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流向而能始终作为向社会提供最具独创性贡献的智力权威机构立身于世。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大学传统精神，了解由这种精神所规导的发展走向，以此为据彻底反省。
一．使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立、自治、学术自由
大学在欧洲中世纪是作为师生行会诞生的。与其他行会相同的是，成立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不同的是，不论学生或教师，都是为着知识探究的共同兴趣聚在一起的学者，他们要维护的最重要共同利益，是不受任何干预地进行知识的独立探究和传授。为了这，在教权与王权竞相控制和拉拢大学的情势下，利用教会的庇护对抗世俗政权，又利用从世俗政权那里争得的特权对抗教权。经历了为摆脱外来支配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大学最终成功地独立于教权与王权，代表着知识领域的最高权威而与信仰领域和世俗政治领域的权威并驾齐驱。
现代大学已经不像中世纪大学，仍然是完全由教师或学生进行管理，或者师生共同管理的自治社团。随着大学功能、使命的扩展以及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日趋复杂，它的权力结构也趋多元。但大学始终彰显着独立于宗教、世俗权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宗教派别和利益集团的自治机构性质，坚守着在早年争取自治特权的斗争中逐渐清晰的功能和角色定位——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坚守者、传承者与创新、变革的推动者。在现代大学复杂的人员构成中，直接承担着大学知识和价值的传承、创新功能的师生始终是主体；不论权力结构怎样多元，在学术这个核心事务上把关的只能是以学术为业的教师群体；至于知识传播、探索、创新所需的学术自由则在大学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居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其中，独立法人的自治地位使大学能够有效对抗外在力量入侵，避免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标准受宗教、政治或经济利益支配，这提供了学术不受干扰地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单凭自治地位，并不能确保学术按自身规律发展，不能保证大学成为产生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基地——如果不同时贯彻学术自由原则的话。知识和真理的进步只能在自由探索和自由辩论中实现，而学术自由意味着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任何学术外力量无权干涉知识或思想领域的问题。所以，学术自由提供了进行知识和思想探究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间，它使师生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领域挺进，在自由讨论中对已有的知识或思想进行质疑、反思、验证、比较，在平等对话和交锋中对不同思想、信仰和观念的真理性成分和谬误成分进行辨析，并在这过程中发展智慧、谋求共识。如果对学生来说，不拘的探索、自由的论辩、平等的对话一方面是他们精神和智力上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可以使其中有志成为“学术公民”的人受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训练，那么，学术自由对于“一生都致力于发展新思想，阐述新观点”②的大学教师更加利益攸关，可以说，教师能否顺利履行自身职责，实现职业抱负，很大程度系于有无学术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大小。但不论对学生还是教师，学术自由都保护和激扬了创造精神和反思精神。而大学作为师生聚合地，学术自由在使她成为一个进行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的共同体之时，也成就了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发源地在推进人类知识和智慧方面的独特贡献。
但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知识和思想探索活动独立于种种外在力量，不仅意味着探索无禁区，同时还意味着对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见解无所偏袒，意味着知识的真伪、思想的对错不由任何权威（无论这权威是个人、机构或组织）宣示，而只能通过自由辩论来呈现，还意味着即使被普遍认定为错误的思想也有存在权利，而这，应该是基于对人的认识能力局限性的承认——人类认识史上，此时视为错误的思想见解中可能含有前瞻性因素的情况决不少见——，何况，哪怕彻底的谬见，也可以使真理性认识在与它辩驳中受到砥砺而更趋成熟。可见，学术自由与思想宽容犹如一币两面。大学正是因了学术自由本质上的包容性，才成为不同思想、信仰、观念得以共存、对话、论争的中立平台；也因了学术自由对各种思想、见解的发展潜力和多种可能性的保护，大学才能成为知识进步和思想创新的前沿。不仅如此，大学还因此成为培育青年人宽容、理性、尊重真相——哪怕真相令人不愉快——等素养的适宜土壤，有这种素养的人视界宽阔、心态开放，尊重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多元性，热爱真理但不偏执，对与己相异的信仰、观念抱有同情的理解，在精神气质上与对他人对社会极具危险性的极端主义者判然有别。
学术自由对大学是如此重要，一旦背离，大学将丧失其作为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共同体的性质，丧失其开发知识、批判性发展知识的功能。所以，大学在维护学术自由上跟争取机构自治一样，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和努力。而大学精神就孕育、熔铸于这持续的斗争和努力之中，也直接包蕴在相辅相成的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传统之中——这就是独立精神、创造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它们体现在对知识的无私追求上；体现为坚信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利益、标准的权威性；也体现为，在批判性地重估知识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思想体系中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曾在《大学之魂》中这样评价其意义：大学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代表了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大学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二．从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到现代社会的民主基地
在大学传统的价值谱系中，似乎并未包含民主，但它实际上却内蕴于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传统之中，是大学传统的内生价值。即使民主未直接纳入大学用持续的斗争去捍卫的那些价值，它也自会从中体现或生发出来。如果说自治传统使大学早在欧洲尚处于教会和世俗君主统治下的中世纪就已经通过教师、学生的自主管理在实践最重要的民主原则，那么，学术自由则使大学自身一开始就作为“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而存在。学术自由保护不同意见的平等存在和公开表达；鼓励人不服膺于权威而依靠独立判断得出结论；学术自由条件下特有的多种思想、观念并存和自由竞争局面锻炼人通过自由探索来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仰，通过辩论、交流解决分歧、求同存异。所以如前所述，学术自由使大学成为培养独立、宽容、理性、善于提问、勇于反思等精神特质的沃土。而这些恰恰是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素养。
大学传统与民主之间的历史渊源不限于自治实践，也不限于学术自由氛围有利于培养民主素养，而是在此之外还有更广泛联系。欧洲历史上，大学由于其自治地位，更由于其保存、传播及发展知识的巨大能力和由此获得的崇高声望，最终作为知识权威的代表而与教权、王权并立。可以说这是欧洲权力多元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这种权力结构有利于宪政民主的成长。而大学师生提问、质疑、表达异议的精神，甚至在人的思想和精神受到许多禁锢和约束的中世纪，就已经无所不触及。在巴黎大学这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教育中心，师生不仅争论神学问题，而且争论现实问题。即使在纯粹的神学争论中，理性精神也得到伸张和发展：因为争论倚重的是讲理、是逻辑而不是强力，是说服而不是压服，是对话而不是灌输。在现实方面，大学也不惮于在最尖锐的问题上发难。例如1265年的复活节“随意提问”辩论会上的学生提问。学生们就国王新近颁布的要臣民发誓保证在交易活动中不再用英镑的敕令，要求教师回答：国王有这权力吗？国王这样做是否对臣民使用“暴力”？③——这针对国王在货币方面权力的尖锐质疑，已经直逼宪政的核心：权力界限。这种质疑一切的精神，使得权力合法性、权力界限、民众的权利等问题在欧洲历史上被反复提出，反复争论。争论推动了相关认识的深入，不仅为宪政民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而且于无形中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思想和心理。
然而，民主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应该说始于美国。还在教育体系建立之初的殖民时期，民主冲动就在教育活动中强烈显现出来，教育成了使民众获得知识、获得自我管理能力的基本途径。从大学看，这种冲动一方面表现在最大限度发挥了使大学与民主宪政有着天然联系的独立自治和自由辩论传统，另一方面则尽最大可能扩散知识，打破少数人对学问的垄断。立国以来，教育的民主价值更加受到特殊重视。教育成了培养合格公民以使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意愿共同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最重要手段。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90年1月8日国会讲话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教育在维护自由和民主上的特殊功能。他说：“在任何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的措施作出反应。因此，有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可以多种方式维护自由宪法：它可以使那些受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到并预防这些权利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他特别提请国会考虑，“通过资助现有的学院、筹建新的国立大学，或者其他有效办法”“促使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④显然，在乔治.华盛顿心目中，对于开发民智，培养知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并且有能力回应、批评、监督政府，捍卫自身权利、捍卫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智慧公民来说，大学具有其他任何机构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天然联系使这种传统为进步人类所珍视和发扬，但也必定招致形形色色专制主义者、特别极权主义者的敌视和破坏。英国史学家韦尔斯曾以霍亨索伦专制王朝为例，指出该王朝的最大罪恶是不断干预教育、篡改历史教导。他说，“德意志有意用爱国雄辩来麻醉自己，故意使它长醉不醒”。⑤可以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化、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纳粹化，这个灾难性趋势早在霍亨索伦王朝通过干预和篡改而败坏整个国家的教育时已经开始了。希特勒时期把教育败坏得更彻底，学术自由干脆被咒骂成“古老而邪恶”的（纳粹理论家罗森堡语），所以这个时期决不满足干预教育而是直接对教育实施全面控制，以至于“从儿童晓事之初，学校就应把目标定在教学生晓得什么是国家的主张”（罗森堡）。在这种教育目标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丧失，使大学沦落为权力的附庸，充当起遮蔽真相、散布偏见的工具和批量生产极端分子和狂热党徒的场所，成为纳粹德国制造人类空前劫难的参与者。如，纳粹刑法理论的产生就是大学助纣为虐、参与灾难制造的例证之一。当戈培尔提出“纳粹的使命在于‘将1789年从德国历史中抹去’”，法学界迅速听命于此，群起攻击启蒙运动，致力于从法律思想中铲除人权、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权力侵害、限制国家权力等在1789年以后得到传扬的自由主义要素，径直把刑法目的从“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侵害的权利”改为“保护国家不受个人分割”，并完全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为大开杀戒作理论准备。而这种为排除异己、屠杀无辜张目的纳粹刑法理论的本质特征，首先是在基尔大学法学院发展起来的。⑥鉴于这样的事实，说大学充当了大屠杀帮凶，绝非妄言。
20世纪的历史教训从反面凸显了大学传统的宝贵。如今，把在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等古老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价值纳入大学的基本价值之中，已是大学发展主流；自然地，把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有能力参与和保卫民主的智慧公民作为使命，也成为许多国家大学坚定不移的追求。可以说，这种发展走向一方面是包孕在大学既有的核心价值之内并受核心价值规导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学对社会发展进程所提要求作出积极回应的杰出能力。
三．在摧折和诱惑中变异的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起步很晚，但起点相当高。迄今为止不过百来年历史的中国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便成功建立起国立、私立、教会学校等多种办学体制并存的多元格局。但无论国立、私立或其他性质的大学，都共守着独立、自治、学术自由原则，确立起了相应传统，建构起了良好的大学文化。在中国确立起来的大学传统和大学文化，与在欧洲有近千年发展历史的大学传统和文化完全接轨。无论在追求知识和独立、批判创造精神方面，还是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上，中国大学都表现极为出色。纵然内乱外患，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却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我国在20世纪享誉国内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大师几乎都在那个时期的大学受过教育并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这一事实证明了当年大学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不仅如此，大学还以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热忱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确立的传统在20世纪后半叶中断了。随着大学全面改制和全面国有化，多种办学体制并存和良性竞争的局面不复存在；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阵地的定位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大学传统的独立、自治、学术自由；反复掀起政治讨伐式批判，使大学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成了“原罪”，学校和师生不得不被迫纷纷表态以示决裂，但学术冲动和自保需要的尖锐冲突又使学校和师生痛苦挣扎于求真与精神自残和作伪之间。文革结束，中国历史翻开新一页。大学师生充分利用了拨乱反正背景下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为回归学术为中心的传统，重塑独立、自主、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作了很大努力。虽然二、三十年思想和学术断层使社会整体思维状况和整体学术水准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虽然当时还面临50年代以来设置的无数思想学术禁区——连“良心”、“尊严”、“自由”、“人性”、“人道”等词汇重新获得存在权利也需思想学术界作出持续努力、付出巨大代价——，但大学在思想启蒙、恢复常识和突破思想、学术禁区上表现了无畏精神，发挥了出色作用。纵然那个阶段酝酿和提出的学术思想可能幼稚或粗疏，却为日后各学科的发展开了路，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是，大学发展的健康趋势已然出现。
可惜，良性发展势头连遭打击未能持续。尽管80年代中期几次掀起针对人道主义及相关理念的政治讨伐都草草收场，但反复成为讨伐对象的是人类共同遵奉的价值，是文革后思想学术界努力恢复的常识，而且在打击思想学术必不可少的独立、执着、自由探索的同时，鼓励奉诏而动的依附性和见风使舵的投机性。其间发出的信息很明确，它诱使不少人在尊重人类主流价值以及诚实探索与个人现实利益尖锐对峙的情况下作出趋利避害选择，这在思想学术界导致了并非由于学术原因而是学术之外原因的不正常分化。但不管怎样，师生在恢复高考后竭力承接的大学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虽备受摧折，毕竟还表现顽强、尽力夹缝图存。然而社会转轨时期五光十色的诱惑以及80年代末以来对大学重新加强控制，加剧了不正常分化。最糟糕的是，对大学的重新严格控制过程中，即使在文革前也属辅助性、服务性的行政、后勤跟教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倒置，使大学朝着行政化、衙门化急速蜕变。教师群体在大学日趋边缘化，其中，那些坚信学术自由、秉持学术良知的学者本来就由于政治打压而大多处境艰难，行政化、衙门化的挤压使这部分学者的边缘化越发彻底。学校大小事务甚至学术事务的决定权掌控在了任命产生的官员及各级行政部门手中，虽有学校设置了教授委员会，但不是充当摆设就是由官学一体的“教授”占据了主导地位——何谓“官学一体‘教授’”？有些学校最近公示的所谓学术带头人和级别繁杂的突出贡献专家之类，就是绝妙标本：大多是既不教也不授更不坐学术冷板凳但却坐拥教授头衔的校内党政官员——。这批人深谙官场潜规则而不懂学术之道，擅长权学交易、热中如何使已到手的官衔学衔一路变大变高而无捍卫大学赖以生存的独立精神、学术自由的兴趣，对频频袭来种种伤害大学本质的力量特别来自权势的力量不仅毫无抵抗，而且极力迎合。大学内部这种格局变化，与外部干预、入侵大学的力量一起从多方面改变了大学品质，以至90年代以来的十数年间，就整体而言，大学连挣扎过程都没有，就把精神丢了个一干二净。
四．精神沦丧的大学行状
1．赤裸裸的依附性和在权力面前的卑微
诚然，中国大学机构不独立，这是一个并非单靠大学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的现实。问题是如今许多大学当局连独立意识都丧失殆尽。任命产生的大学当局，越来越把自己定位成政府在大学的代理人和监管人。把大学塑造成听从命令、不出状况的政府下属机构，就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习惯于对来自“上级”的“指令”闻风而动（“上级”二字加引号，乃因对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或曰学者社会来说，无论与自身之外什么性质的机构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都极其荒唐、极其可悲），特别涉及政治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各校最是忙不迭地表态，当成中心任务层层贯彻，唯恐配合不紧密。如果说文革前二三十年间大学缺独立性还是隐性的，现在已是赤裸裸的。
对大学的独立性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弃自身探究知识和真理的使命而去接受外部指令、配合政治任务，并借教学活动来贯彻。这种配合，使讲坛充斥大量毫无价值的课程。不仅如此，还使大学背离知识探究的中立原则，向学生灌输政权偏好的思想体系。这情况始自五十年代。国家长期动用权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推行一种特定的外来学说，把这种学说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出来，抬高到独尊地位，利用大学讲台系统灌输。思想解放以来，经几代学人艰苦努力，受偏袒的学说虽仍然占据太多课时，但已经从作为膜拜对象的神坛上降了下来，逐渐向人类思想史上众多政治学说之一种的地位回归。如果彻底回到这种位置，它自身本可以作为多元思想的一种，既能与其他思想之间构成竞争态势而对自身或别的思想潜在的危险倾向起到遏制作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多元的选择。然而，据国内媒体报道，这种学说最近又从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准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国家斥巨资实施“马克思主义”工程。这一启动资金达2000万元的思想“工程”总共13本书，每书成本耗资百万元以上。而13本书都将作为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这类意在精神灌输的课程90年代以来已经占过多课时，许多大学即使采取变通性安排，上这一揽子课程也几乎要耗掉整整一个学年。学生交纳了很高费用，真正有知识含量的课程却要到第二学年才开始。该“工程成果”进入大学，将挤占更多课时。这还在其次。真正严重的是此举势必使一种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非理性态度渗透在课程中。参与其事的程恩富不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这种认为一种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解释万事万物、解决一切问题的愚蠢态度曾经使我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与世界差距拉得非常大。人们好不容易才通过思想解放触摸到理性精神，而今重新制造这种愚蠢，除了使我们这个民族继续远离理性精神，除了确保落后或贻笑大方，恐怕别无所获。而大学在原本最该由自己纯粹根据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来决定的课程设置上，去接受与这种需要相悖的安排，由此表明的依附性、下属性地位是相当可悲的。
如果说由接受指令表现出来的不独立尚有无奈之处，那么，而今大学在其他许多方面并非不得已的表现和作派，则显示了气质性的自甘沦落。这里略举一二。
例如，不为大学的生存之本争而争学校的行政级别，这在我国大学是普遍现象。尽管无论给大学争来个部级省级什么的，其滑稽都不下于寺庙、道观顶了处级、厅局级官阶。而大学争行政级别意味着双重沦落：一方面与整个社会近一二十年间愈演愈荒唐的“官本位”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彻底弃独立性的典型表现。这双重沦落还有更广泛表现。前十来年，大学拉高官当挂名教授成风，似乎有高官挂名，大学便可身价百倍。近年已经不满足于向高官奉送教授头衔，而是拼命拉来出任要职，一旦成功，就多了炫耀资本。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刚卸任的部长级官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受邀出任该院院长时，用了“双喜临门”一词，并津津乐道于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与北大、清华的一样，都成为“部级学院”。读到这则报道，不由想起克林顿卸任后竞争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而落败的事。按这里眼光，哈佛大学重学术背景而全然不看官位，简直笨得出奇。然而，恰恰这种“笨”显示了哈佛大学十足的底气，也恰恰是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大学于下意识间流露的以官为尊的心态泄露了我国大学的精神沦落已经到了大学要依仗官威来显身价的地步。其实，如果高官有相应学术背景而又愿意弃官为学，受聘并无不可，但大学乐此不疲地去争枪高官、把争抢成功当喜事，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就很卑微了。说来好笑，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让我忍不住想起两个月前（好像是10月11日）从央视二台 “马斌读报”听到的“轶闻”：某大学今年新生手册在介绍学校教师时有如下内容：某教师长得如何帅，某教师声音又是如何有磁性。这好似花街广告般的内容下作得有些离谱，可在我眼里，与权势调情并不比这好到哪里去。
不仅赤裸裸的趋权，也赤裸裸的趋钱。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竞相争“聘”毫无学术背景的富豪当教授，这种闹剧突出表现了如今大学的趋钱性格。除了向权力、金钱献媚，也向明星献媚。聘演艺明星当教授早已成旧闻。而数月前沸沸扬扬的刘翔免试读博，该与不该，姑且不论，真正表明大学滑得太远的是相关大学指派十几位教授上门授课。莫说中国体育走的是一条与大众体育相背离的精英体育之路，这条路的实质是国家把夺取奖牌当目标，为此，用纳税人的钱集中资源于精英培养而忽视民众健身条件。据有心人估算，平均一枚金牌，投入达7个亿。这种情况下，取得再多金牌，价值都大打折扣。而单从这件事暴露的滥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看，大学在教育公正问题上已经没了底线。
丧失独立，还有一特殊表现不能不提。
大学变异为政府下属机构，不断从政府接受指令。这情况延伸到校内关系上，是前面提及的校内行政与教学的颠倒关系。行政系统指挥和支配教学，90年代以来逐渐常态化。庞大的、支配欲强烈的行政系统热中于制造出大量“工作”要求教师完成。其中许多“工作”极其荒唐，干扰极大。别的不说，仅只填写大量无意义表格，就令教师穷于应付。一份科研成果表或者教学计划表，交叉重叠而又个个不甘寂寞的行政机构，会要求教师反复填写多次，弄得不堪其烦。再加上由行政主导的各种“评估”、造假，本应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师生陷入大量耗时耗神、于创造无益又败坏心性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已是经常性、例行性的。最近有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国际竞争力差，影响中国进入知识经济。原因固然多多，其中，根本原因无疑是经常性配合政治或时事任务，使教学脱离探索真知所必要的中立性，但校内行政源源不断制造出“工作”来骚扰教师，使师生的研究和教学时间被大量侵占，也是重要原因。
行政主导的大学处处遵从外部指令，使大学甚至连订阅和购买图书报刊也不能服从师生教学活动需要，这更是奇闻。如今各高校大楼越来越漂亮，硬件设施越来越先进，但师生教学和研究活动需要的图书、报刊杂志越来越少，这情况在经费不那么充裕的学校尤其严重。不过主要原因并非经费短缺。报刊杂志中那些过去不愁嫁的“皇帝丑女”，现在得靠摊派维持发行量。而许多大学对摊派下来的报刊图书无一不订不买，而且从校图书馆到系科层层订阅，结果，这类与学术毫不沾边，对教学毫无用处的报刊大学里各部门一应俱全。财大气粗的学校花这笔冤枉钱倒不一定影响师生的正常图书资料需要，经费不那么充足的大学就不同了，于是便压缩正当的图书报刊开支，在有的学校，一些很常规的学术性报刊竟然找不到一份。几乎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整体教学研究水平不下滑才怪。问题还在于，不管学校财大气粗也好，拮据也罢，在纯属大学教学研究环节的图书资料订阅上去服从外来摊派，丧失独立的程度实在惊人。
2． 被边缘化、遭背弃和打压的生存之本
对于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来说，学术自由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产生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学术自由坚持的研究和教学无禁区、对各种思想无偏袒，一方面鼓励了新思想、新知识的出现，另一方面为不同的思想在平等论辩中呈现自己的真理性提供了条件。有学术自由，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就能得到保护；学术自由遭遏制、打击或否定，必是创造力源泉的枯竭。而承受创造力枯竭后果的，决不只是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巴特.嘉马特有两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教书工作乃是大学教育的关键中心”。可是，能够充当社会心脏的是独立的而非听命的大学教育，能够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中心脏地位的教学是符合知识探索和创新规律的教学——即，由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来保障的而非处处受干涉和掣肘的教学。如果说，丢失了独立而依附权势的大学教育不配作社会的心脏，那么，缺乏学术自由、受制于权力或其他外部压力的教学不仅因丧失知识创新和传播的能力而无力支撑大学教育在社会的心脏地位，而且会使教育沦为反教育。
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在我国却命运多舛，曾长期遭受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如今虽然少有人公开否定学术自由，可地位十分边缘——其实，说边缘不准确，真实情况是，学术自由仍被当成防范对象，受到排斥和变相否定。最近不就有某名牌大学党委书记答记者问时宣称“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番话公开否定了教育的中立性和教师教学的自由。
然而，包含在学术自由之内的教育中立性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前提。中立性意味着通过教育不是要告诉学生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而是帮助学生开发智慧，使学生获得辨析能力、创新能力、批判、反思能力，能够独立看待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独立的精神探索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信念。而教师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教学，各抒己见，则可以为学生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时时面对多种观念的并存和冲突。这对师生都很具挑战性。然而，那位书记的讲话表明他仍然把大学视为政治及意识形态阵地和工具。只不过，对大学的这种认知并非只属于该书记的个人见解，这其实是以往长期拿大学当阵地和工具而相沿成习的政治功利主义治校方略，也是对当下真实教育政策的表达。
只要继续把大学政治功利化，把规定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当目标而要大学继续充当统一思想场所，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学术自由在我国受到的钳制无处不在。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位授予的审批权，掌控课程设置、根据意识形态偏好指定设置某些课程，插手大学的教材选用甚至直接指定教材，等等，都对学术自由构成根本性钳制；而大学内部鼓励告密，越来越多大学在教室安装的电子眼把教学全程置于行政监控下，更收缩了思想、学术的空间。师生不能在自由对话和自由交流中逼近真实、发展知识。这已经构成对我们民族智慧资源的严重摧残。危害不仅在此，更在于，把政治功利主义灌注到大学教育中，让大学承载与其批判性创造性发展知识的使命相悖的统一思想功能，注定要对独立思想抱猜忌、敌视态度，注定要排斥能激发思考力的和有持久智力价值的内容，拒斥对任何现成观念和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比较的理性精神，而且注定要扭曲人的精神、败坏人的心志。对此，笔者六年前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文中有过剖析：“政治功利主义直接关涉教学内容这个要害问题。特殊的政治需要，哪怕不那么自私，也有着使人思想划一的倾向和囿于一时之功利的倾向，所以天然地具有排斥那些使人视界开阔、目光远大、灵魂丰满的东西，天然地排斥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排斥与此密切相联的无私的好奇心，知识上的冒险意识和反独断的探索精神。如果这种需要本来就自私，那么，狭隘就会成为一种必要，根据需要来掩盖、歪曲、篡改历史或社会真相也会成为一种必要”。可叹，这情形还在继续。一系列旨在灌输的课程，本质上带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偏执，并且充满空洞废话。它们传递一种懒惰而愚蠢的思想惯性，这种惯性使许多人到了不讲套话蠢话就不会开口说话的地步。尤其严重的是，一种建立在强迫性遗忘历史、歪曲和伪造现实基础上的观念长期通过从初等到高等学校的讲台系统地灌输给学生。持续灌输使学生装了满脑袋的偏见和极端思想，却对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抱先入为主之见。近年来，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上，充满仇恨的极端主义情绪和狂热表现在众多大学生中成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正是这种精神催眠加偏执教育之“功效”的不幸证明。
大学的系列灌输性课程，除了强制灌输早已对现实失去解释力的学说，还有一大特点，即，对政治权势人物的言论作微言大义的过度阐释和延伸。这就在训练气质性的独断和盲从以及教学生习惯于言辞与现实的背离的同时，让学生领略和练习如何投机、如何趋附权势。人们对现在大学生中很常见的投机表现和玩世不恭有很多批评，但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在塑造这种病态人格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上。
缺乏学术自由，大学的教育无力提供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却以偏见和谎言影响学生，导致对事物扭曲、变形的判断和自身精神的沉沦。这样的教育对广大学生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欺骗。
对教师来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最深的社科、人文领域，诚实的研究和教学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而相关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设立具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袒性的课题，附着在这类课题上诸如职称、金钱等一干好处的诱惑与独立、求真必得时时面对的不公甚至险境形成鲜明对照，使教师群体发生了可悲的蜕变。一部分人加入了合谋构造伪现实的行列，源源不断炮制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不过是政策的阐释和宣传，是在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指鹿为马，是对无由辩护、不可辩护的作辩护……；还有为数众多的人充当精神窃贼，干抄袭剽窃的勾当。所有这些不仅与学术毫不相干，而且是对学术精神的彻底背弃。
3．背离民主化潮流
由于接受教育是每个人踏上社会，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必要准备，使得教育的民主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重视。要使教育实现民主功能，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尊重教育自身解蔽、益智的功能。对民主有无诚意，不在口头声明，而在行动，就教育而言，便至少要从这两方面考察。一看有没有尊重人的平等受教育权；二看通过教育过程是使真相逐步敞开还是扭曲、遮蔽真相，是开启思路还是给思想设限，是拓宽精神视野还是给自由精神打上封条，是培育良好的判断力还是用谎言和谬误去迷乱人的心智。
根据这两方面来判断，我国教育表现出与民主走向相悖的性质，大学的背离尤令人瞩目。无疑，民众最感切肤之痛的是在所谓教育产业化名义下把受教育机会当高价商品，青年学子想上大学，除了并未一视同仁的考场成绩⑦，最受考验的就数家长的钱包了。连年急速暴涨的学费，把越来越多城乡底层家庭的青年排斥在校门之外。排斥情况之严重，已经使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重要渠道，在我国连象征意义都谈不上了。然而，根本性的背离是由对大学独立性的否定和对学术自由的防范、扼制造成的。因为，这种否定、防范和扼制使教育具有了制造蒙昧的性质和愚民的性质。这种不正常状况由于长期持续和不断强化不仅呈常态，还被赋予“政治正确性”变得理直气壮；大学自始便存在的与民主的天然联系却因长期回避而淡出，现代大学担负的传播民主价值、培养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使命则被防范和压制。
事实上，支配我国教育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就与民主格格不入。诸如权威崇拜、整体至上、忽视和贬低个人、对自由思考、独立精神、批判怀疑精神的敌视等，共同构成我国教育的总体特征，对我国的教育思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特别在参与和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人身上成了一种思想和情感惯性，以至于即使谈及教育民主也往往流露与民主南辕北辙的观念。前述名牌大学党委书记那番话，可作如是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题目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附录中中国委员的发言，更提供了绝妙印证。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一完成于90年代中期的报告作为对21世纪教育将“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和思考”，是关于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献。而对教育民主性的强调可以说是贯通于整个文献的灵魂。无论对全球教育前景的展望，还是表达的指导性原则和方针，都回荡着民主基调；无论对教育平等的多角度多层次关注，还是倡导的教育目标，都体现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例如，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和特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排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教育中提高处境不利人群的入学率；通过教育，培养民主运作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使人自由地确立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为负责任的公民生活作准备，等等。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得到委员会成员一致赞同的报告的实质内容和要点，所以也是作为报告的主体部分提交的。
为了反映看法的多样性，报告还附上了来自11个国家的委员写的文章。中国委员的文章在基本精神上与整个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形成引人注目的对照。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尽管内容各异，但都传输了以民主、人权为代表的人类普世价值，把这些对不同文化、信仰、个人生活方式和目标具最大包容性的共同价值观作为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的归属感的基础。但中国委员的发言在题目上就以一个似是而非的“亚洲的观点”与普世价值拉开了距离。而作为“亚洲观点”，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国粹宣扬的，除了具强烈人治色彩，把国家兴盛人民安康寄托在历来都靠不住的统治者德性上的“以德治国”，除了把集体绝对化、神圣化、目的化因而与专制主义特别是极权主义在精神上同构，一实施起来往往蔑视个人的“集体高于个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承认权威”的名目下对一种地道的奴性哲学津津乐道，当成现今仍该发扬的正面价值兜售：“通过教育，统治者应‘学会体察民情’，而被统治者要‘学会顺从’。强者的这种体察和弱者的这种顺从被看作社会秩序稳定的保证”。然而，所谓“体察”和“顺从”说隐含的对治者和被治者作绝对划分也好，教育充当统治者驯化百姓的工具也罢，无论曾经可能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因本质上的反民主而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截然对立。但此番说法不仅把对教育的这种统治工具的定位作为中国文化精粹和所谓亚洲价值观推销，末了，还据此在东南亚地区的现代威权政府与这一地区出现所谓经济奇迹之间虚构因果关系，称：“尊重权威对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有利”。
普遍价值不是没有谈到，却以特殊解释和限制使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异。例如，在“教育为促进全球伦理学而应培养的普遍价值”标题下谈人权，这人权就已经不是国家权力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循着“集体高于个人”的思路，以“使个人权利与集体的权利协调一致”这种实质上把人权的解释权留给国家的表述，把人权变成受国家权力限制因而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的空洞之物。至于集体对置身其中的普通个人是否压迫性的，却只字不提。⑧
如同那位党委书记对大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见解并不仅仅属于书记个人，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中国委员的上述与民主、人权拉开距离的发言也肯定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实际上，这是持续支配着我国教育的观念。
4．深度腐败
大学历来承担着批判性保存和发展人类知识和价值的传统使命，这价值领域的使命表现为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尤其当社会处于价值激烈震荡的转型时期，大学的这种作用更加突出。然而，当其体制上成政府下属机构，作为大学核心价值和生存之本的学术自由十分边缘，办学宗旨既偏离大学自诞生就坚持的开发人类精神潜力，又割断大学与民主的天然联系，背离现代大学推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正的使命——这样的大学已经灵魂不附，遑论为社会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
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不仅把传统使命抛弃得十分彻底，而且在近一二十年间不断涌起的非理性狂潮中随波逐流。结果，社会患疾，大学无一幸免。最受人诟病之处，是加入腐败的狂欢，特别是当贪欲被受教育机会商品化释放出来后，便无所节制。然而，这象牙塔内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塔外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乏力。
设小金库、回扣、贪污、行贿受贿之类各领域共有的腐败模式，大学一样不少，腐败程度也不逊于别处。可是真正触目惊心的是大学依仗特殊资源发展出来的腐败新途径、新模式，这是渗透一切学术环节的腐败。
在科研立项、评奖，职称评定，硕士、博士授予权的申请和资格评审这类纯学术事务上，学术标准不敌关系和金钱，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反常已经常规化。拿教师职称来说，有学术实力而不谙或不屑学术外功夫者往往不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但学术之外功夫十分了得的人；就学校之间在博士硕士授予资格上的竞争而言，不向有关部门“行贿跑点”，不跟投票评委一一勾兑，多半没戏。如此，莫说不少大学的教授头衔当不得真，许多学校的学位授予资格也是当不得真的。
教育部名目繁多的“评估”，则催生了大学有组织地造假作弊的腐败“新气象”。这种造假作弊还依仗校方掌控的权力资源教唆、威逼师生参与。大约一年前，成都一些高校为应付教育部教学评估，纷纷组织开展了全校性造假。如何使师生在被抽查中按校方统一口径回答问题，如何制造学习空气浓厚的假象，等等，成了学校整整一学期的头等大事。虽说正常教学活动大受干扰，师生无端遭受折腾，但对校方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卓有成效的造假使得原本资质平平的学校在教学质量评估中一举夺优。接下来是重奖有功人员。最搞笑的是，被重奖的除一些二级学院的头儿们平时有教学任务，其他的几乎清一色不教不授不做学问但在造假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行政、后勤官员。奖励方式是按这些有功人员行政级别高低，分别组织到国外或国内公费旅游一遭。而这如水般花出去的钱，多半是要打入教育成本的。
本该既保持标准又开风气之先的大学竟然有组织地造假，如此示范，难怪学界作弊成风，难怪诚实、正直这些品质越来越稀缺。不过，为了应付形形色色的“评估”而造假，社会危害性可能稍逊于下面一类造假：每年国家课题中设立了为数不少的偏袒性或对现状辩护性的伪学术课题。这类“课题”需要的不是学术实力而是政治站队，不是学术良知而是见风使舵和善于搁置良心去投权势所好的投机性。伪学术“课题”的课题费十分可观⑨。这钱不仅滋养了大堆学术垃圾，还提供给一些无良学者的发财途径——还在90年代初，学界“先知先觉者”就已经发现，争取国家课题是学者名利双收的一条捷径。
背离了大学精神的高校尤其把久已有之的体制性扭曲、劣变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如今，任何评比、任何一种学术职衔或荣誉设置，都会迅速变成新的分赃途径和分赃机制；而学术上引进任何评价指标，都会迅速发展出足以应对它的新的造假手法。所以，许多在学术上连三脚猫功夫都谈不上的学官可以脚踏几只船，官位、学衔、研究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专家……有多少要多少，一个不拉，统统集于一身。最近有人鼓噪设文科院士，我看，趁早打住。莫说我国文科严重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分科不伦不类，根本不具备设立条件——据悉，中国社科院将建立的学部委员制，可能成为在文科建立院士制的前身。而它要设的五个学部中把作为人类思想探索中出现的众多流派之一的马列主义跟人文、经济、国际问题、法学与民族学相并列。这破坏学科为基础的分类就很让人看不懂，但却提示了：推选学部委员的标准不可能真正从学术出发——⑩。即便搁置意识形态化导致的学科关系混乱，仅根据这么多年屡试不爽的变形规律，此举也无非增加一个学术上的顶级分赃机制罢了。
至于为克服学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而引进的国际上常用的“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自然》和《科学》论文数”、“SCI论文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等评价指标，命运一点不比学术职衔之类的好。这些指标，比如“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在中国大学作弊造假是轻车熟路。例如，怎样提高论文引用率？就有大学能够发明出如下作弊法来应对：以金钱奖励为诱惑，要求教师在论文中引自己学校刊物上发表的本校教职工的论文。这可是一举多得：既制造出了“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又提高了本校刊物的“论文引用率”。
在作弊常规化、组织化的环境下，作弊是正常态，不作弊倒成了另类、傻冒。
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弊丑闻，人们现今还只盯着抄袭剽窃、篡改试验数据之类个人劣行，对性质更加恶劣的有组织作弊缺乏足够重视。笔者说得上是学界抄袭剽窃劣行的经常性受害者了，对这种或偷鸡摸狗或明火执仗的思想盗窃行为深恶痛绝。但平心而论，无论对学术可信度的破坏，还是败坏学生心灵和加剧社会精神沦丧，个人剽窃行为再怎么层出不穷，再怎么可恶，跟大学有组织作弊这样的集体欺诈行为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何况，有组织的作弊还为大量的个人剽窃行为撑起了保护伞，剽窃者可以有恃无恐。所以，才有如下怪现象：几年前在某名牌大学身居要职者的剽窃丑行已经引来“洋人”兴师问罪，却地位巍然不动；抄袭剽窃劣行最近曝光的“著名法学家”可以对采访记者公然以“某某部会找你”相威胁……
五．结语
中国大学远远偏离了大学正道，这对国人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不幸事实。但大学似乎当局者迷。对自身的精神沦落缺乏自知，反倒陶醉于学校规模越来越巨型化、硬件设施越来越高档，还特别热中于“创一流的”吹牛皮——有的高校校级官员就大白天发热昏胡话：“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最先进的”。这超强良好的自我感觉可是比问题本身还麻烦。因为这完全杜绝了通过自我反省走出泥沼的可能。
然而，反省这一步是迈不过去的。只有经由反省，回归大学正道，大学才有希望。诚然，在当下政治、社会状况掣肘下，大学的回归之路艰难而漫长。不管机构独立还是学术自由，都不是大学独自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所有关心中国大学前途的人们共同努力，创造条件。但大学自身至少可以从恢复精神的自尊做起。
2006-1-4
注释：
①在“教育产业化”前加“所谓”二字，是因为在“产业化”名义下实施的是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
②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20页。
③《圣路易》（法）雅克.勒高夫著，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249页。
④《华盛顿选集》261页，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翻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134页。
⑥参见：（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
⑦起码，由于招生名额向大城市特别是向京沪等特大城市倾斜导致的不同地区录取线的巨大差别，就使这考场成绩作为衡量标准的公正性大打折扣。——作者
⑧周南照：《教育与文化之互动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亚洲的观点》，见《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⑨例如，课题费上亿元的当代社会阶层变迁研究。该研究按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官员阶层美化成“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却无视高级官员中变相的世袭性和由此产生的封闭性，无视整个官僚集团中广泛而深刻的腐败，无视利用公权设置私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抵制改革在官僚集团中有相当代表性。事实上，当前中国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官僚阶层。只有罔顾事实，才会把最大阻力封为“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至于所谓“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之说，其实为极端官本位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报告中关于“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断言，则事实上用极为可疑的“不一致说”和“补偿说”为后来广泛发生于官员中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利用公权设置私利提供了合理性辩护。——作者
⑩据2005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社科院欲设“院士”？》，参加学部委员推选的人“必须有副高以上职称或者是党委委员”。真不知这“党委委员”身份与学术何干？仅此规定，便透露出非学术因素不仅渗入进遴选标准，而且举足轻重。——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