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河南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开始，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年的历程。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对于世界文明具有深远意义，表现为中国考古学100年来揭示和阐释的中国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思想资源，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共同重绘着世界古代文明的图景。
任何一种古代文明都是在特定的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具有地域性，在这个方面，考古学最具说服力。所有的考古工作都是从一个具体区域开始的。从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来看，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文化内涵也都有地域特点。但是，考古学研究在揭示一个区域文明的同时自然会发现，任何一种古代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产生和发展，它总会与其他区域的文明存在着程度和范围不一的联系与交流，这就使得考古学研究比其他学科更迫切地需要了解和认识相关的其他文明。即使对于在时空上缺乏直接联系的文明，也有必要通过深入的比较来认识各自的特点，在揭示各区域文明独特性的前提下，寻找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再进一步看，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当我们的研究有能力超出一个区域、我们的研究意识和视野能够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不仅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应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区域史也应成为人类共同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在不同区域所做的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是为了不断丰富人类历史的内容和价值，向探索人类整体历史的目标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这门科学可以并且需要突破地域性，最终指向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和未来。
世界各区域的文明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都不可或缺，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文明。那么，100年来中国考古学揭示的中国古代文明如何融入世界文明的图景？中国考古学如何参与世界历史的建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维度来考察。
一、世界考古学史中的中国考古学
第一个维度是世界考古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形成于19世纪。1950年，剑桥大学的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出版了《考古学一百年》，阐述了从184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100年间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百年间的重大考古发现。1975年，丹尼尔又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1940年以后考古学的重大发展，并将19世纪20年代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按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序列布置博物馆的藏品陈列作为考古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开端，出版了《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此后，该书被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选用为考古学史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丹尼尔在书中提出，史前学在地理上有两个开端，即欧洲和近东—爱琴海地区；但史前学最终形成世界史前学则是在两件大事之后，一是印度、中国和美洲史前文明的发现，二是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欧亚非大陆。为此，该书专设“中国”一节讲述中国文明，内容即为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仰韶遗址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以及安特生和其他学者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认识。此外，关于中国的重要考古发现还提及山东城子崖、浙江钱山漾、安阳小屯与后岗。在新补充的1945—1970年考古发现中，中国部分又据《新中国的出土文物》增加了陕西蓝田人、北京人、满城汉墓等内容，同时介绍了郑德坤、张光直等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综合性论著，以及这些研究提供的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简要认识。由这部世界考古学史的重要著作可以了解到，一方面，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考古学家在衡量史前考古学如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时，已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还较为有限。这部书对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涉及并不多，只简单提及考古发现的名称和引发的问题，对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缺乏深入认识，显然不足以展现中国古代文明的概貌。
可以和《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进行某种比较的著作是2017年出版的《考古通史》。《考古通史》的编著者保罗·巴恩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也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这部关于世界考古的综合性著作，记录了考古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在书中展现的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中，中国的考古发现明显增多。比如，“遥远的史前时代”（400万年前—前1万年）部分有周口店，“从猎人到耕者”（前1万—前3000年）部分有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文明的曙光”（前3000—前1000年）部分有中国早期文明（包括二里头文化、商王朝、三星堆文化）、郑州商城和安阳，“铁器时代和远古世界”（前1000—500 年）部分有丝绸之路、敦煌莫高窟、中国古代王朝、兵马俑、长城，“中世纪世界”（500—1600年）有从唐朝到明朝的文化与艺术成就、唐朝、唐皇陵。对于上述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概况、内涵与价值、历史背景与延伸意义等，也有更多的阐述。此外，书中还提及青海喇家遗址、商代青铜器、海上丝绸之路等内容。人类史上的重要事件年表中也结合正文不时提及中国，如旧石器时代的田园洞人，公元前7000—前5000年出现磁山和裴李岗这类小型聚落，公元前五六千年开始种植粟、稻并饲养家猪，公元前5000年仰韶文化的发展，公元前3000年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代表，公元前2100年夏王朝开始，商朝大量出现青铜器，两周时期开始锻造生铁制品并使得战争冲突频繁，汉代的炼铁炉开始使用水轮鼓风，汉唐与朝鲜半岛的联系与交流、日本遣唐使等。这里列举上述内容是为了说明，相较于前部书，《考古通史》对中国考古发现的介绍更丰富、具体。但更重要的差异不是内容、篇幅的多少，而是中国考古成果在世界古代文明版图上所占位置。在早期的考古学史或考古通史著作中，中国的古代文明更多是作为远东文明，也就是一种区域文明被单独介绍；而在《考古通史》中，中国的考古成果和古代文明已被纳入世界古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脉络上的重要节点，由此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更加完整，古代文明更加丰富多彩。
比世界考古学史或考古通史的著作更能体现中国考古学成就的，是海外学术界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深入研究。近40年来海外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性论著大量增加，比如由西方著名考古学家撰写的《剑桥中国古代史》。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料，以及由考古材料显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性。中国的考古成果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自是因为198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的深刻变化，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这两方面的原因推动中国考古学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明进一步融入人类文明的谱系。
二、中国考古学揭示的世界文化遗产
以上事例显然不足以说明中国考古学对于重绘世界文明图景的贡献，我们也不可能从世界范围内梳理与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文明相关的论著并评估其影响。为此我们再换一个维度，即从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来认识中国考古学的意义。
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群、人类工程和考古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全世界公认，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由世界文化遗产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古代文明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中国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从1987年至2021年共有56项世界遗产，遗产数名列世界前茅。
中国的世界遗产中有38项为文化遗产，均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展现了人类共同的历史，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它们大致分为三类，即全部为考古发掘的遗存、部分为考古发掘的遗存、保留于地面上的遗存。
第一类古迹完全由考古工作揭示，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安阳殷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元上都遗址，南方地区元明清时期的土司遗址，它们是中国考古学100年历史上的重大发现，带给人们关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全新认识。
北京周口店遗址于1918年由安特生发现并于1921年发掘，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考古活动，自此之后的发掘持续至今。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出土了70万—20万年前北京人化石及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人类起源是世界性课题，需要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和学界的共同研究。由周口店的考古发现，可认识更新世的人类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发展、演化。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最早发掘于1936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现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的高等级大墓，2007年以来在遗址中心发现一座城址，2009年以来在城外发现大型水利工程。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正是基于良渚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同时代遗址所反映的文明成就、社会发展状况、区域间的文化互动，考古学家得以确定中华文明形成于5000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家根据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不断深化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认识，广泛、深入地考察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城址、建筑、墓葬、刻符与原始文字，探讨农业与手工业、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层、宗教与礼制、武力与战争等。考古学发展至今，考古学家已普遍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互不相同，也没有一个衡量文明的统一标准。对于文明起源研究，中国考古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殷墟是最早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遗址，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不仅发现了宫殿、陵墓、居址、道路、手工业作坊，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确切文字和不计其数的精美铜器。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殷墟也足以成为青铜文明的代表，可与其他古代文明的中心或早期国家的都城相媲美。
西安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兵马俑坑的发掘始于1974年，目前发现有超过8000具形同真人的陶俑、100多辆战车、数百匹马。兵马俑坑所属的秦始皇陵有规模巨大的带两重垣墙的陵园，陵园内外有诸多陪葬墓和陪葬坑。考古学家推断整个陵园有如一座地下宫殿。秦始皇陵呈现的不只是古代帝王陵墓的巨大规模、复杂结构、惊人的随葬品，还有东方的艺术成就。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元上都，始建于1256年，废弃于1430年，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多次发掘。元代的上都城具有离宫性质，由宫城、内城、外城、“关厢”组成，内涵丰富。秦始皇陵和元上都这类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帝陵和都城，体现的是历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成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在这些时期的历史概貌。
边疆地区的文化遗产以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为代表。这些遗址点中，辽宁桓仁县的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的早期都城，建于公元前34年，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调查和发掘。吉林集安市的国内城是高句丽的中期都城（3—427），1975年以来进行过调查和发掘。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198年后逐渐形成完备的防卫体系，该城1962年以来也经过调查和发掘。在集安一带还有分布密集的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高句丽王陵和贵族墓，多为形制不一的积石墓和石室墓，有的墓内有壁画。这些城址与墓葬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又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影响。
另一类王朝中心区之外的特别文化遗产是土司遗存，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贵州播州海龙屯、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及邻近的鄂西南、湘西、桂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推行土司制，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所辖领地的世袭统治者。这一统治体系保证了国家统一的集权管理，也保留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土司制度最早可上溯到唐宋，地域上还涉及我国西北和东北。上述三处遗址是土司制度的产物，遗存有土司城、军屯城堡、官寨、衙署建筑、田庄和家族墓葬等。土司遗存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发现，近年来因其独特性而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在开展大量考古工作的同时，考古学界甚至提出了“土司考古”的课题。土司遗存具有鲜明的特色，反映了多民族的风俗和文化传统，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交流和国家认同。
100年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发掘的遗址数以万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不过是如上几项，但它们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从王朝的中心到边疆的广阔时空范围，勾勒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文明的概貌。
第二类文化遗产的每个项目，都同时有地面上保存的遗迹和经考古调查、发掘揭示的遗存。考古工作对于丰富这类文化遗产的意义，在2021年最新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中就有突出体现。
史载泉州建于唐代，经宋元明清，城市不断增筑、修缮、扩展。今泉州城内保存有大量的古建筑和宗教设施，地下埋藏着城防、街道、官署、寺院等丰富遗存。宋元时期的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起点，位于西航路和东海航线的交汇处，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交往除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外，向西可达红海、波斯湾和东非海岸，在当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因此留下了市舶司、港口、沉船、瓷窑、瓷器等与远洋贸易和对外交往相关的遗存。这就需要在泉州开展城市考古，不仅利用地上、地下的各类遗存重构古代的城市，更要通过所有物质遗存在时间、空间、功能等方面产生的关联，建立起关于海洋商贸和对外交流的历史叙事。
考古学家参与泉州城市考古的规划，发掘了管理赵宋皇族内部事务的南外宗正司遗址、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市舶司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德化瓷窑遗址、海底沉船等，使泉州的各类古迹及其相关环境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考古工作揭示出泉州城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背靠内陆，面向海洋；无论是过去沟通东西方的港口，还是今天作为文化遗产，泉州都具有世界性。
这一类别的其他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为横跨欧亚大陆的遗产，包括丝路沿线的帝国都城、宫殿群、石窟寺、古道、驿站、烽火台段长城、防御工事、陵墓、宗教建筑，33个遗址点中有22个在中国，其中大多离不开长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类似的还有“大运河”项目，同样涉及多个经考古发掘的遗址点。“明清皇陵”中著名的明定陵也是经过考古发掘的。第二类文化遗产中包括石窟寺，如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大足石刻，考古学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它们的保护和研究。
第三类文化遗产是地面上留存的古代建筑、园林、古城，如长城、北京和沈阳的明清皇宫、北京天坛、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平遥古城、苏州园林等。即使不是由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产，也同样需要考古学的研究和阐释。这方面的例证有对明清宫廷建筑的考古学研究。
以故宫、天坛为代表的明清宫廷建筑不只有实物留存于今，而且有大量的文字记录，以及文献和建筑方面的研究，但这些都不能替代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家对明清两代紫禁城与皇城、礼制建筑、皇陵等进行的系统研究，探究了明清各类宫廷建筑的类别与源流、建筑的时间与空间关联、建筑物背后的政治、文化、礼仪、宗教、社会、军事等，揭示了建筑设计理念所体现的天命观与礼制秩序所包含的科学和艺术价值。对古代建筑进行这样的考古学研究，将我们引入到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广阔空间，也赋予了这些建筑更多、更深的含义，使我们对建筑物的直观个体感受上升为对历史的认识、对古人思维方式和智慧的理解。这样的研究还将一项文化遗产由物质形态转化成知识形态，使之更为久远地保存和流传。
这一类别中的其他项目也是如此。如“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遗产点有中岳嵩山及周围的汉代古阙、中岳庙、周公测景台、登封观星台等。要阐明何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的内涵，以及“最早的中国”的形成与这个区域的关联，更离不开考古学。
三、用考古学建构全球史的可能性
世界文明图景的绘制是一项永久性工作，没有终结。就中国考古学而言，这100年来它让世界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明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努力。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些考古遗址虽然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对它们的发掘和研究远远没有终止。比如殷墟是我国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历经90多年和几代考古学家的工作，但对殷墟的探索不会停止，遗址中的重要发现仍然不断更新着我们对这座古代都城和这个时期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如上所述，那些不是由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文化遗产，也需要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去更深入、更多维地揭示其丰富内涵，赋予它们更多的科学价值。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选出了百项最具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百年来发现、发掘的上万处遗址的代表，是揭示中国文明、建构中国历史的核心。这其中还有许多发现需要面向世界，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明图景。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是目前所知的东亚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开端，考古学界由二里头追溯、探寻“最早的中国”。在这百项考古发现之外，许多遗址仍需要考古学家继续发掘、研究，更多未知的遗存还埋藏于地下需要探寻。
从考古视角出发绘制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而会随着不断增加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绘制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也不是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因为考古学揭示和研究的是人类过去生活的物质遗存，用这些材料拼贴而成的历史图景往往呈现片断式或板块状的结构，即使将各区域、各时期的图景汇集到一起，也不足以构成一部有着清晰、明确发展线索的历史。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考古发现形成全球历史的叙事，是考古学研究在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部分史学家开始以全球视野建构历史叙事，着重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考察的重点，突出文化多元的合理性以及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其结果便是诸如《全球通史》这类著作的出现。直到21世纪，全球历史叙事仍然是时代的需要。重写全球史离不开考古发现与研究，同时考古学也要努力尝试用考古材料和自身方法建构连贯的全球史。
考古学要进行这样的建构，同样离不开多学科的合作，特别是需要与历史学结合。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漫长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文化，都只能通过物质遗存体现出来。在有了文字记录之后，历史的呈现方式变得复杂多样，建构历史的材料不再只是物质遗存，文字记述不仅主导了对历史的书写，而且也为考古学理解和阐释考古材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参照，考古材料则提供了文字记录之外的历史细节和生活样态。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并不仅仅是物质遗存和文字两类材料互补、互证那么简单。用文献书写、建构的历史是为某种“观念”贯穿的历史，因而呈现出连续性。在纷繁复杂的考古材料中却不存在这样的“观念”，由考古材料建构的历史可能具有多个发展线条，呈现出的是多元化、多层面的历史。因此，考古学与历史学都在进行建构，但材料、方法、路径不同，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其意义在于将不同的历史发展线索相交织，从而使全球史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贴近历史的原貌。
回到中国考古学，100年前中国缺乏考古学专业人员，更没有正式的考古学研究机构，中国考古学开创者面对的是空白的大地和迷茫的古史。经过几代考古学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所建构的历史、所绘制的文明图景已完全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考古学揭示和阐释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人类共同的历史。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正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的100年的开端和起点是上个百年的成就，对于这样的未来我们心怀期望。
施劲松，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