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考古》第8期报道了夏鼐先生逝世的消息，并全文刊发悼文和夏先生传略①，此时距夏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等送来花圈，全国及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术机构与学人——包括世界知名学者和国内的普通考古工作者——都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悼。一位考古学家的逝世引起如此震动，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发布的悼文，称夏先生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悼文评述了夏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队伍建设、研究规划、文物保护、对外交流等方面的重大贡献，因在甘肃阳洼湾、河南辉县、湖南长沙等地的发掘而为中国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奠定的基础，以及在中国科技史与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上述评价被承袭。

201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这部书力图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和衡量上世纪考古学家的工作及成就。传文中，夏先生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问题、追求国际水平和发挥固有学术传统的治学特点被进一步突显，而对夏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的总体评价，则与30年前的悼文如出一辙②。

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30年蕴含着发展和前进的机遇。这种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回顾和反思夏先生学术成就的契机。

一

对于专业领域意识日渐增强的当今考古学者来说，夏先生学识的渊博和研究领域的广泛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受因果思维习惯的影响，面对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们愿意回顾其成长的心路历程，尽管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自由者成长历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个人的成长在根本上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夏先生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专业人士。夏先生求学的年代，中国正走在从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道路之上，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已初步建成，鲁迅当年“走末路”学洋务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夏先生自订了一份“家世与少年时代”，他从其漫长的青少年时代撷取了三个事实：1922年，高小一年级时任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阅读文学研究会的新小说及《小说月报》，开始对新文学发生兴趣③（卷一，第6页）；1924年，在温州十中读书，周予同先生教国文，选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卷一，第7页）；1925年，请父亲在游沪时购买鲁迅的《呐喊》（卷一，第8页）。看来夏先生明确意识到，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新文化运动”是夏先生自我认同的成长背景，他的成长确也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自由学术风气。

那个时代文化和学术界大家云集。夏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时，就旁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张东荪的“西洋哲学”；在燕京大学听钱穆的“国文”，后在清华听钱穆的“战国秦汉史”、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单是日记中抄录的公费留美考试成绩单上考官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倾倒：“国文”朱自清、“英文”吴宓、“中国上古史”顾颉刚、“人类学”李济、“地质学”丁文江（卷一，第265页）。改革开放以来，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学术地貌学在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非黑即白的标签式评价之后，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一时间，学界大有厚“古”薄“今”之势，当然也有如学者葛剑雄所指出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成就被夸大了，争议似乎不小④。其实，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的科学评估不可一概而论，那恐怕应该是各学科发展史的课题。当我们夸赞三四十年代的学术时，我们或许并不是真的看中了那时的学术水准，而是思慕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夏先生1931年在燕京和清华求学时，曾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包括《哲学之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原著，以及考茨基、河上肇、拉斯基等人的著作。如果说在“思想改造”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份书单能够支撑夏先生对进步思想的追求，那么在今天，它们的存在证明的是其时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

作为留美预备校，清华园的美国校园文化和通识教育理想对夏先生的成长不无正面影响。夏先生在博览群书之余，经常与同学打网球、桥牌和郊游，虽然他常对自己流连于运动和牌戏深表自责，但那不过表明他是一个自律性极强的人。那时的北大可能允许学生偏科，但清华则要求新入学学生通过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课，以拓宽知识面⑤。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与秩序井然的学习生活的二重奏之间，夏先生的“智识”得到了拓展，这一点正是他日后在考古专业领域中得以自由驰骋的坚实基础。

“智识”这个词出现在夏先生的早年日记中，在不同语境下涵义不完全相同。简要归纳，有三种用法。比较容易理解的是“铸铜之智识”（卷一，第382页）、“地理学的智识”（卷二，第46页）、“制陶术的智识”（卷二，第195页），这时的“智识”就是现在所说的“知识－knowledge”。但在如“智识状态”（卷一，第397页）、“受智识及品行之训练”（卷二，第143页）等处，“智识”当兼有“智性－intellect”和“知识－knowledge”之义，其内涵应大于“知识”，因为“智性”是在“认知”基础上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和理解力，它和“知识”水平并不必然地对等。广为诟病的中国教育，就是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智性”能力的培养。第三种用法为“智识分子”，其间的变化颇耐人寻味。“智识分子”首次出现在1931年夏先生阅读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所做的笔记中。在那本书中，“智识分子”或者是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士大夫阶级的依赖者，或者是作为“资本主义奴隶”；“智识分子”服务于统治阶级，不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卷一，第32页）。在1936年的一则日记中，记有夏先生对阅读Robin son所著“Mind in Making”一书的评论，说此书“叙述吾人智识之浅陋，遗习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书乃欧战初毕时所写，表示当时智识分子之见解，颇可一读”（卷二，第19页）。这里的“智识分子”显然不再带有贬义，它应该就是英文in tellectuals的对应词，即后来的“知识分子”。从in tellectuals的本意看，“知识分子”的用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它只强调了对“知识”的占有，而忽略了对“知识”的自由追求。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起于“好奇－惊赞”，其实人文科学又何尝不是如此Intellectuals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当是摆脱、超越于实用、功利的目的，是“为知识而知识”；只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人，才是自由者，才能真正从运思过程中获得快感。在这个意义上，用“知识分子”替代“智识分子”实则是对这一群体的贬低。在人文领域，仅有“知识”而缺乏“人文化成”历程的人，可以满腹经纶，但不过匠人而已。所幸二者的差异已为文化学术界所重视，“智识分子”的用法已经出现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之间⑥。

在培养“智识”的目标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下，良性的学术批评体系正在建立。夏先生曾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上就发表《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对食物的进化和“茹毛饮血”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清华期间，夏先生先是应吴晗之邀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后与吴晗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1934年5月夏先生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深受导师赞许，但他依然发表文章，就蒋廷黻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的体例进行商榷，就书中的西历年月日、西文原字和标点等加以补正⑦。此类商榷和评论文章，在三四十年代夏先生还发表过多篇。

二

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出现了很多文采和学问兼而有之的人，冯至、闻一多、沈从文、钱锺书、陈梦家、卞之琳，他们后来大多花落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他们相比，夏先生并无出众的文采，虽然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夏先生是摆脱了传统文人气的现代专业人士，是走出金石学传统的考古学家，这个转变来之不易。

初闻考取留美考古门的一段时间内，夏先生对考古学并无兴趣，一时间怅然若失（卷一，第264页、265页）。及至安阳小屯实习，夏先生更是感叹，自己更喜欢也更擅长读书，不擅长从事需要组织和管理才能的田野工作（卷一，第302页、第311～312页、第320页、第326页）。但在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人才稀缺，所以夏先生之步入考古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当时清华确定由傅斯年和李济担任夏先生的导师，在安阳实习时，李济和梁思永多次与夏先生商谈未来的学业规划——那也是在规划中国考古学的远景蓝图。当时夏先生承载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方面是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是在内心祈盼“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卷一，第265页）的渴望。但夏先生最终克服了内心的彷徨，从1934年开始阅读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开始，历经1935年春在殷墟西北冈的首次考古发掘，至1941年学成归国后的西北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夏先生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1950年夏先生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逐步开始全面领导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他主持河南辉县商周遗址、长沙战国两汉墓和明定陵等重要考古发掘，负责考古学期刊和考古专刊的编辑出版，组织《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若干重要论著的编撰等。考古学又因存在实际的工作对象和具体的田野活动而不同于其他学科，对遗址的发掘、规划、保护，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等，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夏先生在这些方面也一直担负着领导职责。因此，对于“夏先生为新中国考古学指导者、组织者和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认识和评价不会因时代变化而改变。

但是学科初创者或许会遭遇到悖论式的命运：一方面，奠基性工作虽艰难但易显成效，犹如平地拔起的高楼引人瞩目；另一方面，随着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对学术问题的研究要不断向前推进，前人的观点可能会被后人超越，奠基者的工作有可能被颠覆、替代或降低到历史意义，如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某些成就。夏先生不仅没有遭遇这种命运，而且他的研究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在学术史上居领先地位。

夏先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全局意识。过去，学界更多强调夏先生研究领域的广阔⑧，其实，他的全局意识与责任意识更加突出。从上世纪50年代以降直到80年代，夏先生每隔5年、10年或30年，都要对那个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展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夏先生也在《考古》复刊的首期总结了60年代后期的考古收获⑨。80年代，夏先生更多地从宏观上思考和认识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中国考古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开创期与曲折发展的话，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论述在当时的引领性意义。

在心怀中国考古学全局的前提下，夏先生没有忽视对具体材料的精细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案例是他对新疆、青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历年出土的佉卢文钱币、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拜占庭金币、阿拉伯金币、威尼斯银币所做的系列研究⑩。对这些细小的钱币，夏先生详尽地统计历次发现的时间、地点、数量、埋藏背景，追溯国内外学者既往的研究，考察每一枚钱币的形制、花纹、文字、标记、大小，再结合国外的相关钱币考证中国出土钱币的国别、铸造年代和埋藏年代、历史背景和用途，最后再由此讨论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研究中，每一枚钱币的细节和每一批钱币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均无一遗漏。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对新疆等地及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的研究[11]，具体到了每一件织品标本的分类、织法、经纬线的疏密度、经纬线的交织，等等，并配有详尽的结构图与组织图。这些论文讨论的问题极为专门、也极其细微，今天阅读起来都需要足够的耐性，很难想象夏先生当年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作的。夏先生对黄道十二宫的梳理、对汉简中具体文字的释义等也莫不如此。这些研究不仅解决了相关的具体问题，更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范例。

在立足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夏先生尤其强调要提高考古学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研究水平[12]。夏先生对考古学的认识、对考古学文化的讨论等有着深远影响。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学科初创期开始，夏先生就在各种论著中不断论及考古学的对象、性质、研究目的与方法。至80年代，他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考古学[13]。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对西方考古学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不断发展且趋于多元化，但夏先生对考古学的阐述在中国仍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主导地位。针对50年代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骤然涌现的局面，夏先生又及时讨论了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如何确立和命名、以及考古学文化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4]。时至今日，围绕考古学文化进行的深化研究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夏先生对某些区域文化也有重要认识。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的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会议上，夏先生就谈及了长江流域考古。当时在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相比于今天还非常有限，但夏先生已论及古代长江流域对于中国物质文化的贡献，并从长江流域的角度提出了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15]。在此后的50多年里，长江流域以丰富的考古发现极大地充实了夏先生立论的基础。今天，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一体、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区域间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等都被作为前沿问题。如果是资料的丰富、理论的发展、视角的变换促成了今天认识的进步，那么，夏先生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更突显了他认识的前瞻性和思想的先进性。在一些专门领域，夏先生也有高屋建瓴的论述，如夏文化、商代和汉代玉器、我国古代的丝织品与丝绸之路等。夏先生曾撰文系统讲述田野考古方法，相信这些方法早已融入中国的田野考古实践之中，其影响难以估量。

更难能可贵的是，夏先生始终致力于促进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在夏先生出国学习考古学之前，即已发表近代史方面的论文。转入考古门后，他的研究涉及古文字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古代科技等。不通晓这些专门的知识是无力从事这些精深研究的。对洛阳西汉壁画墓中星像图、宣化辽墓星图、敦煌星图，以及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等的研究[16]，显见夏先生通晓中国古代的星图与现今西洋天文学上的星座，也熟知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希腊等古代天文学成就。前述夏先生对丝织品的研究，则让人叹服夏先生对中国及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了解——包括各类织品的纺织细节和各种织机的结构与使用。

夏先生认为，一门学科有它自身发展的具体特点，但又和其他学科相联系[17]；“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后者是每一学科与别的学科在理论上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18]。夏先生尤其注重科技史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认为考古学有很多地方需要依靠科技史专家的帮助，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经常没有能力来自己解决的[19]。外国学者曾评论，正是由于夏先生在科技史方面的兴趣，才使得中国考古学家重视技术史研究[20]。碳十四测年方法在中国的推介、碳十四实验室的建立、碳十四测年工作的开展和数据的公布等，均与夏先生的认识与部署相关。1977年，夏先生利用已经发表的四批碳十四数据，结合考古材料，就中国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21]。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三

在“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夏先生在《考古》上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明确将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的落户与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夏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但“只有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才得兴起和长成”。在一个讲到“科学”二字时仍需在前面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定语的年代一个不便提李济的名字、而只说用英文出版过《安阳》的时代，夏先生对“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的解读依然深刻。他指出：“提倡科学，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22]。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直是夏先生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坚守的原则。

夏先生从步入考古门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安阳实习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来参观。梁思永担心殉葬坑被外国人看见，宣扬出去有损国誉，故提前令人用松土盖住人架。那时夏先生就有“这又是何必”的感叹（卷一第325页）。1959年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和残片，经化学分析为铝。但铝是到19世纪才被提炼出来的，遂有多个科研机构分别就残片重新进行了数次分析，结果发现成分有银也有铝1964年夏先生再请中科院物理所鉴定，证实16件完整带饰都是银而非铝。夏先生撰文详述历次鉴定的始因与结果，又论证银带饰为公元3世纪之物，而墓中的铝片可能是后期混入的[23]。1972年河北蒿城台西出土的铜柄铁钺，夏先生虽亲见认定为铁制，但仍提出要对陨铁还是人工炼铁进行鉴定。随后，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鉴定初步认定是炼铁，因为杂质中含有炼铁中作助熔剂的石灰，相关简报由《考古》1973年第5期发表。夏先生在审读校样时为慎重起见，在“编者附记”中指出这一发现很重要，但仍有可能是陨铁，因为含镍量高，而石灰可能是沾污上去的。为此夏先生还被批为“打击新生力量”。最后夏先生请柯俊教授重新鉴定，最终证明是陨铁，这一结果遂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24]。

夏先生还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多次提出，“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尊重客观事实，决不以所谓‘理论’来歪曲解释事实”[25]，“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26]。1985年3月夏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这大约也是夏先生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再次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27]。在那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界总体上做到了这一点。日本学者贝塜茂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评论中国考古学虽然有民族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等，“然而，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确实是罕见的”[28]。张光直也有类似评说：“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经纬分明，相互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29]。之所以如此，应离不开夏先生个人的坚持与倡导。

有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夏先生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化置于整个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下，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考古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而言，世界主义已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那个年代的学人差不多都是“‘乡土中国’的世界主义者”。美国汉学家易社强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东南沿海接受西式教育的学人对纽约和伦敦的思想潮流的了解，远超过他们对本国农村生活的肤浅了解。“他们在社会上是精英，在思想意识上是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30]。这一点是否造成了“知识分子”在未来的不幸姑且不论，只就考古学领域内的世界主义意识而言，这无疑是科学的、先进的。中国文明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古代文化的交互影响不仅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反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多样性。更重要的是，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反观中国文明，能够对中国文明有更深的认识。

1935年安阳实习前后，夏先生在日记中郑重记载了李济的两则教诲：

“旋往谒李济之先生，……继言及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卷一，第285页）；“中国文化与西洋有关系，此为已证实之事实，惟关系深浅如何，则尚待证明耳。现今中央研究院集中精力于中原文化，欲先明了中国上古文化之主体，将来必扩充至南部及沿海”（卷一，第292页）。

今天看来，李济的话不仅是对夏先生的职业启蒙，也是为未来中国考古学指明方向。夏先生在伦敦大学求学时，舍弃了简便的以中国考古学研究换学位的道路，选择了艰难的埃及学，并以《古代埃及的珠子》为博士论文题目，这是他直接从事的世界考古学的研究。回国后夏先生依然保持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埃及考古的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贝克汉姆岩以及瑞典的中国外销瓷等。对于很多中国境内出土的材料，比如古代纺织品、钱币、银器、瓷器和石碑等，夏先生都是把它们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来认识的[31]。即使是中国考古学的论题，通常也都涉及到与西方文明的比较。

夏先生对西北地区的考古材料的重视和研究，或许可以归因为他一直力图从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待和考量中国古代文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悼念夏先生的文章中写到，“1941年在抗日战争中归国的他的心，深深地向着国内。但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时，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地域仍然是以与西亚相近的甘肃为中心的地方，这是很有意思的”；夏先生逝世前约一个月正在研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萨珊时期的镀金银瓶，表示今后要专心研究它，为此三上次男感叹道：“最后的研究对象和初期的研究对象结合在一起，不能不使人感到其间有某种因缘”[32]。

身为新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夏先生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中的定位能够形成客观的认识。1983年3月，夏先生在应日本广播协会的邀请所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在商文化中，冶铜技术和艺术，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用马驾车，夯土建筑等，都出现了，都市也已兴起。但是这些文化元素的渊源问题，仍未完全解决”[33]。在日本的另一场演讲中，夏先生又提出，殷墟文化的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方面，都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34]。如今我们已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境内各地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最终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新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一些家养动植物都不是本土起源的，它们来自于西亚与中亚；冶金术等似乎也可以从西方寻找源头。由此也可见，在30多年前甚至更早，夏先生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已有自己的判断。

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夏先生的思想意识里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这使他能够如实地看待和衡量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明成就。藁城台西的铁刃铜钺在柯俊的鉴定文章发表之前，英国的Antiquity和日本的考古学杂志刊发的文章，都说殷代中期已能炼铁，不过又都指出因有人（即指夏先生）持异议还不能定论。在晋墓中的铝片被认为是后世的混入物后，夏先生即明示，今后“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还有一则事例是对玉璿玑的研究。这种牙璧形玉器，西汉以来的学者多认为是天文仪器，国外的汉学家也加以接受。但夏先生根据出土玉器重新审核，认为这种玉器有其自身渊源，可证明与天文仪器完全无关[35]。以上这三项认识都曾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提前、或将科技水平与文明成就放大，且都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夏先生都坚持予以更正。

没有人能离开时代的影响。但是，如何在时代潮流的涌动中坚守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在学术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从而努力使个人超越于时代之上，使学术的精神传诸久远，这是夏先生以其实践向后人展现出来的“智识分子”的任务和使命。

注释：

① a.《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逝世 首都隆重举行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沉痛悼念夏鼐同志》。c.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

② 王世民：《夏鼐》，《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③ 夏鼐：《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下文引自日记的内容仅标注卷数和页码。

④ 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第15版。

⑤ 参见易社强（John 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02～10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书中对清华生活的描述与夏先生清华日记中的诸多细节可相佐证。

⑥ a.徐复观：《论智识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b史蒂夫·富勒著、焦小婷译：《智识生活社会学》（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⑦ 夏鼐：《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1卷第6期，1933年。又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即将夏先生的主要成果分为考古学通论与考古学史、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外国考古研究、历史学研究等。

⑨ 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

⑩ 相关系列研究论文参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 a.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绵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b.《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c.《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12]、[33] 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 a.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b.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4]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此文发表后，夏先生又于1961年撰写《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当时曾打印若干但未正式发表，2000年收入《夏鼐文集》（上）。

[15] 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16] a.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像图》，《考古》1965年第2期。b.《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c.《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22]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18]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19]、[20]、[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考古》1984年第5期。

[21] 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23]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1979年收入《考古学与科技史》一书时，夏先生补记了新测得的铝片成分，以及国外考古发掘中混入现代物的事例。经最后增补的文章见《夏鼐文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5]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4年。

[26] 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7] 夏鼐：《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

[28] 贝塜茂树：《中国文明的再发现》，1979年日文版。夏先生曾分别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中转引此评论。

[29]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30] 易社强（John 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7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

[31] 在夏先生研究古代纺织品、钱币和古代交通等方面的文章中，相关的欧亚地图均未绘出国界。这一细节也许表明夏先生认为古代的文化是需要跨越国界来审视的。

[32] 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

[3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见《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5] a.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b.《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