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对以往哲学时间范畴的超越，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出发，创造性地把时间与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与文明相结合，将时间理解为标定文明形态的重要尺度。立足于时间范畴的文明向度，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垄断性、虚假性等进行了深入批判，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摆脱历史道路单一的多元化可能。历经百年奋斗，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历史基础的时间性认知、社会结构的时间性重置、发展模式的时间性规划上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超越，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间通路，拓展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

关键词：社会时间；自由；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近年来，随着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反思，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开始逐渐受到重视，由原来被放置在唯物辩证法领域作为“解释”物质运动及其关系的基本概念转向强调时间与社会历史、时间与人的解放、时间与现代性等突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内含唯物史观意蕴的特殊范畴。特别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出场，时间更是成为理解和阐释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性范畴，不仅成为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致思理路，而且为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比较及其超越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及其多重意蕴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西方哲学的时间范畴的演进看，时间范畴最初是从本体论意义出场的，即时间是实存性的还是主观性的。在本体论中，传统哲学或者把时间直观地理解为一种与事物变化本身剥离开来的“运动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第129页），视时间为与人无涉的非形而上学的标刻性实体，或者抽象地发展了时间的主观建构性，将时间看作为纯粹观念的产物，“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奥古斯丁，第263页）。随着近代哲学发生本体论到认识论转向，对时间范畴的理解也转入认识论视阈，即时间是经验性的还是先验性的。但不管是强调用“投射”“印象”等作为经验生成方式的经验时间，还是将时间作为“先天地给经验的东西做基础”（康德，第42-43页）的感性经验的先验形式条件、一种心灵内部直观的纯粹形式的先验时间，作为精神在一种“非己所愿的、反对自己的”（黑格尔，第51页）自我否定和不断变易中所形成的历史性发展过程的概念化时间，抑或作为物化的劳动的绝对抽象的量的尺度的时间，由于无法真正理解时间的历史性、属人性、实践性，认识论上的时间范畴本质上“依然是希腊式的”（海德格尔，第31页），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时间观。

不同于各类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时间范畴从来不是抽象的、与人无涉的，而是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密切相关的社会时间，是被具体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形式所定义的。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旧哲学之所以对时间的认识误入歧途，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正确理解时间同实践的关系，没有把时间“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也正是从实践出发，马克思在关注工人劳动创造时间中，把对时间的理解与实践作了紧密勾连，从主客体统一的视角将时间扎根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和现实生活中予以定位，并经由与劳动、自由、文明相结合，开显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61页）的全新意蕴，使得时间范畴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性范畴。

第一，时间与劳动结合。

通过劳动来解读时间并非马克思的原创，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和李嘉图在研究商品交换价值时就有所论及。不同的是，古典经济学对时间与劳动关系的探讨主要从数量关系的维度进行展开，而马克思则从社会关系的维度进行解读，这也是马克思的劳动时间概念超越传统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溯源。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既不是物化的绝对抽象的量的尺度，也不是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的客观存在，劳动和时间具有共生同构性：一方面，“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73页）；另一方面，时间是衡量劳动过程的天然尺度，一切实践“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页）。正是将时间扎根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中予以定位，马克思把对时间的把握从感性具体化为现代生产能力对时间支配形式的变化，时间逐步成为以劳动为核心展开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经验化载体，成为用来揭示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要件。

在马克思那里，时间与劳动的结合主要通过“劳动时间”来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劳动时间”的构成，认为“劳动时间”并不以抽象的形式而存在，而是由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构成。其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于生产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用来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重点考察了两种劳动时间的深层次关系。他指出，无止境地攫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首要目的，因而为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必然会被不断地缩减，“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同上，第306页）。但必要劳动时间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是为生产剩余劳动时间而存在的，“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76页）。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然会同剩余劳动时间发生矛盾。在这里，通过对两种劳动时间内在矛盾的揭示，马克思天才地证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和历史暂时性。通过与劳动结合，时间真正从先验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从一个抽象的自然哲学概念上升为现实的创造财富的运动。同时，通过把握资本主义得以掌控时间的内在机制，马克思还发现了建基于劳动基础上的自由时间问题，进一步破解了“历史之谜”。

第二，时间与自由结合。

时间与劳动的共生同构性还将时间与自由内在地联系起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必要劳动上。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人们除了将时间耗费在从事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必要劳动外，还可以“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非必要劳动时间解读自由时间，把自由时间理解为非必要劳动时间十分重要，因为它揭示了自由时间的真正来源，即自由时间作为非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存在于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相反，它生成于物质生产劳动，本质上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或节约。

自由时间获得的重要途经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或节约，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或节约又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5页）。那么，逻辑的结论本应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会带来自由时间，但吊诡的是，劳动生产率越提高，工人所付出的剩余时间就越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越少，而且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恶劣，“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61页）。

为什么会出现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但自由时间不断丧失这种悖论呢?通过对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占有劳动时间为目的的，“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页），这是资本主义的铁律。换言之，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劳动者并没有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从劳动时间中获得自由时间，反而是自由时间不断地被资产家无偿占有，变成社会强制性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关系悖论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时间的特殊性及异化的自由时间状态。

通过时间与自由结合，马克思把捉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时间异化的实质——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一语中的地指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9页）。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能从资本的抽象时间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而“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

第三，时间与文明结合。

对时间的自由向度的追求必然导向一种对人的现实境遇的整体性批判，这就要求从以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为核心的视角展开对时间与文明关系的考察。通过揭示时间与劳动、时间与自由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洞见到时间与人类文明的深刻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时间中构建起了进步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对“自由时间”的剥夺，不仅仅是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与延续、以资本增殖充实自己的秘密所在，而且是一种根植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深层次结构，体现为现代生产方式和制度形式型塑的一种现代性文明类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页）这意味着，时间是文明的标尺。

时间与文明的结合使得马克思对时间范畴的认识由对资本主义阶段的时间特殊性超拔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规律的高度，时间被诠释为一种标定文明形态的范畴。自此，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完全打破了旧哲学对时间构建的抽象化体系，以劳动、自由和文明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性和总体性构建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辩证法，将时间范畴从一个关乎具体劳动扩展为指涉人类文明的宏大结构。所以，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时间作为一种文明的标尺，是指代文明或国家在世界现代化序列中的横向位置。一定的现代化形式必然对应着一定的生产方式，具体生产方式为文明在时间上的实现阶段提供质的规定性，决定着现代化内在的时间次序，构成一种时间性上的道路合理性。

二、马克思时间范畴的文明向度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时间性审视

从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生产方式展开的劳动到整个社会历史呈现方式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一种连续性的意义上塑造一个全面多元的立体化的时间范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全面多元的立体化理解，马克思的时间范畴超越了任何一种外在的抽象的时间观，成为了表达历史发展合理性的内在关系尺度，并在更高的层面指涉了文明自身的一般性时间原理。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时间是社会发展的文明标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建基于“过去”，呈现为“现在”，蕴含着“未来”的开放性理论。那么，作为一种强调人的主体性、实践性并将其真正上升为与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体系，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具有天然的文明论向度，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视野下的进步主义时间观。也正基于此，马克思着力对作为一种整体性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制造自身垄断性、如何在现代化历程中扭曲文明发展本性的实质展开了病理学诊断。

一方面，马克思的时间范畴揭开了资本结构、生产方式与历史时间之间构建起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独断性。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往往都隐喻着关于资本主义结构在历史时间中的停滞问题。通过解剖劳动时间与资本积累的关系，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微观领域，资本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商品、货币等社会范畴改造为时间的对象化客体，通过工人的对象化劳动所内含的剩余劳动时间获得自身增殖和积累，从而带动资本自身统治力量的加强以至整个社会结构的资本化改造。然而资本并没有止步于微观领域，而是通过对这种雇佣关系的反复再生产“偷窃”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构建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成为现代社会“普照的光”。时间也由此成为资本社会结构的制度性来源，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具体形式的一种抽象标定，从而实现了对现代化历程具体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进步模式的垄断。这种资本构建起的一元论时间序列随着资本权力的统治地位的加强进一步将自身绝对化为唯一性，以一种发展道路时间性的特殊性抽象为绝对的普遍性，形成了现代化的一元性和垄断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时间范畴揭穿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价值虚假性。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毋庸置疑创造了文明史上全新的时间序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性。但正如马克思反讽指出的，与“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16页）所表达的资本主义自由的片面性、有限性的逻辑相同，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作为文明史的一个历史阶段，西方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也只是片面的、虚假的，不但不是人类文明的完整形式，反而是资本主义文明“不文明”的具体体现。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以剥削为实质的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摄下，劳动者不仅在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没有选择权，就连要不要参与生产都不是他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心甘情愿”被禁锢于物的生产的时间中的深层次原因所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考虑劳动者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生理限制，资本的贪得无厌会一刻不停歇地支配着工人日以继夜地劳动。此外，在劳动时间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页）。物的价值取代了人的价值，劳动时间霸占了非劳动时间，占大多数的工人的生命时间和自由时间必将会随着资本无止境地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偷窃”或无偿占有而加快丧失。与此同时，工人的精神与思想亦被物化的劳动时间占据，整个社会的最高价值表现为扭曲的物对人的支配。质言之，只要劳动者在剩余劳动中被无止境地沦陷，其自由发展的时间就始终被物役性所扭曲，这种形式上的社会共同体终将导致文明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被截断，其表达文明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学诊断，马克思揭示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时间性垄断和价值性扭曲的实质。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揭示问题后，他还通过时间范畴的考察进一步构建起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路径和原则。从马克思规定的超越资本逻辑的自由向度一般原则“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929页）来看，马克思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目的正是寻找达成这一原则的实践路径。而达成这一原则并不存在一种通用的、万能的绝对道路。诚如马克思在东方社会问题上所提到的，“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6页）。马克思对东方社会问题的考察表明，时间并不完全依附于某种固定的制度结构的生成次序，而应当是一种具体现代化实践路径的客观反映，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绝对的历史哲学，更不是“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任何具体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机械地附着在一般性的现代化时间线之上。历史时间并不与自然时间或者物理时间一样是单线性的。它是发展的历史次序的产物，是依照现实的社会历史结构重置的，它的实现只可能在具体国家的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之中。这就意味着，西方社会孕育了现代化，但西方式现代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本身，更不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概言之，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提供的是一种将其自上而下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既定性逻辑。而唯物史观指向的发展模式提供的则是一种通过符合自身发展序列的现代化构建，以获得拥有自由时间可能的生成性实践逻辑。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更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作为既“创造过辉煌的民族”又“经历过苦难的民族”，中华民族更迫切、更渴望实现现代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奋斗主题，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写入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根本所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关切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旧的现代化浪潮的时代境遇下，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新的现代化问题。

关于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新的现代化问题，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时间性审视，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秉持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逻辑，其中普遍性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规律，特殊性则由现代化主体具体实际的辩证结构决定。一方面，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遵循现代化历程的一般动力，即由社会经济结构和时间次序的辩证关系所产生的矛盾运动；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建基在一种现实的、特定的客观根基中，并在摆脱外在的、强加的形式化模式的同时形成内生的、自觉的动力，从而开启未来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摆脱“单一的超历史的人类历史观”（普殊同，第435页）追求具体的现代化提供了多元化可能。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意蕴及其超越性

在马克思的时间范畴视阈里，西方式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个别模式，实现现代化存在着多元可能。众所周知，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历程中，往往面临着既要摆脱外部霸权又要进行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任务，一般都呈现出社会结构不平衡与内生不足等问题。这使得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时间形式并不适应于后发国家的现实根基。如果照搬照抄、直接套用，必然造成时间次序与客观实际之间的断裂与冲突，后发国家发展道路的自由不但会被占据，丧失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更会导致现代化模式被禁锢在专制的、与实际不相适应的时间体制内，使跃向真正时间解放的可能性被封闭，错失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始终秉持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就特别重视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根据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实践，着眼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概念，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第22页）。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遵循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创造的社会发展新模式，不仅不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翻版，反而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超越，是在世界历史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的时间序列的历史特殊性在整全意义上实现了科学认知，已经对历史发展的时间次序的内在辩证关系形成了高度的历史自觉，已经在运用马克思的时间范畴方面具有了坚定的理论自信。

首先，在历史基础时间性的认知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普适性的根本性超越。资本主义利用普适性、绝对性的抽象时间序列构建了西方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停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机械意志，遮蔽了后发国家对自我发展基础的历史认知。对后发国家来讲，不管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套用这种模式很难获得成功。那么，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成功?其秘密就在于，从马克思时间范畴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在超越性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并面向未来开放的现代化之路。

一方面，早期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的外生性现代化模式，本质上存在着西方强加的发展阶段与自身历史基础的错位，体现为每当“中体西用”、君主立宪、民主革命等观念向现实的制度目标转化时，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具体历史时间状态的社会结构发生冲突。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成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不管以何种方式，本质上都未彻底触及整体结构性变革，这就使得社会结构的不同要素处于不同步的机械性共存状态，导致社会必然充满冲突和矛盾。正是基于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时间序列的历史特殊性的科学认知，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以中国社会历史基础的完整性和特殊性为基点，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制度为核心进行全方位变革，“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页）。在此前提下“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时间的推移，西方式现代化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这就要求中国在追求现代化时要拥有建立在理解西方式现代化历史局限性基础上的构成不同历史时间起点的认知。其实，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就已关注到西方式现代化的非普适性问题，但由于缺乏正确理论指导，此时的中国还尚未对中国道路的历史特殊性形成唯物史观自觉。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既身处以西方式现代化发展结构的时间积累为基础的认知自觉上，同时也身处在以世界历史时间积累的现实结构为客观前提上，从观念到现实都身处与西方式现代化完全不同的历史基点上。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4页），而是建基于中国历史时间性积累上的特定模式的新道路。

其次，在社会结构时间性重置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机械性的根本性超越。社会结构的时间性重置是历史时间的超越性认知在实践上的反映。不管是在中国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阶段，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别于历史已有的一切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也不同于苏俄式现代化，这根本上源于作为基础的不同——社会结构的时间性不同。从一般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时间序列要晚于资本主义，其中诸制度要素应以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现实基础，社会结构也应从资本主义中转变而来，在时间上与资本主义处于顺序发展关系。但与西方内生性的现代化历程不同，中国的外生性现代化历程面临着外部存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缺乏成熟社会结构的现状，是一种“落后”的发展时间结构。这就为实现“跨越”并利用既定外在结构，培育现代化内生性以重置社会结构时间性提供了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在“一穷二白”境遇下社会主义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引领下，邓小平同志又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就社会结构的内在要求进行了科学判断，将市场经济这一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同时间序列的经济形式引入到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分处两个时间序列上的要素进行了结构性重置，牢牢抓住了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辩证关系这一根本内核，“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原创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内涵，把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一分处不同时间序列上的要素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时间次序内在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发展道路的时间次序并不是孤立刻板的机械模式，即先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资本主义积累再转为社会主义，而是社会结构的不同要素相互协调的复杂辩证运动，任何具体的现代化都需根据生产方式的客观情况不断与制度、文化、历史等结构要素进行社会结构的时间性重置。这是从机械概念走向灵活的实践辩证法。

最后，在发展规划时间性设计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所谓“永恒性”的根本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马克思未竟之事业，从手段到目标都与西方式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是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所谓“永恒性”的实践样本。

在发展规划设计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与规划，从西方式现代化的普适化、机械化发展的时间路径上摆脱了出来，重置了现代化的时间性结构，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相对有限而且是分散的建设资源集中用于现代化最为关键的部位，从而使建设资源产生效应最大化的积极意义”（吴忠民）。这就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等不同时间序列的要素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重置，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发展时间规划模式。这种全新的规划模式通过充分摄纳西方式现代化的好经验好做法，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生成了超越西方封闭性发展模式的制度设计，打开了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并向更高阶段跨越的开放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前景规划上，坚持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相结合。长远目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时间价值中的优越性，短期目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时间规划上的现实性。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牢立足实际，科学判断历史方位，不管是年度工作部署、编制五年规划，还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抑或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类似于西方自诩完成现代化的“历史终结”。这是两种现代化范式时间终点的根本差别，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短期目标为长远目标奠基并以长远目标为发展方向的时间渐进性次序的现代化。这种目标体系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不仅具有在当下历史阶段实现发展的可操作性，将发展牢牢建基于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现实性上，在共时性中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协调性，在历时性中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性，使社会经济结构始终保有发展的开放性；不仅能有效规避西方式现代化预设发展停留于资本体制永恒性的“历史终结”，而且能更好更快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共产主义，让历史发展的时间性不断转化为扩大的人的自由时间。总之，发展的规划设计与前景目标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页）。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时间指向，即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持续发展中彰显现代化目标的一致性和开放性，在价值与实践的统一中深刻展开人类新文明的时间序列。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2017年：《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

[2]《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

[3]海德格尔，2014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黑格尔，2006年：《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5]康德，1978年：《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1998年、2019年，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8]《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9]普殊同，2019年：《时间、劳动和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0]吴忠民，2018年：《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变：从外在拉动型现代化到自觉内生型现代化》，载《江海学刊》第5期。

[11]习近平，2022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2022年，外文出版社。

[13]亚里士多德，1982年：《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