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体制，究竟是采取计划，还是选择市场，才能够良好地发展经济？如果说自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以市场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为主的近代经济学体系诞生，这个话题可以说，先产生了马克思与马歇尔在经济学价值和价格理论上的分野，再发生了米塞斯和巴仑之间的相互辩驳，一直到凯恩斯创立需要国家调控的宏观经济学至今，相互争论至今。笔者就此结合苏东国家转轨，发表一组专栏文章，与网友们分享。今天发出之一。
由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与用于生产财富的资源有限，资源供给总是呈现为稀缺状态，于是有了人类关于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思考。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率即资源利用的效率，全国的产品由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地租构成；分工形成交易，如何生产则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资源的配置。亚当·斯密从经济运行结果方面认为，市场交易能够促使所有个人的利益相互协调。个人之间基于市场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天然协调的特点，只要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个人私利就能够自动地达到社会总体的和谐。市场交易导致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1]让·巴蒂斯特·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认为，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供给会自动地创造需求，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学界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萨伊定律。[2]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均衡价格进行了论证和引申。马歇尔认为，净产出由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各要素的贡献以及生产组织者的要素组织而形成。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其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定价分配论。在他的分配理论中，他运用连续原理、边际分析与局部分析等基本方法，将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从市场交换的角度，使商品价格的决定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统一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以及实现这两个最大化行为目标的市场供求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由此，他将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从一般商品到生产要素，从价值论领域到分配论领域，贯穿始终，从而以生产要素定价的形式解决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无论是产品、资源和要素，其市场价格主观上决定于需要者的边际效用，客观上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反过来说，价格和供求机制调节资源和要素的配置。[3]
他们都认为，政府只需要制定规则，成为市场经济机制的守夜人，资源配置则由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机制自动调节，通过各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去决定一个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其结果会有效地利用资源，给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带来满意和不断增进的福祉。
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中，欧美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国家中发生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萧条，暴发了程度不同的经济危机。卡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等著作中认为，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是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对劳动剩余价值的一种转移，并且在转移过多时，会造成劳动者工资过低，使得工人群体的总消费能力相对于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和供给的总产品购买力不足，结果就是生产过剩，进而暴发经济危机。这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致。[4]
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认为，人们的消费边际倾向递减，人们投入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人们有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收入或财富的心理动机—流动性偏好。这些客观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使人们在行动上不再多拿出货币来消费和投资，结果使整个国民经济于流动性陷阱中。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生产的过剩。在此基础上，凯恩斯建立了就业、总价格水平、货币供求和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等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他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与萨伊定律截然相反的结论，即流动性陷阱是资本主义经济依靠自动的市场调节所无法解决的矛盾，但需求能创造出自己的供给，需要政府主动采取措施刺激需求以稳定经济。这被学界称为凯恩斯定律。[5]
就失业、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这一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难题，马克思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消除生产和生活的私人占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由中央机关来有计划和按比例地组织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工厂和农庄是全社会的生产车间和农场；并有计划地实物分配最终产品，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按需分配。这样，既不会出现分配不公，也不会形成生产过剩。而凯恩斯主义的方案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微观分配资源的基础仍然是市场机制，但强调政府干预，财政增加赤字，在社会支出不足时，扩大项目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支出，扩张总需求，熨平经济周期中的下行波动，进而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关于计划与市场，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进行过争论。然而，他们争论的角度却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争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包括延续到今天的争论，却更像是意识形态的政治争论。这场争论不再在这里赘述。然而，如果将西方经济学家与东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争论和现实中的问题介绍一下，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失败的。
社会主义能不能既有效率，又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进行过长期的争论。西方经济学界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论战。论战的背景是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里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Von Mises）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计算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它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是生产资料市场的消失，这样，生产资料的价值便不可能用货币表现出来，市场就不能从货币度量的价格信息传递和买卖双方的供求不断均衡中起调节作用，从而货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可能起到它在竞争市场上反映产品价值方面的作用，用货币形式进行计划就不可能了。这使社会主义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无法合理配置资源。[6]
米塞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西方经济学界巴伦（E·Barone）的反驳。巴伦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反驳说，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够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巴伦的发现使得社会主义反对者对社会主义的攻击退到“第二道防线”，即不否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可能性，而是否定其实际可能性。哈耶克（Hayek）和罗宾斯（Robbins）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们认为运用巴伦的方程，需要有收集和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办不到。[7]例如，罗宾斯说：“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会需要在几百万个预算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的提法，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8]
为了批驳哈耶克、罗宾斯，当时旅居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36年10月号和1937年2月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反对派的一次反击，同时也考虑了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兰格开拓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经济均衡的主客观条件、运行机制及其具体方式，他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有客观的性质的。中央计划局可以把这种价格作为经济计算的工具，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构画，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市场机制、没有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设想，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模式，而是一种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
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制定价格、调节运行的思想提出后，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指出中央计划手段的有限性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不相适应，因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代替市场的功能，不可能模仿出逼真的市场分配资源的机制。例如，哈耶克当时对兰格和狄金斯方案就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兰格当时也清楚其理论上的这一弱点，他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计划手段问题，而仅仅靠中央计划局去对千百万种产品试错，等计划当局的计算和计划出来，实际的经济运行已经过计划期了，那么他提出的运行模式就会缺乏实际运用的价值。
正当兰格在苦思中，20世纪40—50年代，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它们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入产出平衡表等。这些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和工程领域，如控制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应用于自动高射炮的研制中。而后，它们又被扩展到生产领域和大型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中。兰格据此写出《计算机与社会主义》，通过计算机的价格试错，求解千千万万个联立方程，中央计划机关就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源。[9]
注释：
[1]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5。
[2]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98。
[3]周小亮：《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体制下利益协调机制的理论演进》，《经济评论》2005年第2期。
[4]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
[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2005。
[6]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孙景宇：《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下的社会主义及相关争论——“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反思与启示》，《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2期。
[9]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