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5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出版，8月1日面市。44年后，《存在与虚无》中文译本出版，又过了10年，修订本问世。关于这本书，关于这本书的作者，总会引出不尽的话题。记得勒维纳斯曾经引用过布兰舒维克（Brunschvicq，1869－1944）在1932年说过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两次胜利：德雷菲斯事件的胜利和1918年战争的胜利”。有人则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出版与德雷菲斯事件相提并论，认为它的出版堪称异乎寻常的事件，甚至可说是树立了一座城池、高山和碑石。188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菲斯（A．Dreyfus1859－1935）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当局判德雷菲斯终身苦役，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在事实已经证明是诬告后，当局仍坚拒重审，导至民主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在舆论压力下，1899年德雷菲斯被特赦，1906年复职。我们可以说，《存在与虚无》出版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法国轰动一时的这个事件最相近的特点就是：二者似乎都反映了各自时代知识界对现实的一种关注，介入的态度，虽然它们的发生相距五十年。

《存在与虚无》诞生于1943年，这是战争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萨特的昔日战友、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让·都圣·德桑第（JeanToussaintDesanti1914－）在1993《存在与虚无》出版五十周年时曾就有关此书的情况接受《世界报》记者的专题采访。德桑第也是巴黎高师毕业生，二次大战中曾加入过共产党，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一起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他大概是当今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熟悉这本书初版情况的见证人之一。他回忆说，他与左派知识分子朋友们是在热望中等待这部著作的问世。他们都读过萨特《想象》、《自我的超越性》、《情感理论初探》等属于胡塞尔现象学在法国传播初期的作品。萨特袭用“现象”概念指定物的在场（presence），而现象学并不归结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是归结与另外一个现象，一系列另外的现象。他袭用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

但意识是纯粹的半透明性：它是依附非存在力量的绝对在者。这些思想线索深深吸引着大战前后萨特周围的那一群。特别是萨特把胡氏的意识理论推向极端，将胡氏的超验领域改变为无人称的———或可说是前人称的，“自我”并非是意识的所有者，它是意识的对象：它总是逃逸的，并不存在于意识之中，而是在外的。这一切对当时那企图挣脱迷惘、混沌的一代具有难以言述的诱惑力。德桑第、梅洛·庞蒂等早就知道萨特在写这样一部理论力作，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早些读到此书。前些天，笔者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存在与虚无》，说这本书发表时无人问津，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事实上，书一问世就很快在知识界名声大震。德桑第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读完了这本砖头一样的厚书。许多职业哲学家都拿来看过。法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著名哲学家让·华尔（JeanWhal）从美国一回来，就发表了题为《论一个问题的虚无》的文章，实际是评述《存在与虚无》的第一卷第一章（第37一84页）的内容。有趣的是，第一篇关于《存在与虚无》的书评不是出于哲学家，而是出于一位青年文学家之手，这位未来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名叫阿斯退克（AlexandreAstruc），他的书评发表在《诗歌》杂志第44期上，文中充满对《存在与虚无》的作者的无限敬意和崇仰，可说是对这本书的第一声欢呼。

但是，《存在与虚无》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学术界正统权威势力所接受。时至1943年，在法国占学院派统治地位的是新康德主义代表布兰舒维克的传人勒塞纳（LeSenne1882－1954）和拉瓦勒（Laval1el883－1951），他们代表着官方教学学术机构的权威。在他们看来，《存在与虚无》实属离经叛道之举，这样的书，如何能进入哲学的神圣殿堂？这些人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这部“哲学著作”。据德桑第回忆，他在（花神）咖啡馆就听见勒塞纳与拉瓦勒在一起嘲笑萨特在书中论述的“粘滞”的概念：关注“粘滞”？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样的词，怎么能出现在哲学论著中，并且经常出现！实际上，萨特最终也没有得到学院派的承认，他是法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声名如此显赫而除了在中学执过教却从未进入高等学府正式任教的哲学家。

但无论如何，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它最终为人瞩目，还是要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那是存在主义的时代：故争之后的气氛使人们不得不怀着一种悲怆的心情关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实质上还是知识界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与其说《存在与虚无》以哲学著作的身份吸引了广大读者，毋宁说是这本书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色彩，或者干脆可以说是由于他的作者在书中所散发的本人的独特魅力，即由于萨特哲学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造成的结果。到了五十年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发展成为最具影响的思潮，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思想领域，超出了法国国界。而这部《存在与虚无》也就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萨特本人也确定了自己在这个运动中的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存在主义势头锐减，结构主义大师、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逐渐替代了萨特的位置。特别是由于世界风云的变幻，法国左派知识界随之发生分化，对于前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恐怖分子，对于阿隆以及古巴等问题，许多人都进行了重新思考，因此对萨特的批评与指责时有所见。而六十年代以来，法国思想界否定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的倾向促使人们对萨特及其思想重新审视。许多人指出，萨特一生追求的精神目标是以失败告终的。这种反人道主义倾向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冲击了传统、天真的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六十年代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解决问题，批判与破坏之后并没有建树新的有效理论体系，虽然这些批判有时是极其深刻，极其有道理的。因此，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后来的哲学家（如阿兰·雷诺、吕克·佛里等）们面对反人道主义的难题和由之呈现的废墟，深感应该给予人各种思想权利，期待一种真正的、既脱离形而上学传统又继承人类历史各种智慧的博大、宽容的人道主义。如是，六十年代后的怀疑一代，认为萨特的思想过于人道主义，而八十年代的批判人道主义一代又认它过于“形而上学”。

总之，《存在与虚无》一书，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是一部受人关注的学术著作。1993年，也就是《存在与虚无》发表五十年、萨特逝世十三年后，法国许多报刊都组织了专门文章，一些协会纷纷举行各种活动，伽利玛出版社再版《文学批评集》（袖珍本），米那尔出版社新版《中介的萨特》，《萨特书目》等。而且，有关方面决定：从1993年起，《存在与虚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即有关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有关人的自由的部分）已正式列入法国大中教师资格考试的内容。法国学界似乎出现了对这位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再度关注。但是，应该指出，这种关注是对萨特的及其思想的有距离的关注，人们会觉得，萨特离开人世仅仅十多年，从年代上讲，离我们还很近，但他的思想却似乎离我们很远了。他的本体人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好像比许多古典哲学离我们还要远。这种远是一种历史纪念碑式的远，他的哲学变成大学生与教师经常参观的博物馆之一，这往往不是由于它揭示了真理，而是由于在和谐陈列中表现出来的美丽。

法国当代令人瞩目的中年哲学家阿兰·雷诺在1993年发表了《萨特，最后一位哲学家》一书，在学界引起普遍反响。“最后一位哲学家”最早是福柯以嘲笑的口气加给萨特的称呼。说萨特是最后一位哲学家，首先因为在他以后，没有任何人还能有他那样的勇气和执着企图在著作中回答有关人的所有问题。其次，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认为自己有可能用他的思想去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与世界的面貌的思想家。他大概是最后一位克莉思特娃所说的想用意识形态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的知识分子代表。而在今天，人们对于真理的兴趣绝对小于对于意义的兴趣。所以，知识分子时代预言家、真理主人的特殊责任应该取消（福柯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做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勇气的，也正是由于这点，人们直到五十年代后的今天还会想到《存在与虚无》，想到它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