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昆明已经有好多次了。
这次是应邀到云南大学、云南警官学院等高校进行学术访问，在完成计划中的学术报告后，主办方热情安排我到昆明的著名景点看看，于是，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旧址（即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
其实，早在1995年，我在云南师大开会时就已经来过，当时旧址十分简陋。十多年过去了，听说有些变化。重访旧地，固然还有其他原因，跟研究生上课时，每次讲到中国大学的发展或者谈到中国大学精神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西南联大！她就像中国大学的精神殿堂，你能避而不谈吗？但是，她的博大精深，她的伟岸恢弘，能随便谈吗？因此，这次到访，我一直怀着特殊的崇敬，对她几乎是顶礼膜拜，有一种朝圣的心态。
五月的昆明，一早有些清凉，我们来到旧址。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暨云南师范大学成立70周年的时候，校方对旧址进行了修复，还设立了展览馆。在那里，一眼看到的是三尊塑像，分别是西南联大时期担任校务委员的三位校长：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这是中国任何一位文化人到这里都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的三位大师，他们应当站在这里，没有他们，中国大学的历史将黯然失色。
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国抗战共始终，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平、天津失陷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平津地区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搬迁至湖南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经过艰辛的长途跋涉，又西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滇办学经过了整整8年时间（1938年5月4日开学至1946年5月4日结束）。
有人说过，如果说中国有过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那她就是西南联大!她不仅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刚毅坚卓”校训精神，而且培养了大批对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然成为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同时，更值得敬佩的是西南联大一直保持并引领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核心精神。
根据展览馆的资料介绍，我们看到这所中国大学的殿堂是如何的辉煌。在各学院的教师名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学科的泰斗级人物和如雷贯耳的大师：文学院——朱自清、陈寅恪、罗庸、刘文典、闻一多、王力、吴宓、钱钟书、朱光潜、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吴晗、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贺麟、熊十力等；法商学院——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另外，还有其他学科的吴有训、叶企孙、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等等。如此精良和雄厚的师资，恐怕在中国大学历史里算是空前绝后了。
另外，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响当当的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8人；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思想家殷海光、翻译家王佐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据统计，在后来西南联大师生中，有171人（其中学生92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成果无须赘述了，其所培养的杰出人才及其所获得的世界公认的成就足以证明这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除了西南联大所培养的杰出人才被世人敬仰之外，其维护大学权益、坚守大学风骨也常被津津乐道。
虽然，西南联大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但蒋梦麟、张伯苓力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梅贻琦非常重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他说：“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正是他的这种信念和精神，使西南联大优秀的学术传统传承下来，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在《我心中的西南联大》之序中回忆：在1942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次下命令给西南联大，要求全国大学的教材内容、考试方式、课程设施都要统一。这一决定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教授们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致函教育部：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育部指定，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于是，教育部不再干涉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了。如此抗辩书，真是拍案叫绝！这甚称是中国大学历史上维护学术权力、拒绝行政干预的经典范例，也体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对照如今的大学，被统一的何止是教材、课程？再也难觅大学为维护学术权益而如此坚守的案例踪迹了，哪怕是北大、清华，昔日的风骨安在？
在联大期间，尽管战乱不断，生活清苦，但传颂着许多文人轶事、风雅趣闻。
展览馆里特别有一处特别的人物雕塑，讲的是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影响着一大批学子，翻译家巫宁坤回忆到：学校附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联大的学生，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各得其所。对于茶馆文化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茶馆对联大学生的巨大影响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也可以窥见一二。汪曾祺在《泡茶馆》中有精彩的回答：一是可以养其浩然之气，学生生活穷困潦倒，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二是茶馆出人才，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三是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他还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其实，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有其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茶可以健身、养心，茶也是一门禅学，需要用心去体悟的。当今社会功利浮华，更需要从茶中体悟：高洁远俗、悠闲恬静、静穆芳香。我们今天有的是各种奢华的茶庄，可惜，缺的是喝茶的心态。今天的大学和大学里讨生活的人群难道不应该从茶中感悟一些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我们来到后山，那里立着被称为“三绝碑”的纪念碑。
1946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北返，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5月4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并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闻一多教授篆刻、罗庸教授书丹。纪念碑碑文1100余字，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阐述了联大纪念的内容，碑文中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壮志豪情，气势宏伟。今天，它仍然屹立在那里，这正是这所大学的精神气质，也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我们的精神堡垒，一本厚厚的书，她的精神、她的故事不是用一天时间可以读完的。
下午，我们回到云南大学，来到我的同门师兄董云川教授、刘康宁博士等一批学界精英共创的高等教育研究院。也许无形中受联大精神在这块西南大地上的浸染，这些年研究院的成果在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崭露头角。在董兄的办公室，我们瞭望着美丽的翠湖，品味着醇香的普洱，畅谈着深奥的禅宗文化，讨论着联大的前世今生。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他办公室挂着一幅著名哲学家涂又光先生所题“自然而然”的书法条幅，其意含不言而喻。涂先生是冯友兰教授弟子，早年编纂冯友兰《三松堂全集》14卷，翻译冯氏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其影响颇大。言语间，共同回想起当年涂先生在华中科大给我们上《中国高等教育史》时，那长衫马褂、鸿儒博学以及那老派旧式的讲授方式，让我们着实感受了一把哲学家的睿智和风采。
时代发展到今日，站在时间的这头，回望历史的长河，在岁月的沧桑中找寻着我们曾经拥有的辉煌，感慨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精神传承，她仍然是那样的耀眼和光芒四射，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感叹并感激着剩下的这份精神永不过时的遗产！
作者简介：贺祖斌，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校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思考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