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华东师大教授王家范中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农民沦为流民的,恐怕要算是西汉初的晁错.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则已经把它看作安危所系的重大社会问题.循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读去,那种大祸临头的惊恐给人印象至深.统治者为了防止社会灾变,惶惶然穷于商酌对...关键词：

关键词：中国 流民问题 社会结构 古代社会 人口流动

中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农民沦为流民的，恐怕要算是西汉初的晁错。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则已经把它看作安危所系的重大社会问题。循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读去，那种大祸临头的惊恐给人印象至深。统治者为了防止社会灾变，惶惶然穷于商酌对策，自汉而后，总那么几种套数，迷惘踯躅于八卦阵之中。转至近代，毕竟时代巨变，眼界大开，始有欲突围而出的丝丝曙光。现代新史家的立场是改变了，但数千年积淀的“流民动乱”的因果阴影仍驱赶不散，以致鲜有人仔细体察流民问题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应。

流民产生的动因

中国历史上“流民”有许多异称，诸如游民、移民、饥民、灾民、棚民、客户、以及散兵游勇、乞丐之类。至于盗匪窃贼、流氓无赖、帮会、黑社会中也集聚不少流民。最著者则为“流寇”，多系流民铤而走险激变而成。

按社会学的范畴，流民问题属于社会“越轨”（又称“失范”）现象中的一种。一个已经按照某种认可的社会规范整合的社会结构，其成员必然要取得一定的社会角色，首先是职业角色。中国古代社会，至少自春秋战国起，士、农、工、商四业就已界限稳定，互不相扰，是社会有序的一项重要准则。郡县制的建立与完善，严密的户籍管理，更是确保着中央集权治驭下的各色人等必须接受具有法律意义、贵贱不等的角色规范。职业随户口固定，不容许随意迁徙易业，成了中国传统高度整合的一个突出的特征。然而，再强固的社会整合也会显示出裂痕。“流民”就是脱离社会整合，丧失其原有职业社会角色，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中国历代出现各类流民问题，其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我们稍加辨析，可将流民产生的动因大致归结为四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常见、最传统的，由小农生产严重萎缩而造成的，称之为生产萎缩型人口流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决定着以农为本乃治国之要；小农生产的稳定与否，是社会统治安危兴亡和最敏感的晴雨表。尽管统治层深知以农为本之至关紧要，事情恰如治道轮回论者所言，显示出某种重复的规则性。每一新王朝之初，小农生产均可由休养生息进至最佳发展期。此即史称“盛世”，如汉之文景、唐之开元等等，盛极转衰，封建王朝遂由巅峰逐渐沿下坡路线滑行，不断积累起诸如土地兼并、水利失修、吏治腐败乃至内乱外祸，到王朝末年，必然产生小农生产的严重萎缩。农民田产被夺，生计无着，为逃租、逃税、逃役而被迫离乡背井，造成社会的严重失序，这就进入社会周期性的瓶颈口危机。显而易见，这种流动人口并非是由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产生的，相反，倒显示出传统经济结构的脆弱，又预兆着社会周期性的震荡。

第二种，是生产过剩（或生产饱和）型人口流动。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其原因一方面确与这一地区自宋以后人口增长过快、农业技术要素变化微小而农业产量增长有限、人地矛盾尖锐相关。明清时期苏松地区愈趋活跃的城镇化，无疑成为引诱农业人口离乡的新动因。当时该地区消化农业过剩人口的主要途径不是离乡，而是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的手工副业，从事多种经营。被当作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重要论据的江南棉、丝织业，不仅奠基于农村的棉花、桑蚕植养，即使是棉织与丝织手工业的绝大多数亦属于农民家庭作业。它们的产品以聚沙成塔的方式促成了跨地区的纺织市场的活跃。这种独特的人口渲泄，在当时确实成功地消化了过剩人口，还促成传统的单一农业向农工副并重的新经济模式的转型，虽然还说不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但足可引起史家的注意。与此相反，在人口密度很低、田地被大量抛荒的某些内地及偏远地区，却不断产生数量可观的真正意义上的流民。以此显示，单纯用人地矛盾去解释流民问题容易失之偏颇。第三种，是灾变型人口流动。所谓灾变，不外是天灾与人祸两种。如果属局部性灾变，流民的数量与流动的范围比较有限，未必会影响全国政局。假若局部性灾变不能妥善化解，或者灾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跨越若干地区，然后又遇上第一种情况，会形成流寇蜂起、全国动乱的情景。这里的动乱，还包括历史上各族统治者相互征战所造成的人为灾变。如东汉末至三国、西晋末至南北朝和北宋末至辽金南宋元兵燹之灾后，造成了蔚为壮观的三大人口由北向南迁移的高潮。当然，这种新流民运动，也暗藏着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想不到的历史效应。

第四种，是社会结构变迁时期所特有的“结构变迁”型人口流动。走出传统中世纪，步入近代化的新世局，不是一首甜美的田园诗。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意味着旧的秩序不断崩坏，而新的有序却只有在经历剧变的阵痛后方能稳定，原先依托着旧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社会权益的相当一部分人口会在吐纳代谢的高速社会运动中被无情地摔出轨道。他们一时会游离无着，与新结构、新秩序的粘合联接需要条件和时机。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现代化时期都是无一例外地碰上了棘手的流民问题。在我国，由于现代化是在内外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非常艰难，一步一回首，这就注定了近代流民问题更加复杂。原有的旧模式流民仍不断再生，而畸形的近代化又诱发出更多的流民。于是，帮会、黑社会乘时大肆扩展，近代帮会、黑社会（包括盗匪）的活跃，与流民的大量存在关系密切。可见，流民问题的产生因时而异，轻重有别，但都关联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全局，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决非人地矛盾单一因素所能囊括，更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历史上的流民成份也极为复杂，其来源主要来自失去生业和居址的农民，但也混杂着其它各种失业的社会成分。例如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无业可谋生，服务性产业的萧条，盐铁矿业因政策性的调整而产生的失业等等。假若从流民的走向和归宿来分析，则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始终不能被整合进原社会结构的，这就是最典型、严格意义上的流民—游民。他们的走向，或沦为乞丐，或转为盗匪窃贼，或变为城镇中的流氓无赖。有的也将所谓“游侠”列为流民的同侪。从战国秦汉直至隋唐，这班人在历史上活跃过一阵子，而宋以后则多数或依庸于豪族，或托身于官衙，已经改变了性质。但这类人身上流民的气息久久不能脱去。帮会、黑社会则是古代的“游侠”的堕落和变形，属下三流的不肖子孙。第二大类，经流亡后各自谋得生业，被重新整合进原社会结构（到近代，有的则转入新的社会结构）。他们有两种角色转换形式：一种是职业未变而空间转换，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流民都在异乡僻壤重新觅得一块田地，再进行务农；有的则通过政府移民，有组织进行的落户；更多的是分散地、自发地、本能性的落户。这是传统的小农生产因技术要素简单而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另一种是职业角色的转换，即流民在异乡客地改谋他业，有改业于工矿业和从事商贾小贩的，有卖身做奴仆的，有沦落为娼优筮卜的，也有遁入空门成僧尼糊口的，最后一策便是受政府召募为兵丁衙卒。宋太祖、太宗两代曾因发明荒年广招饥民入禁军而名噪史册。这确实也算是历代化解流民变弊为利的高招，但众所周知，其后遗症也流毒无穷。

历史上关于流民问题的对策，多高度专注于化解和整合。统治者深知流民不受控制地继续蔓延，意味着社会的失序。而对化解的途径，在1840年以前，除明末徐光启、顾炎武、王夫之等少数有识之士别有高见外，绝大多数仍因循于驱农归田单一的通道，对职业转换到工商与服务领域则持蔑视的态度，偏见很深。

流民问题的历史效应

流民问题并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冲突、维持与震荡的全局相关。因此，一旦将流民置于社会结构运行与变迁的动态进程中，它的历史效应随着考察视角的拓宽，也就变得相当复杂。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总体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坚韧性，以至被冠以“长期停滞”的帽子。然而，另一种景象也十分强烈：在其历史的运行中，震荡频繁，多次断裂，整合中有冲突，冲突又导致重新整合，呈现出发展演进的特有轨迹。内中种种微妙的变异，不少与流民问题的历史效应直接或间接关联。

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多次经历灾难性的断裂，但每次都能奇迹般地起死回生，重新修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这种坚韧的再生与维持的机制，与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密切关联。流民问题长期积累而得不到化解，往往容易引爆恶性的社会冲突，外化为激烈的社会震荡。从历史上看，真正由流民问题直接发展为较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只有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北魏河北流民起义，明中叶荆襄流民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清中叶的白莲教起义。其余都缘自别的复杂社会原因或突发因索，而浮动不定的流民，往往起扩大事态、助成燎原之势的“加燃”作用。历代诸多精英之所以选择流民问题议论风生，也大多鉴于此种痛心疾首的历史教训，惊恐不安的心理溢于言表。可惜的是，他们总习惯就事论事，幻想将流民问题纳入传统轨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殊不知由流民而演化成农民起义，其根源却在传统社会结构的深部，决非头痛医头的手法可以奏效的。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必须以个体的小农生产为经济基础和生命依托，即所谓“农为国本”。然而与之相悖，该社会结构的所有制和政治体制又不可避免地摧抑小农生产，自毁经济长城。这种二律背反的结构性瘤疾，造成了历史上一再重复叠现的“政治衰朽”，最高统治层陷于两难境地，左右照应不全，顾此而失彼。各类精英煞费苦心提出的诸如摧抑兼并、限田均田、惩贪倡廉等等对策终究要变为镜中花、水中月。似乎是命运的冥冥作弄，农民起义以沉重残酷的代价，人口死亡、田地荒芜以及百年积累的有形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换得了王朝末年欲求而未得的调整效果：失衡的所有制状态，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比例，被迫调整到（正确地说是退回到）一种负荷轻、包袱小，类似上一王朝初的水平，重新回归到稳定状态。因此，从最后的实际成效而言，社会遭受的破坏惨不忍睹，结局也只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再度被修复，裂缝被成功地弥合。

如果上述的历史效应，站在维护原有社会结构的立场上说，负面的显功能中暗含着潜藏的正功能，但毕竟消极意义甚于积极意义。然而，有另一种情形，却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这就是由于流民的空间移动，促成了中国传统经济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经济的横向发展。笔者一直对“长期停滞”的提法不甚满意。原因是这种居高临下、大而化之的“抽象”，固然有一种“高度”的满足感，但明显缺乏认真钻探史层的通感与深度。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演进，从基本技术要素，例如工具演进、农耕方式以及部门结构的组合等来看，变革的幅度确实微小得很。即使如此，仅以农田单位面积产量而言，经历过两汉、唐宋、明清三个台阶，也有不小的增幅，绝非长期停滞。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更突出地表现为地域的横向扩展，它呈现出一种由中心地向四周波浪形幅射的推进态势。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先是由西向东，而后由北向南转移，明显地勾勒出了两条基本发展轨迹。我国历史上因统治者大规模内战，造成的三次流民风潮使北方流民大量南下（其中西晋末采取的还是举族迁徙的形式），一浪高过一浪地推进着传统经济由黄河流域向江淮、珠江、闽江流域的逐步扩展南进。可以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移民的贡献功不可没。当平原荒野经流民自发的或政府有组织的垦辟，变为良田沃野，占满空间之后，大约自北宋开始，特别在明清两代，不断游离出来的流民，又以惊人的毅力发动了“上山下海”的经济运动。他们或向海滩沙地、盐碱沼泽进军，更多的是深入山区，攀坡开田。而东南沿海山区的贫困流民则飘洋过海到了南洋一带，从事域外的垦辟。据此而言，历代地面上不断冒出新的州县，西北、西南乃至东北的开发，到处都留下了无数流民披荆斩棘的足迹。

王家范先生这种特殊的经济横向发展或地域扩展的现象，不能不归之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性。中国古代个体的小农生产，由于所有制和政治体制的性质，限制了它向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方向（即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但是小农生产技术要素简单，一锄一镰加上一夫一妻，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重新恢复简单的农业生产。这种惊人的“再生能力”，为流民运动在经济扩展的动态增长中显示出了英雄用武之地。中国传统社会靠着这种奇妙的空间拓展效应，使其社会危机常能在极大的空间移动中获得释放，北方不亮南方亮，黑了西方有东方。自然，我们也不能对这种历史效应作脱离实际的拔高。特别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南方经济的开拓上升。却是北方经济的萎缩下降，盈缩并进。交相抵销，由流民垦辟形成的地区经济开发的意义。在全国经济有限的总平均值中明显地被冲淡了。

传统农业顽强的“再生机制”和向空间拓展的张力，也给汉唐以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造成一种错觉。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简单再生产的小农生产方式消化沈民的能力，从而跌进认识的误区。社会消费能力的畸形偏向于高奢侈阶层，民众普遍的贫困，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国策，使处在夹缝中片面发展的工商业，既缺乏拓展市场的能力，更不可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以化解仕会游离人口。大约自两宋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清。有识之士逐渐感受到了“人口悬剑”对社会发展的报复性恶罚。关于人口增长的乐观情绪被忧患、悲观的危识所取代。具有眼力的思想家开始探索疏通、开拓多种渠道以化缓社会人口的篮张。然而，此时传统社会已如步履蹒跚的老人，昏眼重听，对社会危机的感受能力十分迟饨。任何变革的呼喊，不啻是孤鸿哀鸣，激不起政府有效的呼应，预示着它的历史合理性已到了最后临界状态。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依仗坚船利炮，使庞大的帝国深陷进屈辱危亡的境地，没有越来越明晰的关于域外富强之术的“西学”大盆输入，这个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虫”还会长期苟延下去。虽然它不再具有张力，却有着种种维持残局，半死不活生存下去的耐性。传统中国被震耳欲聋的洋炮声轰出中世纪之后，尽管颟顸顽固的帝国当局仍恋栈传统，抗拒变革。从龚自珍、林则徐起一批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志士仁人，出于救亡图存、富强祖国的心愿，不断探索呐喊，作各种有益的尝试，一步步推动着传统社会艰难地向近代社会变迁。流民问题伴随着整个近代化的展开，也逐渐进入一个新的界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