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百年，人类取得了重大文明成果，也伴生了诸多反文明事件。先后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列强争雄了一百年。大战之后的冷战，后冷战时代国际经济的严重失衡……人类为物质繁荣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肆意开发和浪费，因文化差异而冲突频繁，世界深陷于自我制造的各种冲突中，如何克服冲突和矛盾，成为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当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等之间的相互接触越来越频繁，使原来分立的人文世界逐步向一个“地球村”转变，社会学者把这个世界一体化的现象称为(全球化)。为避免在21世纪未来的日子里“现代化”的口号继续成为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族与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争夺的借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当前文化的危机，他们希冀不同文化能够通过沟通、宽容、互补，逐步克服文化隔阂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获得对利益和价值的共识，推动后工业时期的文化大转型，其实就是在多元的人文价值的状态下怎样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问题，这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
一、中西文化各有特点
1.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为有助于对我所讲内容的理解，我首先向大家介绍几个中华文化的基本元素。
(1)推己及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文主义的一个关键的概念是“仁”。儒家给“仁”下的定义是“仁者爱人”，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的。但是孔子认为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面，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使“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人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保障健全、民生幸福的社会。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你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还要爱其他的人;不仅要爱人，还要爱世间的万物，爱整个自然界。同时，孔子还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将心比心，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将此作为伦理的底线，这应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因为它同样适用于处理当今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爱，基督教的博爱，表达的都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也是一种共同的价值，只不过儒家的仁爱从理念上讲，它很可能更适应于东方，特别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要求。
(2)和合文化与合作精神。中国文化是多民族创造的，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种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丰富多彩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一点与拉美文化有共同之处。中华文化强调“和则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和”的主要精神就是协调“不同”，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儒释道对和谐的诠释为例，儒家倡导人与人的和谐，主张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有不同的道理，包括宗教信仰，不一定要互相排斥，都可以共同发展。道家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讲究“天人合一”、“有容乃大”，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而佛教讲的是每个人的人心和谐，心和是社会和谐的基因。在中国的寺院道观中，儒释道等不同宗教的偶像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庙堂之上，三教合一、两教合一的现象并不少见。这种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根本精神。同时，中华文化强调的是一种集体合作的社会精神，要求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集体的利益，以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这一文化传统将使中国以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不会与其他文化形成对抗、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构成威胁。而这一文化的负面作用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成为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而影响了法治精神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3)“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中国的人文主义中，“天人合一”思想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所以，早在2500年前，孔子提出了两个观念，一个是“知天”，一个是“畏天”。知天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界，以便使人们可以自觉地利用自然界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畏天是要求人们对自然界有所敬畏，认识自然界是神圣的，要自觉地尽到保护自然的责任。道家认为宇宙是宏观的人体，人体是微观的宇宙，人类只有与自然共生才有美好的前途。“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倡导地球是人类共有的，不是哪个人的、哪个国家的，大家都要生存，就不要你争我夺。在大自然面前，就要有和平共生的境界，超越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制度都无大碍，才能保护自然，避免战争，永葆和平。
2.中西文化都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的价值观不同，对人的理解不同，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每个文化的价值本身都是好的，西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价值观都有其优秀的一面，都值得尊重，都应该得到继承。
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他们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正是启蒙运动揭的“张扬个人”或“个性解放”的口号，才使人的自由权利得以释放，有了自由才有创造力，才有了自由经济的长足发展，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同样，我们也肯定西方近代倡导的民主、平等、人权的思想的积极意义，这些理念不仅在西方国家被置于社会价值的最高端，成为塑造西方人文价值的软实力和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普世价值。事实上，西方的人文主义者也认识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产生了很多文化的危机，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互补性，他们希望借助中华文化价值理念和古老的东方智慧，通过广义的平等对话，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我认为，跨文化交流不是哪一方说服对方，统一对方的思想，而是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以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
二、文化自觉是个艰巨的过程
1.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
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针对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特别是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种种冲突与对抗，以其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按照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理解，主要有以下2个层面的涵义：
(1)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在这里，费孝通特别指出，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既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2)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在这里，费孝通讲到了文化自觉的路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为了进一步阐发文化自觉的观点，费孝通将其概括为一句话、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能够容忍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多元并存，并在了解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尊重和欣赏其人文价值。“美美与共”强调不同人群创造的各种人文类型的文化都有其优势和独到的价值，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只有通过在共同合作和交流中取长补短，逐步地认同于相同的价值观点，形成广泛的共识，才能促使不同人文类型的人群和平共处，实现“天下大同”。
2.文化自觉必须建立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化史，三千年文明史，而且从未中断过，就在于她在传承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不断地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使自身永葆活力。这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充分的了解，重新认识和理解什么是我们文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我们文化的基本精神，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是应该抛弃的陈腐的、落后的东西，哪些是应该发扬、继承的优秀传统。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不是为了排斥其他文化，而是为了有能力更好地吸收其他文化。事实证明，这种文化的主体性保护得越好，发挥得越好，就越有能力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相反，如果你丢失了你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和本源的话，你就没有能力去吸取其他文化优秀的东西，而只能是外来文化的一些皮毛或不健康的东西。这正是费孝通强调的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3.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华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不乏成功地学习、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的例子，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善于把其他民族文化优秀的成果“拿来”，进行文化创新，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从东汉开始一直到隋唐，我们充分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才有了中国的宋明理学，中国的文化得到了一次重大的发展。印度佛教是全方位传入到中国的，中国真正吸取印度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花了一千年的时间，才使中国把印度佛教消化到中国自身的文化当中，使佛教的思想更加丰富了，其原因就是它充分吸收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因为现在我们从来不会觉得佛教不是自己的东西。
中国吸取西方文化才一百多年，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消化西方文化，使得西方文化成为自己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需要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以弥补或者修正自己文化中的不足之处。比如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法治精神。18世纪以后，西方法治社会越来越健全，而中国还在一味地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以修身为本”那一套的理论，因为我们以修身为根本，一切从感情出发，把人情看作最重要的东西，那么在中国建立民主与法治就很困难，所以中国从古以来基本都是人治的社会而非法治的社会。主要就是我们缺乏法治的思想，而且更糟糕的是有法不依，为什么会这样呢?人情在起作用，情大于法。从此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非常重要的互补性，它像一面镜子，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文化的外在视角，以克服我们自身文化的短板和弊端，这将是漫长，艰巨的文化自觉的过程。多年来，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文明、法治国家的方略，同时也倡导以德治国，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相辅相成，道德约束不轨之心，法律约束不轨之行，缺一不可，这也是中西文化价值互补的一个实证。
4.推动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
在这里，我引用中国学者易中天的观点，他说，文化表现为方式，文明体现着价值。任何文明的背后，都有价值观来支撑。至于如何实现这些价值，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这就是文化。所以，文化可以存异，文明必须求同，与世界文明接轨。文明求同，是因为人心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明，讲的就是那个共同心理，即核心价值。世界文明，则应该体现人类的共同之理，即全人类都认同的价值和核心价值，而只有人类的共同价值，才最有价值。
我们注意到，西方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如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他们主张用中国思想文化来丰富和改造西方的思想文化。如过程哲学大师怀特海提出“人和自然是个生命共同体”，与在西方长期流行的“天人二分”的理论截然不同，他们反对人和自然对立，提出引入生态主义，这个思想无疑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关心他者”“尊重差异”，“关心他者”的思想如果用中国儒家语言来表述，就是“仁者爱人”，要推己及人;“尊重差异”，正是儒家思想所主张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再如，中国传统文化是从社会角度来定义人的，而西方近现代社会特别重视人的自由权利，但是，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同样意识到，当个人的自由权利或某一个国家的、民族的自由权利被滥用，在一定情况下会变成了其依仗霸权强行把自己的价值观推销给其他民族的口实，会对其他人的自由权利或者其他国家的、民族的自由权利构成威胁和遏制，以至于侵犯，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富有价值的人权思想，因为它强调人对社会、对他人、对自然界的责任，所以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建立责任公约，这样可以使得人权公约的观念更加丰富，而且更加合理，更加对建设健康合理的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说明，人类有着共同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道路可以不同，方法可以有差异，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只有承认在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中都能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东西，都有对人类社会积极贡献的部分，都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才可以求同存异、美人之美，互相吸收和消化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优长，逐步通过沟通、宽容、互补，获得更多对利益和价值的共识。而这种共同思想、共同价值越多，对人类社会越好，人类社会才能拥有一个理智的情怀，来拥抱人类创造的各种人文类型的价值，不同人文类型的文化才能克服彼此的隔阂，走向人类可以共同向前发展的道路，人类必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明天和未来，也就是费孝通在“文化自觉”学说中讲的大同世界、和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