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2日，这一天是厉以宁教授的85岁生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的形式，向这位桃李满园、享誉海内外的老人从教60周年致敬。为此，我拟了一副对联，以表达对“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深深的敬意”：
书生一介甲子一轮，立言立功，殚精竭虑，问计民瘼国运，策策皆厉；
桃李满园栋梁满堂，亦文亦诗，呕心沥血，嘉惠士子学林，字字以宁。
“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传统”，“毕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有风骨、不计个人毁誉”，这是我眼中的厉以宁的形象。
一
我与厉教授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肿瘤学院任副院长，厉以宁则自北大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北大定期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我与厉以宁教授经常能碰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厉先生总爱在会上讲些小故事。他讲“龟兔赛跑”，兔子虽然跑得快，但是遇到渡河的时候，最后还是乌龟驮着兔子过了河，他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合作才能双赢；他用“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来比喻大锅饭产生的弊端；他引用孔子牵牛的故事，来说明多劳就应该多得的道理。我记得当时是90年代初期，厉先生希望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一些道理，来引导大家转变思想观念，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厉教授的幽默睿智、举重若轻，由此可见一斑。
爱讲故事，是厉以宁的一个特点。
在他的学术文章里，也不乏小故事、顺口溜、俏皮话，这些来自民间、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语言，虽朴实却反映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我调到民盟中央以后，与厉先生共事的机会更多了。作为兼职副主席，厉先生对民盟怀有很深的感情，对工作尽职尽责。那时候，为了加强与地方组织的联系，主席会议提出民盟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外考察调研时，尽可能接见一下当地盟组织的班子成员，给大家鼓鼓劲，有条件的最好做场学术报告。厉先生听到后很重视，以后每到地方，他都要专门挤出时间来，看望当地的盟员，很认真地准备学术报告。他以个人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发挥了凝聚盟员的作用，深得广大盟员的爱戴。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厉先生对多党合作事业强烈的责任心，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中央每年都要在中南海召开几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大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意见，只要厉先生事先知道了，他都要主动找我们，把自己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深入思考、调研的成果告诉我。而经常是厉先生对经济工作的建议，使民盟的发言能够把握当前的大局和重点，所提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二
从厉以宁教授身上，我看到了许多民盟前辈所共有的民盟精神，而正是这样的精神和信仰，成为了一个民主党派的灵魂和魅力。
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盟，素来不乏大家，张澜、罗隆基、梁漱溟、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钱伟长、丁石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正如一面面旗帜，将民盟的精神薪火相传。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记述民盟精神：
耀邦同志一次与民盟的同志谈话时认为，民盟的传统一是热爱国家，二是学有专长，三是为人正派。耀邦同志所说，确实符合民盟的实际。我们现在也在思考和概括民盟精神，初步形成了三条：一是追求真理，坚持爱国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以天下为己任；二是正直正派，学有专长，甘于奉献；三是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强。
许多盟内同志都可以说是知识载体、良知代表。他们有操守，有涵养，有风骨，在道德滑坡、物欲横流之时不为所动，保持高洁品格，延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我认为，厉教授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教授是一位真正把“学人话语”转化为经世致用行动的典范。而作为费老好友，厉以宁也一直在追随前人脚步，无论是做学问、议政建言或是站在三尺讲台，他始终追求学以致用。
像民盟的众多学者大家一样，厉以宁教授不尚空谈，求真务实，不是坐守书斋而是走向民众，用知识、用思想去为改善群众的生活做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厉教授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有声音，表现出一种令人折服的责任感。他总是站得高，看得远。
厉以宁有“厉股份”之称，这是因为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经济有着深入研究和解说。
厉以宁一直推崇市场化改革，他认为现代企业和企业家正是市场化的主力，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健康前行，就应该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新36条”，厉以宁是这份文件出台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近年“两会”他也多次为民营经济鼓与呼。
三农、就业、城乡二元体制……事关社稷民生，厉以宁事事关心。
潮起潮落，厉先生大道直行。他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密切关注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跟踪着国家发展过程的每一段，每一节，每一步。理论与实践结合，国内和国际结合，独立思考，融会贯通，形成主张，亮明观点，提出建议，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应该说，作为中国公民，我们都是厉教授的经济思想转变为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之一。
三
2000年，厉以宁七十寿辰，他的历届学生三四百人从各地赶到北大，为厉老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厉以宁登台即兴朗诵了自己的《破阵子·七十感怀》，其中一句“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为人师表的自豪与自信溢于言表。
每天，为各种事情找他的人很多。找他的人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厉以宁先生在上课。
厉先生刚进入民盟中央的时候，已是全国很知名的教授。不像有的知名教授那样，博士生都难得见上一面，厉先生一直不忘教师的本分，他非常重视本科教育，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大课，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敬重。厉教授将全部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崇高的教育事业，直到现在，86岁的厉以宁仍然站在本科生大课的讲堂上。
60年不离讲台，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厉以宁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
近年来，除了坚持上课，晚年的厉以宁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了扶贫事业上。
2004年，厉以宁出任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并为毕节的干部做了脱贫致富的第一次培训。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了扶贫解困的进一步深入实践。此后，他每年去一次毕节，在当地组织安排了20场培训讲座。至今，他已八旬高龄还多次带队实地调研，每到一地，都要深入农民家中和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生活，研究当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思路。
2005年11月，75岁的厉以宁，发起成立扶贫研究机构——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时值我国即将进入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期，这也是我国根除贫困的关键时期，厉以宁此举，意义非凡。
这是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大音希声。他的身“教”，出于良知，重于泰山。
对于自己捐款或募资捐建的学校，厉以宁只关心一件事：把钱用在孩子身上、把钱在孩子身上用好。
有一次，当地负责具体事务的同志向他汇报情况，提出想在学校工程完成时办个简单的仪式，并印制其实只有两页的纪念册子。厉先生和夫人再三说：这些都无所谓，还是要把钱用在孩子身上，用在学校建设上。
参与扶贫是民盟的传统。
比如，厉教授重点研究和扶持的甘肃定西，费孝通教授就去过七次，他最后一次是93岁再上定西。记得2005年，民盟中央和北京大学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费老的追悼会，我们还在“追思”，厉教授已经在踏着费老的足迹行动了。这是活生生的薪火相传的一幕。
我记得民盟的另一位前辈、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千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用学问、用诗文，也用做事做人传承着这团真火。
我不由感叹，当年冯老一代走了，费老一代接上；如今费老一代走了，厉教授一代又接上来。我作为民盟的后来人，能跟着这样的前辈学走路，学做人、做事，真是幸福。
四
2010年，在厉以宁八十寿诞上，我自填一首词《采桑子·贺先生八十瑞寿》：“春秋沉浮忽八秩。知也艰辛，行也艰辛。经邦济世暖生民。高标见疾多毁誉。穷亦率真，达亦率真。铁肩道义起鸿文。”
“高标见疾多毁誉。穷亦率真，达亦率真”，正是对厉以宁教授耿介豁达性格的真实写照。
2007年左右，网络上关于厉以宁的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立即写了一篇文章为老友正名，还跑去北大看他。结果，他如往常一样，正在给本科生上大课！厉以宁的夫人何玉春拉着我的手，笑着说：“你急什么，他一点不着急。他说‘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参得透， 看得淡， 望得远——这就是厉以宁。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每当经济形势最困难、最复杂、最关键的时刻，厉先生都能迎难而上，慷慨直言，切中要害，有预见性地提出主张、方案和对策，形成及时、宝贵的决策参考意见，并在有争论的情况下勇于担当，为民众福祉国家利益而坚持一家之言，不计个人名利，不畏流言蜚语。而在事后证明自己的主张往往是正确的时候，他已经去超前研究下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了。
一家之言，万家之福，国家之利，天下之益。
生活中，厉先生唯一的消遣爱好，就是填词作诗，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雅趣和文化修养。诗言志，歌咏言。观其作品，其恬淡品性、襟怀操守、敏锐洞察，都可管窥一二。
1955年毕业前夕，厉以宁写下《鹧鸪天》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情鱼自由。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也成为他一生治学所遵循的座右铭。
厉以宁留校后不久即被打入冷宫，下放到经济学资料室当资料员，时间前后长达20年，期间也曾经历“文革”、下放等磨难，但厉先生始终乐观豁达，从未意志消沉。正如他所作《七律·从教50周年暨75岁生日自叙》：“多年劳累非虚掷，往事堪思一笑中。鬓白不为闲话扰，加鞭纵马对西风。”
力推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厉以宁教授一生的政治抱负。一首80年代初所作《七绝·无题》，即可察其心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厉先生的许多改革建议和学术观点，都曾饱受争议、批评、压力，但他始终旗帜鲜明，坚持学术良知，不怕风险，表现出很大的学术勇气。他在“六十自述”里写道：“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
他的学术和理论来自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又回到经济发展实践中去，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他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文章，都是针对经济发展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对策的。在对策成为政策后，他紧跟实践，做调查，看效果。
“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厉以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96年，他曾写下《相见欢》表达联系实际、深入群众的重要性：“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直到现在，厉以宁仍然坚持每年参加调研和社会实践，他用自己坚实的脚步丈量着发展中的中国社会。
2000年，厉以宁在听两岁的小孙女厉莎背诵唐诗时，即兴写了一首《南歌子》，最后一句是“日后成才，最贵在无私”。这是厉以宁对小孙女的殷殷期待和教诲。人生“最贵在无私”，是他做人做事的准则，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这样的诺言。
厉先生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因为无私，所以客观；因为客观，所以公正；因为公正，所以往往得到真知。这是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最大优势。因此，厉先生无论是在人大参与立法，在政协建言献策，还是在民盟参政议政，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发光，发热。
他虽然无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榜样，却为我们树立起一个知识分子用知识服务于国家进步的表率。
张梅颖，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本文写作于2016年。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