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的“分”到现在的“合”

近来全国高校的合并风潮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使我想到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在全国先发展十所大学，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第一个五年先发展五所大学，第二个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学。当时中国大学的格局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胡适在他的设想中多次提到过，国家在选择发展的大学时，对于这三种大学要给予同样挑选的机会，要看大学的人才、设备和研究成绩。对于胡适当时的这个设想，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人们还是认同的。不过由于时局的变化，他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实行。

第二件事：1952年，新政权也进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改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是以美国大学为基本模式，而院系调整后中国高等教育则以苏式高等教育为主要模式。1952年院系调整的前奏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这次院系调整看出，新政权确实有分散原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意图。这次院系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字：分，也就是拆散，把大的变成小的，把文的变成“工”的。这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大选择，它的意义不单纯是从教育上考虑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的合并，在思路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也可以说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一次整体否定，大体上可以说回到了当年胡适的那个设想。不过胡适当年的设想，是以学术独立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这次的合并却更多地考虑了在技术层面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接轨，却没有考虑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行政和技术层面，而主要在大学的基本理念上：即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

能否像当年一样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

我们现在有没有私立大学？我以为没有。现在的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学的，但这个鼓励，只是更多地从办学经费上着眼，而不是从民族的兴盛和未来考虑。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五十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我们过去对于教会大学是有偏见的，对于它的历史没有给予客观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具有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我们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我们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我们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让人有信心。

现代大学史上那些令人怀念的好传统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它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也许是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中国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非常好，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总起来说：1977年之前的10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17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发生在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变革又不由大学制度本身来决定，所以要办好中国的大学，还任重道远。

（作者系《黄河》杂志副主编、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7年第5期，本站经许可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