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意义与本质要求
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实现从传统经济、传统社会、传统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深刻转变所经历的剧烈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途径，体现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现代化”的道路探索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巩固现代化国防，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则由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首次提出，并逐步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阶段目标明确为小康社会。
新时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需要进行有效应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德国总理时，重点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意义，并指出，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目标，但每个国家都应结合自身实际作出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按照具体要求来讲，从制度与道路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包含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人民角度来看，要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并具体到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四项举措。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角度来看，相较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来看，包含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等要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研究与理论基础
1.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解释
在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之后，学者们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战略方向、国内外环境因素、判断标准与具体意义等，进行了多方位的理论解读。洪银兴从经济维度出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赶超发达国家，前提是制度现代化，实现途径是市场现代化和政府现代化同步推进；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既指明了现代化方向，又明确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张亚光、毕悦从时间维度出发，通过萌发、探索与建构三阶段阐释，将中国式现代化解读为极具历史自觉和战略前瞻性的主动选择。韩保江、李志斌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各个方面。高培勇、黄群慧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达到世界先进和前沿的评判标准，与符合中国自身特色的质的特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解释。
2.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将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国内外关于现代化研究形成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国外的现代化理论而言，罗斯托提出了六阶段论，即从传统社会阶段到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然后从起飞阶段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再到大众化高消费阶段，最终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实现六个阶段现代化；钱纳里等则提出了工业化前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以及工业化后的发达经济阶段共三个阶段的内容。
中国现有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侧重于现代化进程、工农等产业现代化、技术现代化等，主要立足于要素配置等经济增长视角或围绕政策热点展开具体论述。在现代化进程中，林毅夫等从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出发，阐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与现代化，强调结构与效率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性。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部分学者提出工业增长效率的提升、结构的完善以及工业对环境影响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并将工业现代化拓展至经济层面，认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四方面内容是新阶段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战略。此外，黄群慧从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视角出发，强调了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新发展阶段后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在这一阶段，伴随着工业现代化的研究，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以及各产业协调发展等产业现代化研究逐渐占主导。同时，在不同产业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升技术生产率一直是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社会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等。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在于，其承接了国内外不断更迭的现代化探索成果，亦开启了基于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篇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具备理论基础的同时，亦亟须助推其发展的新理论、新方案。
3.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方案
不同研究者从发展、治理等不同角度，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提供方案。王一鸣认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并基于此塑造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紧握发展的战略主动。项久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国家治理、物质生产与社会建设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根本优势所在。
综合上述理论基础与最新观点，现有研究从多个视角与维度，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剖析，从早期的聚焦产业发展、要素配置效率分析，到科学技术进步对现代化作用的研究，再到聚焦于人民本身，研究共同富裕等民生领域的现代化，紧密结合了不同阶段我国的特定改革进程和鲜活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然而，从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就文件谈文件，缺乏在中共二十大精神指引下的学理拓展和理论阐释，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线索并不清晰。如何结合中国已有70年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和特有的逻辑是摆在理论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针对这一难题进行破解，构建理论逻辑框架，具体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融合了未来现代化国家发展形态的构想和中国式的特色实现路径，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和发展前景的明确，值得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理论诠释和深入研究。
（一）理论逻辑框架构建
本文尝试构建以“政府作用内生、回归劳动价值论、异质性劳动与经济循环主动适配、供需有效结合、多层次愿景体系引导、高质量发展支撑”六位一体的逻辑框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一般现代化的增长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六方面的独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政府作用内生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泉是劳动，中国式现代化是技术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是异质性劳动与国民经济大循环的主动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是由单纯供给推动转向供给和需求的双向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由个体增长转向将人民—国家—世界的愿景发展三维融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由粗放式增长转向推动高质量发展并构建新发展格局（见图1）。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逻辑线索
1.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政府作用内生于经济运行的过程，应深刻理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单纯借鉴以西方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机制，而是始终保持着政府引导、集体决策与经济运行的有效结合。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发展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不断加强经济探索，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大力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起飞形成了资金积累，并通过任务导向型举国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基础，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国家安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并行的发展历程，虽然从总体上学习了西方的市场化发展模式，但是实现路径却大不相同，政府始终发挥引导器、减震器和放大器的作用：一是，在市场化的每一步进展中，政府发挥引导器功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具体的经济探索中也持续发挥因势利导的引导器作用，比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过程中，体现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二是，始终将维护社会稳定摆在优先的位置，发挥减震器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机制建设中，比如，价格改革并不是像苏联或西方国家那样一步到位，而是通过双轨制等较为缓和的方式逐步实现，当条件成熟时再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从而在促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减少了社会震荡。三是，采用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不搞急转弯。在系列制度改革和体制机制的构建中，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先进行小范围实验，先试先行成功后再拓展到全国，从而发挥了放大器的作用。这些过程使得政府的引领和政府实施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变量，并在大量的实践中提升了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
2.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泉是劳动，中国式现代化是技术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结合
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了明显的技术价值论，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却充分体现了劳动价值论，需要充分考虑劳动的异质性，合理认识要素条件发挥作用的机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凯恩斯理论分析范式差异的一个重要源泉。在要素禀赋与技术创新等叙述框架下，资本或技术等物质要素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这些要素发挥作用需要依靠以人为主的劳动的能动性。因此，与西方理论强调资本与技术的物的范式不同，中国70年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始终充分考虑劳动创造增长的实质，不断践行劳动价值论，并结合中国的实践不断发展和拓展劳动价值论。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要点：一是覆盖主体全面化。中国式现代化所依赖的劳动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内涵，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汇聚，既强调共同的收入水平提升与收入差距缩小，更强调满足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如公平社会制度、均等公共服务、“人人平等”社会文化等内容为主体的共同富裕。二是劳动的多元化与异质性。不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是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均对具体劳动进行了强制的理论抽象，即把各种具体劳动归结为社会一般劳动，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劳动同质性的假定。这就否定或忽略了具体劳动存在异质性的事实。事实上，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主要立足于全体劳动人民，这不仅包括生产性劳动，还包括服务性劳动；不仅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工人、农民等生产性劳动，还包括科技工作者等研发性劳动，企业家、商人等有利于交换的认知性劳动，参与分配的政府部门等分配性劳动，各种异质性和多元性劳动缺一不可，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3.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是异质性劳动与国民经济大循环的主动适配
与西方经济单纯地从劳动到资本再到技术的物的配置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体现了异质性劳动与经济循环主动适配的过程。根据生产—研发—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环节的参与要求，将工匠的生产性劳动、科学家的研发性劳动、有利于交换环节实现的企业家认知性劳动、参与社会分配的政府分配性或整合性劳动相结合，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畅通的经济循环。中国式现代化的适配性过程体现在以下四个阶段：
（1）分配性劳动主导与自然资源相适配。在特定的战备和起飞阶段，通过政府整合性或分配性劳动与自然资源相匹配，提升以资源—分配性劳动比衡量的起飞积累能力，重点解决“经济基础有没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处在经济的整顿恢复和社会民主改革时期，在工业技术低下、农业生产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背景下，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将现代化的重心集中于重工业化。这一过程没有外力可依靠，只能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方式，有效地调动各类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加快形成工业积累，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道路夯实了基础。
（2）生产性劳动主导与外资相适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通过生产性劳动与外引资本相匹配，提升以资本—生产性劳动比衡量的生产能力，重点解决“供给多不多”的需求规模扩大问题。这一阶段我国通过市场化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开始捋顺，劳动、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借助低成本的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与资源代价，空气污染、水资源枯竭等问题随之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也随之被打破。此时政府的分配性劳动主要体现在对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调控上，保障经济的均衡发展。
（3）研发性劳动主导与知识相匹配。在稳定的工业化阶段，通过研发性劳动与前沿边界内的知识相匹配，提升以知识—研发性劳动比衡量的研发规模能力，重点解决“供给好不好”的需求质量提升问题。随着中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对世界技术前沿追赶速度不断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连年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增长率于2007年达到5.26%的峰值，其他年份的增长率总体维持在1.00%—5.00%区间。这一阶段，中国的研发能力从全球第11位不断向前发展，R&D经费投入居于世界第二位、专利申请量排名居于世界第一，开始具备工业化的技术基础。此时分配性劳动的引导主要体现在对科技资金和人才的整合支持上。
（4）认知性劳动与市场相匹配。在工业化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阶段，通过认知性劳动与市场规模相匹配，提升以市场—认知性劳动比衡量的认知能力，重点解决“供给准不准”的需求结构变化问题。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与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高，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数字化技术和新模式不断涌现。以企业家为引领的新模式不断产生，其与中国庞大的市场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市场效应。这一阶段对分配性劳动的引导主要体现在增强对脱实向虚等问题的风险控制、加强对经济转型的主动引导等。
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没有简单复制新古典理论中从劳动到资本再到技术的要素结构被动升级道路，而是用70年的时间从易到难，打造了现代经济体系中供需平衡所必需的三大完整核心要素：实现有效投资的工匠生产能力，加快技术实现的科学家技术能力，实现供需对接的企业家战略认知能力以及保障供求的政府整合能力，逐步解决了供给侧吸收新要素的规模、效率、方向与稳定等现代化系统能力生成问题，探索了一条以异质性劳动主动创造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4.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是供给和需求的双向促进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对全体人民的尊重，既从供给侧给予引导和推动，更侧重从供需双侧角度对全体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等多元需求进行递进式满足，从而保障消费环节的稳定。在低收入阶段，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加快经济增速、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更多地提高就业率；在中低收入阶段，逐渐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除了更多更丰富的物质保障之外，还强调对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满足；在中等收入阶段，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重点解决从优先富裕向共同富裕转变的问题，既强调不同收入群体间、地区间、城乡间等不断缩小相对差距，将绝对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也强调收入渠道的增多、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流动性的提升、公平社会制度、均等公共服务、包容性社会文化等复合概念。在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转型阶段，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协调，将物质、精神、环境等多元需求提到重要地位。总体而言，一方面强调收入等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强调美好生活需要下的精神需求和社会环境需求等。
5.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人民—国家—世界发展的多层次愿景体系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国家愿景，从愿景涉及的主体因素来看，包括世界、国家、人民。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得益于广大人民，但绝非仅承载为个体增长的个体使命。在国家层面上，需要保障军事的安全性，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降低经济的外部依赖性，实现从崛起向自立自强的转变；提高社会的稳定性，使人民生活从艰难向幸福转变；增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从向生态索取向生态反哺修复转变。在世界层面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延则通过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就此给出了详细阐释：“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继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在宏观层面上，“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开放战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等进程，均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构建。在微观层面上，加强科技合作、劳动力要素充分利用、资本要素流动均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从个体增长转向人民—国家—世界三维愿景综合引导。
6.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与国际环境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由原有的单方面聚焦经济增长，转向全局性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经济体制、产业体系、乡村振兴、区域发展与对外开放等维度，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该任务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求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优化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体制结构；另一方面，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国民经济大循环的主动适配过程提供坚实基础与充足动力。第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赋予各产业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含义，既要求在经济发展中避免脱实向虚的偏斜路线，同时强调产业发展实体化、新型化、高质化、现代化；二是基于数字经济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背景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三是提升不同产业间协同发展水平，促成有韧性、有保障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动能。第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是强调农业部门重要性，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强国，加快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与社会化服务并重；二是强调乡村发展、脱贫攻坚的重要地位，以农村发展为关键力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三是强调粮食安全保障，适配绿色发展和国家安全要求。第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整合区域层面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等战略，城市层面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另一方面，协调产业维度与空间维度布局，规划未来高质化、现代化城市与区域发展路径。第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立规矩”，基于规则与制度保障，扩大对外开放；二是“引进来”，聚焦市场、法治与国际，创造一流营商环境；三是“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伟大倡议高质量发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举措并重；四是“稳国际”，深化对外开放策略，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维护国际多元格局与稳定经贸关系。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完整的理论逻辑框架与清晰的逻辑线索，明确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石、目标与任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规划具体的实现路径。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治理结构现代化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第一，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政府领导—政府实施的关系，增强现代化治理能力。完善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激发基层党组织与党员活力。第二，以强基为核心，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保障功能。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构建参与度，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制定有效的经济保障政策，发挥政策的经济调控与保障作用；结合全面依法治国与政府经济法律手段，切实保障经济立法与司法，运用经济法规维护经济运行稳定。第三，以利民为导向，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职能。发挥政府对社会分配与保障的功能，构建现代化公平社会，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进程；主导协调社会各部门合作，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政府服务管理能力。
（二）坚持劳动价值论，实现劳动结构现代化
以多层次劳动结构的现代化为导向，加快工匠、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等多元劳动群体的培养。一是以培养高素质工匠为重点，深化校企合作，定向培训技能人才，聚焦卓越制造人才和产业基础人才培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探索不同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升人才综合技术能力；弘扬工匠精神，培育技能人才职业道德。二是以培养高水平科研人员和科学家为目标，加强绩效考评和激励引导，提高科研向市场和产业转化的积极性；创新科研人才的培养机制，优化培养方法，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高科研人才的研究能力；推动多方合作，实现科研人才联合培养。三是以培养高质量企业家为核心，优化企业家主体地位，增强对企业家的包容性和容错性，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完善企业家选拔机制，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提升企业家对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增加意见表达渠道。四是以培养高品质政府人员和政治家为本位，拓宽治政理政的眼界，提升政府人员政治素养；提升政府人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增强深入群众接触群众的能力；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加政治经验与政治远见；培养政府人员不断创新的服务意识、清廉自守的思想境界。
（三）坚持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实现经济结构现代化
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痛点，实现经济结构现代化。首先，在生产环节上，坚持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提升制造业综合实力，融合高新技术发展；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助力创新产业与企业发展，加强高端产品核心竞争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供给侧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化水平。其次，在分配环节上，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共同富裕。打通不同群体收入流动通道，实现机会平等；优化不同群体收入流动体制机制，实现收入收敛；拓宽收入提升来源，切实提高收入水平。再次，在流通环节上，打破市场分割和封闭小循环，转变地方经济增速目标导向，削减地方保护动力；增强中央主导性和权威性，降低地方保护能力；打通农村与城镇间供应链，畅通产品流通循环，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最后，在消费环节上，提高市场活跃性，全方位激活强大的国内消费。
（四）坚持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实现供需结构现代化
促进多层次需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一是破解内需抑制，将扩大政府投资引导同供给侧投入结构改革有机结合。对住房、汽车等部分领域加强细分，完善基本住房制度和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加大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筹集力度，稳步推进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应，形成购租并举的合理住房消费结构，带动家电、家具、家装等相关消费。实施分类差异化政策，对大户型等改善型住房需求进行适度松绑；为居民合理住房消费松绑。为低收入居民消费松绑，对低收入居民实施一系列消费性减免政策和补贴政策，适度提升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二是破解内需外流，实施对外贸易转向同供给侧产业结构改革有机结合。加快域外需求引入，提高国际贸易品质，打造全球知名消费地标及面向全球的国际消费市场，实现“买全国，买全球”，积极实施国际拓展行动；加快国际旅游消费城市的建设投入，打造全球旅游消费目的地，提升对全球旅游者的吸引力和服务水平，启动外部引擎。三是破解内需分割，实施城乡内需一体同供给侧空间结构改革有机结合。强化农村消费基础支撑，推进农村信息化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农村配送服务网点，完善农产品“进城”和电商物流“下乡”的双向流通体系；促进农村便利消费，鼓励社会资本和品牌连锁机构新建或改建综合消费微中心；深层次激发农村高水平消费潜力，不断提升农村消费结构、层次和水平，引导和促进农村居民的耐用品和高层次消费。
（五）坚持国家愿景引领，实现国家使命现代化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倡导与推广人民—国家—世界多维融合共进的发展理念。第一，在世界层面上，以实现平等、互利、共赢、共享为目标，践行和平、发展、包容、共进的时代使命；传递中国概念、塑造中国形象、表达中国观点、构建中国参与、明确中国主权等，倡导中华文化价值观，拓宽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渠道，推广中国的自然景观、人文风俗、历史传统等独特生活方式，吸引全球居民旅游与体验。第二，在国家层面上，加强增长与发展同步推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以及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社会价值取向，重点提升对巨变、灾难以及非传统安全冲击的修复与适应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地区安全的维护；全力推进拥有综合竞争优势与产业话语权的世界经济强国建设；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品品牌与实力型企业；多方共建拥有透明社会规则与公正秩序的和谐社会。第三，在人民层面上，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增加人民收入、拓展收入渠道、促进收入流动性；提高社会包容性和舒适性，增强社会诚信；倡导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培养循环利用与节约意识，强化生态保护、修护机制与实践。
（六）坚持高质量发展，实现多维发展现代化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要任务，在市场制度、产业体系、乡村振兴、区域发展与对外开放多个维度共进，满足高标准发展要求，实现高水平发展目标。第一，建立与完善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国有经济活力与创造力，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健全反垄断制度措施，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深化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第二，完善更高层次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制造业现代化，发挥创新驱动战略效能，稳定实体经济根基地位；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推动数字化转型与数据要素化进程，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增强现代化产业间联系，促进数字化产业与绿色产业协同融合发展。第三，加大乡村振兴力度，重视农民需求和农业需求，提升农业农村发展优先度，增强城乡发展联系，借助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振兴与优化乡村产业，推进乡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融合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理念，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保障耕地与粮食安全。第四，推动更高效能的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区域及城市间协同发展程度，促进城市与产业发展有效联动；发挥区域政策的调节作用，推进与保障区域战略协同实施；推动城市群、经济圈与经济带建设，激发区域经济活力；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与国土空间布局，提升区域发展潜能。第五，推动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促进对外开放相关制度的建设，重点加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相关制度的完善；促进商品和要素的充分流动，打破国际国内要素流动壁垒；发挥贸易承载商品与要素的作用，增强贸易对国际冲击的应对能力，降低非必要的贸易成本；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币全球地位。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未来现代化国家发展形态的宏伟蓝图。在经济学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明确完整的逻辑框架，蕴含了丰富严谨的逻辑线索，是基于中国自身国情的现代化理论指导，从人民出发，统筹了市场、政府等不同经济主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意义与重要理论指导，设计与实施内容全面、维度丰富且具备中国自身特色的路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未来应全方位推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基金项目：2021年度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科学研究类项目）
（作者简介：周密，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