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眼中，日记并不简单记录一日见闻，而是自我审视、回顾先贤圣训以修身的私家写作——所谓「日记不宜登时事也」。然而1925年11月25日清晨，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举人刘大鹏稳坐砖炕上，以非同寻常的郑重在日记写下:「今日、三架飞机飞过。」(注)。这名生活于中国乡间的传统知识分子以朴素的文化直觉，不仅在那个或许平凡的早晨捕捉到历史变局悄然演进的足音，甚至用日记将其记录下来。这个传统与现代的偶遇瞬间，彷彿一个精微的脚注，寓示着现代化不可逆转的动能已深入神州大地的社会文化肌理，并即将与古老中国的知识与道德基础两相结合，开花结果，芬芳满园。

西方现代化模式有两个层次危机

现代化起源于17世纪启蒙运动。现代化的启蒙方案，核心是对「个体人」的重新发现，以及对人类理性的讴歌。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应该自由运用自身理性，而理性则应充满批判、不受限制。启蒙方案的结果，一方面确实将人从迷信与宗教狂热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也以独立的个人性(individuality)，颠覆了曾经牢固维系传统社会的各种「整体性」(wholeness)——传统的宗教权威、家族权威、君主权威等，在新近被发现的、基于自然法的个人权利面前失去合法性，随即土崩瓦解。

结果在宗教上，启蒙运动催生所谓「激进的人类中心论」，上帝退场了;在道德哲学上，绝对的伦理标准让位于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政治上，快速推进的现代选举民主制度，使社会两极化、激进化，阶级阶层对抗性不断升高。

总体而言，发端自启蒙运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两个层次的危机:一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石的新兴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纽带之间存在的张力(tension)，造成精神与信仰危机;二是现代生活方式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造成民族国家间的长期争斗及政治与安全危机。19世纪末两位卓越哲学家尼采和马克思各有一句著名的话，描述西方现代性的后果:上帝死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西方现代性的双重危机，汇总成一个关乎「存在」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即我们应在什么样的知识和道德基础上，重建共同的社会生活?如何在快速变革的现代社会中，找到精神上的文化信仰之锚及政治上的安全沟通之道?西方现代化进程始终未能解决这两个根本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具重要独特性

21世纪，发展中的中国既面临各国各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共有问题，也具有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特殊优势。与英美等「先发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重要独特性。英美国家作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现代化往往呈现为社会内部自发的演化过程，既无先例可循，又无事先计划，更谈不上外部安全压力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起源于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亡国亡天下」的焦虑，其本质是一种自觉的现代化:其中既有救亡图存的政治意义与安全压力，也有全球先发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可资借鉴。所谓「现代化道路」或「现代化经验」，对于「自发」的现代化来说是事后总结，而对于「自觉」的现代化而言则是事前规划。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先发国家自我总结出来的现代化经验，必须面临时空条件的检验。部分国家先行发展造成的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本身亦已改变后发国家必须面对的国际秩序和发展环境。这可能使照搬先发国家的经验道路不仅不利，甚或有害。中国现代化中的自觉性特征，因而显得格外重要。这一自觉性，既承认中国现代化是世界整体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具有与其他文明相通的共性;也认识到自身的特殊性和主体性，因此须做出合乎自身需求和条件的发展规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必然是与西方不同的、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3个核心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3个核心命题。首先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双重命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是以传统文化伦理和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更新为特征。这是自觉选择的结果，其动力来自五四运动以来一代代急于救亡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思考。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线，不仅是政治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生产力飞速提高，更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主体性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融合和重构。如何用传统文化寻回失落的主体性，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用文明传统重构现代生活，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核心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双重命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间。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纯然时间尺度的问题，即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演变。而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但需处理时间维度上现代文明与本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更要在空间维度上处理与西方先发国家、西方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

在整个20世纪，现代化的环境与秩序由西方国家主导，现代化的道路和经验由西方国家总结，现代化的标准和话语权由西方国家掌握。这是历史的偶然，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国家内部、时间意义上的自身发展问题，更是外向的、空间意义上，对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诠释、重新定义和重新主张。

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性，共同导致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个也是最抽象的双重命题，即生存与存在的双重命题。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阶段过程。前现代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生存问题，即解决生产力不发达，及生产、交易和分配规模有限等影响人类生存质量的问题;而后现代主要处理存在危机问题，即人类生活失去意义，人类集体分崩离析，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严重不均等问题。

中国从自发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同时面临生存与存在的双重问题，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应答。列强入侵不仅是实际上的生存威胁，更是文化上的存在威胁。时至今日，中华民族面对传统的态度、面对西方的态度，乃至于现代化方案的选择，都不仅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理性权衡，更有赖于对民族文化、文明传统和国家价值观存续与意义的细致考量。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而言，具有比西方现代化模式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赋予现代性全新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融通共性、彰显个性，不仅扎根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更得益于中华民族得天独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资源。现代性的中国表达，是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以平等姿态初试啼声，是对民族复兴历史任务的接续推进，更是对世界后发国家的贡献与鼓舞。一个世纪前的刘大鹏日记，映照出一个奇异的历史时刻。古老的中华文明透过一名乡村知识分子之眼，见证了势不可当的现代力量。在随后波澜壮阔的100年间，现代性彻底重塑了中国，也塑造了引领中国不断进步的领导力量。中华民族能以坚忍的精神力量和深厚文化底蕴走向民族复兴，更能以自身丰富实践，赋予现代性以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全新的意义。

注: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原文刊载于《明报》2023 年 4 月 17 日 B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