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印度的前殖民国，英国对于中印边界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通过一手策划、操办西姆拉会议，炮制“麦克马洪线”，埋下了中印边界纷争的种子。冷战爆发后，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新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提高，国力衰弱的英国，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在中印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英国虽然对印度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支持，但多有保留，同时极力避免刺激中国，设法与中国维持较为稳定、平和的关系，试图在中印之间保持“平衡”，把握、拿捏得很有分寸，充分显示了其老牌帝国处理复杂、敏感外交和国际问题的“圆滑”和“老到”。
关键词：英国 中印边界 争端 因素
引言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印双边关系、地区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长期以来为国内外所关注。迄今为止，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印东段、中断和西段边界具体问题的阐释和分析，对外国、特别是大国所起的作用，主要集中于美国和苏联方面，而且多置于冷战的大背景中。而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始作俑者英国在中印边界争端、特别是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的态度、政策以及所起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见有进行具体、深入、系统研究的成果发表。本文主要依据解密的英国档案文献，以及中国、印度等国的一些文献资料，从细节入手，对这些档案文献资料进行详细解读，对英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前后的态度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剖析。
中印边界冲突的根源
中印边界争端不是一般的邻国之间的历史纠纷，而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英帝国主义者于20世纪初期，通过精细谋划，狡猾地埋在在中印两国之间的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双方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截然不同的解读。而边界争端引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乃至发展为冲突甚至战争，则主要源于印度政府对中国态度的误读以及它所采取的不切实际的对策和行动。
（一）《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
在英国侵入印度之前，中印两国对于传统习惯线所代表的边界大体上都持尊重的态度，从未发生过边界争端。英国统治印度后期，播下了中印边界争端的种子。英国曾一度动过吞并西藏的念头，后改为企图削弱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实际控制西藏的策略，而通过签订条约制造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则成为英国实现这一图谋的主要手段。早在1904年9月，侵略西藏的英军代表荣赫鹏与西藏代表签订了《拉萨条约》（即《英藏条约》），条约中隐蔽起来的要害之处，是企图排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建立英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因此，该条约只字不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相反，第9款把中国暗列为“外国”。《拉萨条约》未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此后，英国政府并不甘心，进一步实际控制中国西藏的图谋直接酿制了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其根源便是1913—1914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为了巩固在与俄国等列强对西藏的争夺中的优势地位，英国在清朝末期和辛亥革命初期，通过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督促清政府和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召开一次会议，以明确英国和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英国极力坚持西藏决不能被当作一个行省来对待，必须拥有“自治权”，在此问题上拒绝让步，甚至在外交等方面对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威胁。在英国的软硬兼施下，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勉强同意参加这样的会议。西姆拉会议便是在英国倡议和一手操办下，于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中国中央政府、英国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代表参加的会议。
1913年10月6日，三方会议开始在西姆拉举行，在西姆拉举行了5次会议、在德里举行了3次会议。1914年，英国为扩张其殖民地领土，以不正当的手段与当时的西藏当局秘密换文，炮制了大致以喜玛拉雅山主脉分水岭为走向的边界线。是年2月，参加会议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标有后来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东北边境，参谋长会议，第1页和第2页，临时发行，1914年2月，比例：1英寸=8英里》地图草图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同年3月，因为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虽然处于弱势地位，但仍尽可能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深恐其图谋落空，便施展开了早就谋划好的另一手。其全权代表、英印政府外交秘书（即外交部长）亨利·麦克马洪（当时译为马麦含）拿起一支红铅笔，在一张1：5万的地图上草草画了一条西起不丹东北角东至中缅印三国交界处的中印边界线，把边界从传统习惯线往北推了一百公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从而把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直至山脊的9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一笔划入了英属印度的版图。
因此，“麦克马洪线”产生于西姆拉会议期间，但并非会议的直接产物，对此，英外交部1963年1月28日的一份文件也予以承认，该文件称“麦克马洪线”不是西姆拉会议确定的，而是英藏双方在1914年3月通过交换照会确定的。在西姆拉会议的整个谈判过程中，英方代表和西藏地方某些代表相互勾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翻译是英国人，权力很大，有时甚至代替西藏代表出席会议），对议案密谋策划，并给陈贻范施加压力。1914年4月27日，英国政府特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马麦含）、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边觉多吉草签了西姆拉协定草稿。草签草约时，麦克马洪签的是英文，中国西藏政府的代表签的是藏文，而陈贻范签的并非汉文，而是英文，且陈自己的签名与条约正文的拼写不一样（条约正文中是“Ivan Chen”，而陈贻范草签的是“Ivan Chin”），可见“草签”之程度。如此，英国便正式炮制出了不丹以东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1914年7月3日，英国政府的代表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最后在《中英藏条约》最终文本上签了字、盖了章。该条约的草稿和最终文本虽在附款中规定“今订约各国订明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又在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中英政府认中国与西藏有上邦权，并认西藏有自治权，今订定尊重西藏疆界之完全，所有外西藏之内政，其中有达赖选举到任各事，应由拉萨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干涉”，“中国政府现承认西藏建有实力政府及保守印度与毗连各国一带地方之治安”。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陈贻范在最终协定文本上既没签字，也没盖章。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麦克马洪利诱西藏噶厦的代表，背着中国政府代表搞的这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对此并不知情，达赖喇嘛和噶厦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厦对“麦克马洪线”不予承认。无论是西姆拉协定的条约还是地图，均未得到当时派出陈贻范做代表的中国北洋政府的批准，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均明确表示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但是，自西姆拉会之后的百年来，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及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只是笼统地说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条约上签了字，强调陈贻范“特命全权代表”的身份及其签字的“法律效力”，并一直将其作为Xizang“独立”和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边界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却只字不提陈贻范只是草签了草约而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的确凿事实。如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马麦含）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边觉多吉两方签字的《中英臧条约》及其附图，便为日后的中印东段边界埋下了纷争的祸根。
英国对此事也深知理亏。因此，对于《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英国官方的态度有一个明显变化。英国起初并未明确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存在。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肯定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没有在条约上正式签字。此后20年中，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地图集也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的走向仍然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这同中国的主张完全一致。只是到了1935年，英印政府才提出要在《艾奇逊条约集》里面收入《西姆拉条约》，在《泰晤士世界地图集》里画出“麦克马洪线”的位置。为了不掩人耳目，英国政府还不惜弄虚作假，新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实际上出版于1937年，却冒充是1929年的版本，而将初版全部收回销毁，英国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西姆拉条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是有效的。但历史真相是篡改不掉的，最初版本的《艾奇逊条约集》还有两套被保留下来，分别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印度加尔各答图书馆。英国政府作伪证的罪行昭然于天下。
关于中印东段边界，印度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足以标明它内心的虚弱。1937年，印度测量局开始在地图上标出“麦克马洪线”，但它并未将该线作为正式边界，而是注上“未经标界”。但1938年印度测量局发行的一张西藏地图仍然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属于西藏，1946年出版的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仍然标明印度的边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走的。即使到了1950年，印度官方发表的第一幅地图《印度测量图》上，对中印边界的西段和中段，仍注明“边界未经订定”，对东段边界虽标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仍注明是“未标定界”。但到了1954年7月，印度测量局出版的新地图发生了变化，根据印度政府的指示，新地图把未定的西、中、东段边界一律改标为已定边界，“麦克马洪线”变成了东段的固定边界。
事实上，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麦克马洪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原属西藏的土地，主要受英国人的控制和影响，且大部被英印军队占领。1947年8月独立后，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很快宣布接管英国有关西藏的所有条约权利和义务，英国驻拉萨使团直接变成印度使团，让驻拉萨的英国专员理查逊（Hugh Richardson）摇身一变，成了印度在西藏的代表，惟一显著的变化就是换了一面国旗；1948年印度政府向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英国和西藏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都移交给了独立的印度政府。其实，1908年的《英中西藏贸易条例》（Anglo―Chinese Trade Regulations of Tibet）第六条即早已规定：如果英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它也同时放弃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印度政府可以以此为依据自动放弃在西藏的特权。印度独立后还向中国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特别是在1951—1953年趁朝鲜战争之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侵入并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二）中印两国对“麦克马洪线”及边界问题的不同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印度基本上执行了对华友好政策，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承认新中国，中国也奉行了加强中印友好的方针。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53年，印度总理兼外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动提出商谈印中关系问题。经过友好谈判，中印两国在1954年4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两国之间的通商和交通问题，以及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西藏造成的有损中国主权的问题。但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即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均未触及。中国一直否认《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认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中印双方存在争端，但主张只有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通过共同协商和联合勘察，进行友好谈判，才能解决争端。
印度则一直希望和要求中国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印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前夕，于1950年将实际控制线向北超越传统习惯线，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对于中国按传统习惯线绘制出版的地图，印度也多次提出交涉。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不久，尼赫鲁于3月22日致信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公然违背历史事实，说中印边界早已确定，坚持“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边界东段的国界线的立场，并认为“这条线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尼赫鲁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经对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中国领土的占领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在中国管辖之下的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也属于印度。其后，他又给中国总理写信并给中国政府发了照会，坚持其边界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从1959年8月到9月4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尼赫鲁先后10次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的谈话，着重谈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关于中印东段边界，“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4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线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关于中印西段边界，印度政府在1959 年建议：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政府将其人员撤到中国地图所标的边界线以西，中国政府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官方地图所标印方主张的边界线以东。对此，周恩来总理在同年12 月17 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就已指出，印度的建议是不公平的，表面上似乎“平等”，实际上是要中国单方面撤退。印方所自诩的这一“非常公平”的建议，实质上是印方要以从几个历来属于中国而最近一个时期才为印方所侵占的地点的撤退，来换取中国方面从3.3 万多平方公里的历来属于中国的大片中国领土的撤退，而印方还原封不动地继续占领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的中国领上。这当然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印度政府的建议，印度政府就应该准备把上述建议所包含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界。但是从尼赫鲁1959年6 月14 日在印度议会中的讲话看来，印度政府是以不这样做作为重提这个建议的前提的。
印度方面，尼赫鲁在强迫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根据的同时，在国内默认并制造“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的舆论。1953—1954年中印就印度与西藏的商务关系及其他双边关系进行商谈时，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提出，这次谈判是解决中印之间业已成熟、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的如边界问题，包括“麦克马洪线”问题，此次作为悬案，待将来选择时机再解决。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当时也表示同意。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但未谈及边界问题。对此，中国认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印度政府认为，双方未谈及边界问题，即表明中国没有异议，特别是1954年尼赫鲁访华回国后，印度主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同意或默认了印度政府对边界东段所持的立场，对此，尼赫鲁及印度政府并未表明官方态度，没有对真实情况予以澄清和说明，致使印度民众相信了媒体的观点。
在历史上，中印边界全线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除了“麦克马洪线”存有争议之外，两国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即依据双方历来管辖范围所形成的界线。然而，印度在它自己的地图上所画的边界，大大超出了原来实际管辖的范围，导致形成了东、中、西三段边界皆存有争议地区的局面。
两国对于边界问题的分歧本应需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但印度予以拒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中国提出边界问题时，印度总是坚持两国之间业已存在一条既定边界的立场。印度的谈判策略是先要中国同意这条边界，然后印度方面准备就东段、中断和西段的每一部分进行讨论，做出微调。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印度政府一再明确拒绝中国方面提出的以尊重边界现状为基础，在东西两段边界上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印度的上述立场导致中印之间的重大分歧难以弥合，50年代中期之后关系不断恶化，50年代末期之后边界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进而发展到1962年的边界战争。印度前外交官、新德里中国问题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基尚·拉纳曾说过：“印度和中国的战争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行动和误解而发生的。”
1962年边界战争前英国对中印的政策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开始恶化至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正值冷战中屡次发生东西方阵营严重对峙时期。英国作为印度的前殖民国，也是为了偕同美国与苏联争夺在印度等未纳入雅尔塔体系利益范围的地区的影响，对印度提供了多方面援助，但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均有相当保留。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英国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友好、平和的政策，与新中国建交，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在中印两国因边界纠纷关系恶化后，试图在双方之间维持平衡。
（一）对印度的支持有限
在十分敏感的西藏法律地位及印度与西藏的关系问题上，英国没有明确地站在印度一边。
关于西藏的地位问题，印度虽然与中国在1954年签署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政府在致中国政府的外交照会中，一直使用“宗主权”（suzerainty）来描述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而埋下了中印纷争的种子。
对于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以及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英国政府在一开始并未给予完全支持。1948年7月初，印度指称英国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地图有误，说该地图把西藏标为中国的一个省，要求英国政府让英国出版商修改“英国出版的地图上关于印度和西藏边界的标记”。英国政府对此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建议印度方面直接与英国的出版商洽谈解决。
对于西藏的法律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英国官方的态度大体上是有意模糊。1952年10月7日，英联邦事务部官员在一份有关印度在西藏的代表的信件中表示，“印度使团在拉萨的地位的变化，就意味着印度政府现在已经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标志着印度与西藏政府直接关系的终结”。1956年1月，英国官员D.C. 西蒙（D.C. Symon）称“英国对西藏的法律地位的立场是模糊的”。同年10月3日，英国外交部驻北京的官员发自北京的一份函件称，尚未发现能准确表明英国关于中国对西藏主权态度的声明。1957年1月，英国官员主张，英国“对西藏的法律地位不要急于表态，等需要做出此种决定时再表态”。在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1959年9月14日，尼赫鲁对中印关系现状甚为沮丧，而英国官员在同年10月15日时的判断是中国不会入侵印度。此前，1959年9月11日英国驻台湾官员发回国内的文件称，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印度将是输家。就是在中印边界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的1962年11月，英国官员还认为“麦克马洪线”只是在地图上标出并未在地面上划定因而缺乏准确性。
鉴于与印度的传统关系，又考虑到美国及苏联东欧国家率先考虑并着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英国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在印度及南亚地区的主导性影响，同时也为了应对美国在印度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苏联东欧国家与印度关系的迅速发展，英国向印度提供了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帮助，但明显有所保留。
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较为热络。 但后来主要由于不满印度对新中国的政策，美印关系一度十分冷淡。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美国出于其对苏冷战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的考虑，自1952年初开始重视印度。1952年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篇关于看好印度未来的新闻稿。1952—1954年，印美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技术合作协议。如，1952年2月中旬，美印签署了关于美国向印度农业提供钢铁援助行动协议，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同年3月8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亚洲通过印度挑战美国》的文章，提出美国对印度的援助，要起到“帮助印度维持其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的作用。美国的报纸呼吁美国赶快帮助印度。1952年5月中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篇署名文章称，亚洲的未来是印度；7月，美国务院一篇题为《背景》的文章称印度是亚洲的一种民主模式；7—9月，印美签署技术合作文件；11月，美印签署第4点计划文件。1953年3月下旬，印度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援助；同年10月中旬，美国官员称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11月初，美印又就两国政府间技术合作项目及额度达成协议；12月下旬，美印签署美国向印度处理农业剩余物资文件。1954年2月初，美印签署美国向印度提供化肥协议。1958年4月中旬，美印签署美国向印提供军事装备武器等的协议。1960年3月初，美国表示准备帮助印度建首座核电站。1953年之后，美印之间的外交往来明显加强。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印度；10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参议员诺兰分别访问了印度。1959年5月下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特殊版本的信件祝贺尼赫鲁70岁生日；同年9月，印度驻美大使在美国众议院发表了题为《印度与共产主义》的讲话，声称印度不怕与中国开战；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受到百万人夹道热烈欢迎。面对美印关系的迅速升温，英国自然不愿眼看着自己在印度的主导性影响被美国超越。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印度的关系也发展很快，引起了英国的警觉。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一开始力度就很大。1953年6月19日的《东方经济学家》文章称，印苏贸易是“跨越铁幕的贸易”。同年10月上旬，印度和苏联签署了黄油换小麦协议；同年12月初，印苏达成关于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及印苏技术合作协议。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印度提供了钢铁、化肥、煤炭、石油等方面的援助。1957年5月中旬，印度打算更多利用苏联贷款。1960年5月初，苏联表示同意帮助印度探找铀矿；同年6月下旬，苏联又表示准备向印度提供核能和石油援助，准备援建印度核电站和石油设施。东欧国家也向印度提供了援助，如1955年10月波兰对印度的铁路援助，1956年11—12月南斯拉夫向印度提供的14000吨钢铁援助。
鉴于美国及苏联等国向印度提供帮助的势头，英国自然不肯落后，以免其在印度的影响力被过分削弱。因此，英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虽然时间上开始得比美国、苏联东欧国家稍晚些，但它对印度的援助范围比这些国家更加广泛。除了美国、苏联等国也提供的贸易、技术、铁路、钢铁、石油、粮食、核能等方面的援助外，英国还向印度提供了海运、广播车辆等援助。此外，1959年5月，英国宣布将帮助印度建核反应堆；它还帮助说服澳大利亚矿商力拓公司为印度发展核能提供帮助，同意向印度出售铀矿。1959年中印关系恶化后，英国还给印度提供财政援助，如1962年5月同意给印度3000万英镑贷款的援助项目。在军事援助方面，英国是印度最主要的来源，它向印度提供的援助包括作战飞机、直升机、二手坦克、武器、弹药、雷达、军用车辆、海军装备等军事装备，此外还给印度许可证，制造英国技术的军事装备。
但鉴于自身实力有限及外交方面的考虑，英国对于向印度提供支持是有高度保留的，最明显之处是态度不那么主动积极，也不大热情。1959年11月底12月初，尼赫鲁致信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就中印争端等寻求英国的帮助，但英国政府不大热情。印度嫌英国提供的资本援助数量少而感到失望。英国政府的态度更是与印度的期望值相差甚远。1961年4月25日的英国《每日电信报》讥讽印度要求国际财团向它提供25亿英镑简直就“是在乞求”。英国对待印度不光实际援助不十分积极，就连礼节性的活动也热度不高。1959年11月，印度高调隆重庆祝尼赫鲁70寿辰，此时正值中印边界局势极度恶化之际，印度急需大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起初连发一份贺信都不太情愿，后在下属的劝说下，勉强给尼赫鲁发了一封生日贺信，但很短，只有寥寥几百字，且吝啬美言，对尼赫鲁只是表示了“良好祝愿”。
在对印度的实际援助方面，英国的力度也很有限。1960年4月20日，英国告诉美国，它不愿按尼赫鲁提出的数字援助印度，且在一些援助的使用上有严格的条款和规定。对于一度的不满情绪，英国官员在1960年11月底称，对印度对英国援助的失望情绪不必感到太悲观。1961年6月4日的英国《观察家报》称，英国援助印度的严格计划会使议会感到高兴。后来英国尽管根据印度的一再要求在1961年6月初增加了援助额度，但援助的数额仍有所保留，没有完全满足印度的要求。如英国就是不同意向印度提供后者迫切要求的“谢尔曼”主战坦克。对于英国表现出的“吝啬”，印度深感无奈，但又很希望英国增加援助，尼赫鲁在1962月9月26日嘲笑英国是印度以前的“老板”。
英国等国向印度提供的各种援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印度的实力，但同时也使印度过高地估计了得到国际援助的力度，是导致它做出中国不敢与其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的严重误判的主要“根据”之一。
（二）避免刺激中国
这一时期，尽管中印关系持续恶化，但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大体上维持稳定。为了避免引起中国的不满，英国官方在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问题上言行谨慎。
首先，英国在达赖地位问题上态度慎重。1959年9月，正值中印关系恶化时，达赖方面一直要求与英国政府建立联系。出于多种原因，英国政府内部几经讨论、协商，占多数的意见是同意与达赖及其哥哥建立某种联系，但要刻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给世人造成建立官方联系的印象。本月14日，达赖的哥哥加乐顿珠希望拜见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经过仔细考虑、反复权衡，同意安排在其私人寓所会见加乐顿珠，“以清楚显示这是一次私人的、非官方的会见”；为了进一步“突出此次会见的非正式性”，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还刻意把会见地点选在了其私人寓所的花园，并且要求加乐顿珠“保证不对外公开此次会见”。同月下旬，达赖的哥哥请求拜访英国外交部官员，英国决定同意接待达赖哥哥访英，但明确声称“决定接待达赖哥哥访英并不意味着承认达赖作为政府领导人的地位”。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称，鉴于印度政府所表现出的不太有利于达赖哥哥的态度，建议英国“联邦事务大臣不应以正式的官方身份接见他”。英国政府接受了此建议，极力避免以官方身份接见达赖的哥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大臣应要求接见了达赖的哥哥，但前提是只能以“达赖哥哥”的身份，而不能以达赖流亡政府的代表或达赖个人代表的身份见面。1960年9月27日，达赖的哥哥想让英国政府提供护照，以便其作为达赖的官方代表赴联合国参加西藏问题讨论，英国政府没有答应。
其次，英国对联合国讨论所谓的西藏问题不太积极。1959年9月中旬，逃亡印度的达赖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行动。英国官员认为美国对达赖出席联大西藏问题会议态度较为积极，故想让美国冲在英国的前面。但美国出于多种考虑，最后决定在达赖呼吁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上在幕后发挥作用。即使如此，英国在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上也比美国更为谨慎。英国外交部对于在联合国正式提出西藏问题是否明智表示怀疑，指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如西藏问题被列入联大议程，要尽量推迟辩论。但为了避免引起印度的不悦，英国外交部在1959年10月中旬指示其官员，要他们不要告诉印度英国准备放弃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的立场。对于英国表现出的不积极态度，连西藏问题联合提案国之一的马来亚都有点失望。在联合国就西藏问题进行投票时，主要是受英国的影响，印度和英国都投了弃权票。美国对英国在联大就西藏问题投弃权票甚为不满。
第三，谈及中印争端很谨慎。如，1959年10月26日，正值中印关系极度恶化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因过于谨慎，竟询问属下他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是否应谈及中印争端问题。及至1962年10月1日中印边界冲突事件频发时，英国驻北京使馆代办H. T. 摩根（H. T. Morgan）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仍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称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虽措辞激烈，但尚未显出战争姿态。
第四，继续保持与中国的交往。在中印关系急剧恶化时，英国仍继续保持与中国的高层交往。1961年5—6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应邀访问中国（起初包括西藏地区）。英国官员虽然认为如蒙哥马利访问西藏对印度来说有点敏感，但对蒙哥马利的日程安排并不作干预。1962年7月中旬，在中印关系十分紧张时，英国代表团团长、高级外交官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在日内瓦与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会谈。1962年秋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访华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见。
1962年边界战争期间英国对中印的态度
1959年8月25日，印度用武力打破边界现状，在中印边界东段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西藏马及墩南端的朗久村，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郎久事件）。此后，印度政府对华态度日趋强硬，且不断采取军事行动。1962年5月5日的《印度时报》说，“在最近的18个月里，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建立了好几十个新的哨所，修建了几百英里的山路，并且发展了一个巨大的后勤组织”；该报 5月18日的报道还说，在过去两年，印度“在对边界领土进行实际控制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进展”。1962年5月14日尼赫鲁在人民院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印度要“收复”和“解放”所谓被中国侵占的领土,谈判也只能在印度的“基础”上进行。鉴于印度方面的顽固立场，中国也作了相应准备。同月22日，周恩来对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加强中印边界斗争方案的批示指出：对中印边界可能的武装挑衅，要做充分准备，并且要在6 月底前准备好。印度在中印边界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后，《人民日报》在1962年9月22日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警告印度政府不要把中国的克制和容忍态度当作软弱可欺，不要越来越猖狂。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从1962年8月至10月曾多次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撤出。10月12日，尼赫鲁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清除掉”；17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开始猛烈炮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布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在中国政府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屡次遭到印度拒绝，中国边防部队又遭到印军不断挑衅和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发动的全面进攻，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于10月20日开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在历时一个月的战事期间，英国继续向印度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对中国方面发动反击的目的，宣布停火、撤军的动机做出种种猜测和评估，但均非添油加火，而是较为理性，并保持与中国高层的联系，不使双方矛盾激化。
战争爆发初期英国对印度的态度不热情。1959年8月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印度指称中国军队越过了1960年印度官方确定的线。英国不认同印度方面的说法，其外交部官员在1962年10月上旬时认为，中国军队越过1960年中印官方线并不意味着“就是越过了麦克马洪线”。1962年10月20日，中国方面开始进行自卫反击，在多处同时发起猛攻，印度在军事上很快处于不利局面，此时英国官方仍很淡然，以至于印度驻英国记者说英国对印度面临的局势缺乏兴趣和同情心。以致同月21日，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认为英国政府无论如何，也该对战局不利的印度表个态，起码给后者以道义上的支持；次日，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称中国在战局上具有优势，此时，英国首相询问外交大臣英国是否该表个态，随后英国官员才表示，英国“对印度受到攻击深表悲痛，对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最大同情，英国政府一直承认、并将继续承认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的边界”。
在对印度表示同情的同时，英国开始应印度要求向它提供一定的援助。1962年10月21日，边界战争刚开始不久，印度即要求英国紧急提供枪支弹药；同日，英国驻印度官员与印军将领晤谈后称，印度需要紧急提供2千支枪和3百万发子弹；同月24日，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要求提供援助。10月21日—11月20日战争进行期间，英国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满足印度关于提供武器的请求。10月26日，当印度国防部长表示已无可用的飞机来运送英国提供给印度的枪支时，英联邦事务部旋即同意用英国飞机向印度运送枪支。11月20日，英国表示可于次日派出十架飞机向印度运送武器。除了在财政、无线通讯设备、食品解冻和烘干设备、建钢厂、宣传等方面帮助印度外，英国还准备向印度派遣政治军事使团。但是英国给印度的援助数量有限。如，1962年11月，英联邦事务部称只给印度提供了价值15万英镑的枪支弹药，且在价格上没有丝毫优惠，坚持按商业条件让印度购买，印度对此多有抱怨。此外，英国外交部还建议以“租借”的形式向印度提供援助。
对于中印边界战争，美国、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呼吁在边境上停火。苏联《真理报》1962年11月5日就中印边境战争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主张：在目前形势下，主要的是停火，并且就和平解决冲突问题开始谈判。而英国对这场战争的官方反应，可谓“不温不火”。
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后，印度很快便在军事上处于不利态势，中国政府虽战事有利，但仍释放出明确的和平信息。几内亚、坦噶尼喀、阿联等一些亚非国家领导人对中印战端表示关切，就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提出了建议。从1962年10月28日至11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分别致函几内亚、古巴等数十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热心和关切表示感谢，并向其通报了中印边界情况，客观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发展。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两国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将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主动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他同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英国著名和平主义者、哲学家罗素于11月16日和19日两次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中印双方能够尽快停火撤退，通过磋商解决争端。对于罗素的来信，周恩来和外交部给予高度关注，周恩来于11月24日亲自给罗素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形成问题，希望罗素继续运用其卓越影响，来推动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声明作出积极响应，采取相应措施。
但对于中国反击作战的意图和目的，世界上多数国家感到难以判断，英国对中国发动反击作战的目标也是莫衷一是，各部门给出了多种猜测。1962年11月2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E.H.佩克（E.H.Peck）在一份题为《对中印冲突当前局势的评价及未来政策的评估》的秘密文件中提出，中国的想法有可能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尽速尽可能地多占地盘，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以“迫使印度按照中国的条件进行谈判；中国在领土方面的目的则是在拉达克地区做出小小的让步，来换取确认中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占领（略作调整）”；中国的长期目标有可能是，“在亚洲黄种人眼里羞辱印度；迫使印度把发展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转移到军事方面”。同月8日，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发给英国驻德里官员的一份绝密文件，在对中印边界西段、中断和东段的军事形势作了一番分析后认为，中国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是“出于西藏内部安全的考虑，并确保在军事上发出声音，使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得到国际上的认可，眼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迫使印度就整个边界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故“从短期来看，中国军队有可能在从拉达克到印度东北部边界的全线继续推进，占领不丹和锡金的大部分地区”，但不大可能攻至平原地区，因为那样印度就可使用空军作战，这会对中国不利，因而中国不大可能扩大战火，而是巩固在西线和东线占领的地区。同月9日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认为，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长期目标是“重建在其‘传统边界’内的统治”，而“并无征服邻国的野心”；中国“没有任何明显在东段扩张领土之意”，而是似乎更想使南亚和东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北京而不是与莫斯科接近。同月10日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的一份绝密文件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的长期目标是“防止印度的发展威胁中国在亚洲占主导的影响力，更近期的目的是保护其从在拉达克地区的阿克赛钦到西藏的通道”。到1963年2月11日时英国官员还是认为，中印战端始于中国试图占领拉达克地区、打通疆藏通道并结束印度在亚洲对中国的挑战。即使到了1962月11月20日中国快要宣布停火时，英国政府仍称无法确定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目标。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在战事接近尾声时，1962年11月19日周恩来与陈毅在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谈到中印边境冲突问题时强调：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双方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中国方面是有信心的，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表示为此准备第五次去德里。为了再次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并出于尽可能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政府在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于1962年11月21日突然发表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的声明，宣布：（1）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是在传统习惯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并且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声明还指出：中国军队后撤以后的位置将会远离其在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位置，因而要求印度军队不要越过实际控制线，恢复他们在1962年9月8日以前进占的位置。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完胜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不提任何要求，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让全世界大为惊讶，就连外交上一向老到的英国人也摸不着头脑。
不久之后，中国国防部又分别于1962年11月30日、12月21日和30日发表声明，多次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将继续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主动后撤。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全线主动后撤的计划。这样，中印边境事实上不但实现了停火，而且实现了双方武装部队的脱离接触。同年3月1日，中国国防部宣布，解放军已于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计划。4月，中国方面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包括数名将军在内的全部3213名印俘，并把所缴获的全部轻、重武器、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列出详细清单，交还印方。
中国方面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和采取的行动，引发了世人的种种猜测。其实，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动机，周恩来在1962年12月1日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谈到中印边界时说得很清楚：一是中国要主动避免冲突扩大，二是中国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三是不把印度推到西方去。但许多国家还是对此将信将疑。
中国宣布停火前后，英国政府内部在中国战争目标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大体上接近中国的立场。1962年11月20日英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文件显示，英国首相及一些官员“不排除中国发动全面入侵的可能性”；而英国外交部则认为中国的目标仅限于对其南部边界的主张。鉴于中国和印度关于边界线的主张（各自对“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均有不同主张）十分复杂，此时英国外交部称它自己搞不清楚中印主张的不同边界线究竟有何不同。有英国官员称有证据表明中国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11月21日英联邦事务部的文件认为，很难评估中印边界问题将来会如何解决。同月22日《人民日报》称中国的反击目的是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英国政府部分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国的说法。
对于中国宣布停火的意图，1962年11月下旬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发回国内的一份文件认为，中国政府提出停火建议的目的是为了谈判，是为了迫使印度接受中国此前提出的条件。11月22日举行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的文件认为，中国宣布停火、撤军，是因为他们认为已足以表明了对印度的军事优势，而且有能力占领中国声称属于他们的印度境内的地区，已经羞辱了尼赫鲁。此时，印度外长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停火和撤军建议具有很大宣传意义，尼赫鲁感到中国的撤军建议很复杂，不好应对。有的英国官员认为中国宣布停火、撤军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1963年1月17日英国驻德里高级专员的一份文件认为，应该在中国停火的原因中考虑苏联压力加澳亚非国家等外部因素。鉴于上述原因，直到1963年3月上旬时，英国官员对于如何提及印中争端仍十分谨慎。
此间，英国不顾在战场上遭遇失败的印度的感受，继续保持与中国高层的联系。1962年10月底和11月初，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与访华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几次谈话。据麦克唐纳称，周恩来批评了英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但又对英国向英联邦成员国印度提供援助表示理解。周恩来称，英国人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有经验，更务实，非常清楚20世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许多方式推行了明智的政策。麦克唐纳认为，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国愿意据此与印度达成一项协议：中国在东部边界同意就“麦克马洪线”再加上某些让步，以换取印度在西部边界地区做出让步来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官员对麦克唐纳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谈中印争端很感兴趣。中国发动全面反击作战后，英联邦事务部因顾虑到按原计划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可能使印度感到不悦，故暂时推迟了此次访问，但英国仍然考虑如约向中国提供贸易贷款。
英国对中印争端大体上持不挑事、不使矛盾激化的态度。在边界战争期间，英国同情、支持印度，但同时又努力不使中印矛盾进一步激化。1962年11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会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熊向晖时称，中国“明确无误地侵略”了印度，希望中印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在印度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很难举行谈判”。蒙哥马利元帅认为，鉴于中国坚持只能通过中印间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英国对中印冲突如何解决是“无能为力”的。次日，英国表示不赞同由北约向印度提供武器援助；英国联合国协会一分支机构要求英国首相索性把中印冲突提交联合国。英国一些公众也发出和平呼吁。1962年11月22日，英国布利斯托和平理事会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25日，英国一民众致信首相，敦请英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停火倡议。
1962年战争后英国对中印的态度
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撤军，对印度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对印度的表现则不甚满意，故在继续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同时，仍然与中国保持高层联系，并对有关国家进行的调停活动提供适当帮助。
英国认为中国的停火、撤军建议对印度不利。1962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停火后不久，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认为印度反应太慢，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全世界就都知道中国提出了停火建议，这使印度显得很被动。同月29日英国外交部发往驻几国代表的文件认为，中国的停火建议，“事实上将在东部恢复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在西部则将使中国控制拉达克包括阿塞克钦高原和新疆到西藏的战略公路的大片地区”。
英国对印度的表现略有微词。1962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否定了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印度官员甚为不满，要求英国出面帮助予以反驳，英国方面未予反应。12月初，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认为印度人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表现对己不利。有英国官员提出，在1935年、甚至20世纪40年代之前，无论是印度与西藏边界的协议，还是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特别是达旺以南的有效控制上，证据都对中国有利，而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自我辩护往往不够给力；印度对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行动和动机认识不清，准备不足，在处理中印边界争端上犯了错误。英国外交部认为，无论是从握有的权利还是所犯错误看，中国方面的态势都要比印度方面好得多，因此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印度的主张（包括提出的证据）对印度很不利。1963年1月11日英国官员的一份文件称印度是“伟大的半醒”。同年5月初，曾任英国驻老挝大使的历史学家J.M. 艾迪斯（J.M.Addis），在其受英国外交部之邀提供的一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历史上看，印度关于中印边界的论辩没有多少影响力。同年7月18日英国外交部官员的一份文件认为，印度在处理中印边界冲突上徒劳无功。
英国虽然对印度的表现有所不满，但还是应印度的迫切要求向其提供了援助，不过仍然并非十分积极。中国宣布停火几天后，1962年11月26日，英国即派联邦事务大臣率一个由军事和文职专家组成的专家团赴印度，以确定英国在援助印度方面应卷入到何种程度及提出何种建议。同年12月初，英国外交部虽答应给印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在提供武器问题上不愿向印度做出明确承诺。截止1962年12月，英国还是印度最大的援助国，但数月之后，英国在印度的援助国排名上便落在了后面。1963年4月至8月，英国向印度提供了3000万英镑的贷款，同时还动员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向印度提供援助。从中印边界战争后到1963年4月底，在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国家中，英国位列美国、苏联、联邦德国之后，居第4位。在印度的一再请求下，英国在1964年1月答应为重新装备6个印度山地师承担一定的义务（提供1900万英镑）。
与苏联相比，英国在向印度提供援助上则显然“留了一手”。从中印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到边界战争爆发后，苏联一直向印度提供相当多的援助。从1955年2月至1961年2月的6年间，苏联向印度提供的工业、制药、石油、贷款等项目，总计2.8亿多英镑。1961年至1964年，苏联每个年度从印度的进口都在1.2亿英镑以上。1963年1月24日，印度的主流报纸《印度时报》、《政治家报》等称，一旦中国再次“入侵”印度，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将承担保护印度城市之责。英国政府则不愿给印度明确的承诺。1963年1月28日，英国首相指示赴印度的英美空军联合使团的英方负责人，不要向印度做出提供援助的承诺。同年7月24日，印度外长德赛提醒英美两国，希望它们知道中国有可能对印度发起另一次进攻。同月31日，英国外交部认为印度害怕中国发动一次新的进攻；8月1日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印边界局势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中国肯定有再发动一次1962年那样规模的进攻的能力，但受中苏公开分裂、西方国家有可能干预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大可能发动进攻。
英国继续向印度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态度谨慎。1964年1月，英国准备帮助印度重新装备6个山地师；但鉴于印度与苏联走得较近，甚至有意购买苏联的潜水艇，英国的大臣们在1965年8月5日时表示不愿低价向印度出售潜水艇。1962年12月，英国还表示不愿独自作印度的庇护者，否则就有可能处于难于后退和抽身的窘境。英国还担心印度付不起钱。1963年5月27日，英国官员称，印度由于外汇短缺，购买武器将花光其外汇。
对于英国的援助，印度高官颇有微词。1962年11月25日，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向英国外交部官员抱怨，印度在外交和防务方面强烈感觉被忽视了，他呼吁西方国家关注印度40万人的军队；1963年8月，为了与中国打宣传战，尼赫鲁很不情愿地准备接受英美提供中继器的附加条件。
根据对形势的评估，英国为缓和中印紧张局势做了一定的努力。
一是继续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中国宣布停火几天后，英国驻华官员在1962年11月25日称，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希望英国敦促印度对中国的和平谈判建议做出积极反应并予以接受，并迅速向国内作了汇报。中英贸易关系开始回暖。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曾于1962年11月23日会见中国代办，要求鉴于舆论压力而推迟拟定的中国贸易部副部长访英；25日，中国副外长对中印边境事端使中国贸易代表团访英不能成行表示遗憾；到了1963年1月22日，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再次邀请被推迟的中国贸易部副部长访问英国。
二是为科伦坡会议代表团调停中印冲突提供方便。1962年11月21日，中国刚宣布停火，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即致电周恩来，倡议举行对中印两国都保持友好的六个亚非不结盟国家国家领导人的会议，就促进中印和解进行磋商，周恩来于23日复电支持锡兰总理关于举行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议促进中印和解的建设性倡议。同年12月10—20日，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阿联（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和加纳六个亚非国家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决定由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率团访问北京和新德里，以图调解中印冲突。17日，锡兰外长请求英国为访问北京的科伦坡会议代表团途经香港时提供方便；次日，英国驻港官员即称已为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行途经香港做好了准备，这说明英国方面早已为此事先做好了安排。
三是对印度方面的一些想法做了降温处理。边界战争后，英国不希望中印之间的争端进一步扩大。1962年12月6日，英国首相在下院发表讲演时说，要由印度人自己决定中国的建议是否构成解决争端的基础；同月20日，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在中印边界争端上替印度辩护不太明智，不愿独自作印度的庇护者，认为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态度很灵活,印度在处理中印边界冲突上徒劳无功。甚至有英国官员认为印度应该让出阿克塞钦7处据点以解决中印边境争端。1962年12月12日，尼赫鲁曾提议把中印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英国不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想法。英国外交部在12月28日指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不要在把中印冲突提交联合国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结语
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了近52年的时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总结这场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锻造符合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新的睦邻关系。英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上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对于中印冲突的历史根源，英国难辞其咎，负有直接责任。然而在中印关系恶化、以至发生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英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赤裸裸地干涉中印争端并在亚洲国家间进行挑唆。它虽然对印度提供了相当的援助，但并未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和主张，同时保持了与中国的关系，为自己在外交、政治等方面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英国对中印双方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完全不能反映关系的亲疏，也不是出于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省，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充分显示了其老牌帝国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老到”和“圆滑”。如此考量，足征实际利益在国家间关系中之重要性。英国历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前后拿捏把握的分寸，也提供了我们深刻认识英国外交一个绝好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