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笔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数篇论文。今天摘编《仿真推演：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的部分内容，并增补一些文字，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七。
笔者曾经试图用现有的一些经济增长模型核算中国1978年以来高增长的来源，但发现无法解释改革前后的要素投入的高产出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中国1957—1977年和改革开放1978—2018年，投资（也可以用资本存量变化）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1%（去掉前增幅过大的前两年）和18.12%，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和1.64%， GDP年平均增长率却分别为5.5%和9.51%。改革开放前后比较，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幅度分别降低66%和56%的情况下，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却提高了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现成的几大模型也说不清楚在要素投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产出为什么会大幅度增加。
于是，作者分块寻找，先看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变动情况，再将其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TFP变动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TFP的增长幅度比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得多。那么，中国的这么丰厚的TFP来自于哪里？笔者发现一是由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生产潜力和城镇住宅资产零到市场价溢值所贡献，这颠覆了教科书上现代经济学上TFP因广义技术进步而形成的定义。另一发现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设用地出让零到市场价值的溢值是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最大来源。其通过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收入和生产三法平衡，计入了GDP。这一增长的来源，由于现有的模型中没有土地资产溢值变量的设置，现有的各大增长模型均无法对其进行核算。
归纳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增长奇迹的来源，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方面。
1．经验数据不支持创新会促进经济J型增长的看法
一国产出增长速度决定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速度和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要素产出水平的提高。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将这种投入量不变，产出量却因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部分，称之为“额外”所得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其来源于教育普及深化、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新技术装备化和产业化等，因此，也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TFP。
1971到2018四十八年的时间，就许多生产率计算的文献综合和历史数据观察，发达和后工业化主要国家的TFP增长率平均在0.8到1.1%之间。琼斯用欧美的历史数据分析，质疑研发人员指数性投入会使TFP也J型增长的看法，菲斯佩奇更是认为，从各国TFP增长看是一条平缓的曲线。笔者观察，各国TFP增长上下波动很小，几乎与横轴平行。为了与中国同比，1978—2018年间，美英德法四国年平均TFP增长率分别为0.9%、0.93%、0.86和0.94%；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日本和韩国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4%和0.79%，而其计算中国TFP的增长率年平均高达3.49%。而其计算1971到1977年，中国TFP年平均增长率却为负的2.04%。
中国的经济学和政策研究界通常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广义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对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也期盼于人力资本积累和质量提高，以及技术进步和创新。一些学者还认为，创新会使GDP呈J型增长。这可能是一个希望不大的小概率事件。
2.197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71%来自于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一个从一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轨形成生产力的释放，即改革会获得全要素生产率。1978年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的创新能力高于欧美日韩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二元体制国家存在着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当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这些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的潜能得到释放，增加了产出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二元体制存在改革TFP的原因。
一方面，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教育、科学和技术的春天；而体制改革使广义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功能正常得到了发挥，笔者这里将中国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平均增长率乐观地确定为1%。
另一方面，没有体制改革，也就没有亿万人民和千万家企业的积极性，如1971到1977年TFP负增长2.01%；而1978年到2018年TF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49%，其中的改革TFP的增长速度为2.49%。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41年中，改革和创新形成的TFP增长占GDP增长的36.70%，其中改革TFP增长占GDP增长的26.18%。
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1978—1985年，农业总产出增长124.29%；投入部分中，农业耕地和园地增长-1.44%，有效灌溉总面积增长-1.14%，农业从业劳动力增长5.21%，化肥施用量增长63.47%，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56.31%。然而，剔除价格因素，农业从业劳动力人均收入增长高达904.42%。农业净产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农业TFP的提高。
1978—2002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从208.32亿元增加到32 385.80亿元，占GDP比重从5.66%提高到26.61%。从核算来看，25年间，劳动和资本产出（折旧加利润）比分别为29.10%和40.08%，影子价格的地租部分估算为21.48%，而广义技术进步为9.33%。
1978年开始，实施了从强调工作无私奉献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观念的转变，从平均分配到绩效工资奖金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在劳动力和资本数量既定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分不同行业，产量增加从15%—40%。
3．产品要素市场化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TFP增长
改革TFP，首先是要素从计划配置向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要素生产力获得的。1978—1997年，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TFP增长占这一时期总经济增长的28.67%。承认个人和企业经济利益、发展市场竞争主体、价格市场双轨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经济活力，解放生产力，GDP年均增长率为10.05%，TFP年均增长率为3.87%，TFP年均增长率占GDP年均增长率的38.51%；而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TFP年均增长率为2.87%，占总TFP增长率的74.16%。
中国改革TFP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城镇住宅从实物分配和生活资料改革为货币分配和资产，从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理由是，二元体制转型的特征，是原有土地房屋等从无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向有价格的资产转变，其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的是其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这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不会发生，只是转轨国家土地房屋价值在市场化转轨改革中的一种特殊释放。
分析和计算1998到2018年的数据，发现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TFP增长占GDP增长的14.89%，而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为8.67%。从经济市场化、货币化和财富化过程看，城镇住宅从计划经济体制不可交易的生活资料，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化转变为可交易的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是二元体制经济体TFP的另一个特殊和重要的来源。这一期间，GDP年均增长9%。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13%，其中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为1%，改革TFP年均增长2.13%。改革TFP增长的结构为，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使TFP年均增长1.34%，要素市场化TFP年均增长下降为0.79%。
4．土地资产化是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潜能的最大来源
虽然对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上涨太快有很多诟病，但土地从无价值的资源和生产资料，向可交易和有价值的资产化改革，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最大来源。从房地产业增加值从无到占GDP比例越来越大，其通过购买土地方的支出、地方政府的收入和资本利润、物业租金和居民自己房屋给自己虚拟交纳房租核算方式计入了GDP。并且，房地产行业和居民按揭贷款向银行等机构所交的利息，也成为金融行业增加值的一部分。
1998—2018年间，土地由无偿划拨改革为有偿出让，从无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变为资产，其源源不断从零到市场价溢值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1.17%上升到2018年的7.75%，累积形成的增加值占这一时期GDP累积额的5.38%。同时，房地产、金融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和比例从1997年的1.7%、5.2%和5.8%分别上升到2018年的7.1%、7.7%和7.0%，使这三大与土地和建房有关行业的增加值从占GDP的12.7%上升到21.8%。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地从没有价格的资源和生产资料划拨向有价有偿出让改革，土地先是协议出让转变到21世纪初的土地挂牌、招标和竞价拍卖，伴随出让土地和城镇住宅的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催生和扩张了房地产为主，包括金融和建筑业的快速和繁荣发展。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建设用地投入和出让土地零到市场价溢值，分配方面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项下；支出方面企业向地方政府交纳了购卖土地款；生产方面可以以银行收取有关贷款利息、企业土地与建筑物不分的折旧和利润、住宅厂房商业楼租金、按国际核算规则居民自有住宅给自己虚交房租等计算其产出。
分析至此，最后作者发现，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到底来自于哪里，方法先是用归纳法一部分一部分去找和整理起来，再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关系加以综合和总结，建立二元体制转轨经济奇迹增长的核算模型：
一句话小结：如果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化和城镇住宅及出让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