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23.1.14）。
谢谢孔总，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正如刚才孔总所说的是围绕今天会议的主题，“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谈一下怎么认识在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机制。我想从几个层次来做汇报。
第一个层次，简单勾画一下我理解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的要求。以高水平开放来匹配新发展格局是这方面内含的一个基本逻辑。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步步地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正在中央表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时间表的“新的两步走”的征程上，来迎接历史性考验，爬坡过坎。党中央明确勾画了必须优化打造的“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这个总体格局的中央表述，我理解它的“新”，就特别突出地落在了“内循环为主体”，这是因为在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有了一种客观的支撑力量，使我们凭借着业已雄厚的国内大市场来更好地掌握在种种不确定性问题的挑战面前，我们可以掌握的确定性，从而我们可以更好把握我们的主动权内生因素。同时，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将使新发展格局对接和融入全球统一大市场，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新发展格局里，是力争把和平发展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有机的结合，形成一个我们中国可说是内外兼修寻求各方共荣共赢的现代化“和平崛起”。
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解来认识以高水平开放匹配新发展格局，第二个层次，我想汇报一下怎么认识双循环中外循环的基本要求和对标国际规则体系的路径。在这方面，中信基金会和发改委在前一段时间，在领导层面指导之下有课题研究，我当时也有幸参加了这个研究，很多的专家在一起做了共同探讨。在研究中间大家认识到，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是双循环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排斥或者轻视外循环，而且外循环在这方面有两个关键词，就是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基本的思路和架构，来“积极主动”地对标高水平的国际商业文明基本原则、市场经济经贸投资制度规则体系。这个制度型开放在二十大之前，就已经有中央的权威文件给出了表述，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里又再次重申了这样一个概念，而且非常明确地也重申了“积极主动”这样的要求。在以积极主动对标外部的商业文明原则体系、经贸投资制度规则体系的这个方面，我们显然是要迎接挑战，化解不利因素，守住“和而不同”的底线，从而争取有效地凭借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实现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高质量升级发展。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的转换，领导人早就表述为“引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直观地看，速度上有一些下调，这是合乎客观规律地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高速特征，而要在中高速的特征伴随之下寻求高质量升级发展，那么和外部世界的双循环，在这方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新发展格局里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我们在中信基金会指导之下，在前一段时间的课题研究中间，在发改委给出主题——“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研究”而作展开的学习研讨过程中间，我作为研究者感觉很有收获。课题研究中我们侧重于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意义、原则体系，还有相关重点领域里非常务实地形成路线图，这样的研究形成结果之后上报给国家发改委，我听到后来的信息反馈，是得到了高度的肯定。我们这个研究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这种紧密结合上面，是在努力形成对标国际路径上，我们怎样考虑积极主动取向之下一系列的操作要领，给出了建议，也做出了一些必要选择时我们所作为研究者、作理论联系实际考虑以后给出的那种判断和决策的依据。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今天讨论进一步深化外循环对外开放这个视角上的认识，有前面课题研究成果的很好的支持和帮助。
再往下我想在第三个层次上比较正面地谈一些自己的基本认识。在重大国策和战略方针层面，认识领会积极主动追求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个实质性的诉求和其内在逻辑，我认为至少可以提出如下几个视角上的看法。
第一个是邓小平过去就非常强调，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论断——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我认为这是我们整个现代化战略性思维的切入点。人们已经熟知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它们合在一起才能解放生产力，实现中国追赶-赶超、最后实际上是要后来居上的这样一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我们现在新的两步走，是要通过追赶以后，使中国在2049、2050的时点上，使总体的发展在最代表性的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上，达到发达经济体内的中等水平或者再高一些，而实际上的综合国力，要伴随着我们创新能力、硬实力旁边还必须要有软实力的结合等等，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目标内含的，是我们在基本的思路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潮流。这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上个世纪海宁观潮之后题词里所表示的认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代表的是整个全球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我们对于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而又坚定不移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国际化，再加上高科技化和法治民主化合流在一起的认识和相应的追求，就是坚定不移的大踏步跟上时代，在人类文明主潮流的路径上，在它的发展中间，我们要以改革和开放的紧密结合，坚定不移来实现中国的追赶-赶超。这个切入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我认为是在中央最简洁的四个大字里已经非常清晰地内含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逻辑、即改革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对内的搞活和对外的开放合在一起，才能解放生产力，这是由于从大量我们可观察的现实来总结出的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紧跟着，结合着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就要讲到以人民为中心抓好发展硬道理之中，在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实践中间，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从一开始强调改革开放的时候，打开国门，实际可操作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方式，是“三来一补”，再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明确概括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后面引出的，是中国的经济起飞，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工厂”。这样一个从“站起来”以后，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的时间过程的“富起来”，再对接到现在我们面对的“强起来”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继续以高水平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国内的改革。在前面的这几十年间，改革开放的密不可分里面，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很多的催化和倒逼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我记得有些同志开始还说这个“倒逼”不好听，后来发现咱们领导人总书记的讲话里，也用了这个表述，催化倒逼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它有的时候是必须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更要看重这一点。比如在发展过程中间，对外开放一个关键性的节点上的代表性突破，是我们终于“入世”，千年之交之后入世时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杜润生同志有一句说法，他评价入世说，入世清理文件柜，那就是变法呀！中国的变法就是为了图强，没有这样的变法，没有这样由入世催化倒逼而来的变法，我们的进程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阻碍因素。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对外开放、而且走向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的催化和倒逼，我们在把压力变为动力的发展路径上，就可能有更好的表现，而且实际上这也是在克服一些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摩擦阻力，这是一个实践发展中间合乎逻辑的变化过程。
“自贸区”是在上海开始给出名义，我记得当时听说国务院领导在综合部门的会议上，是拍了桌子力排众议，不要再等待了，在一系列我们的文件表述还没调整过来之前，先要把这个概念立起来，紧跟着，北戴河传来消息，中央明确地说，所有综合部门手上那些法律跟上海自贸区确立的原则有矛盾的地方，统统都要改过来顺应自贸区的原则，那就是大家熟知的、后来已经在表述上很简洁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然后加上政府自己的“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这些没有开放的催化，我觉得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能要有更多的阻力和更迟缓的表现，而有了催化，有了倒逼，我们在这方面的结合，在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有难度的革命上面，我们必须自觉地利用这样一种结合的动力机制。
在实际的表现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指出之处：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概念之下，开放之初的对外对标，那时候就有意识，在引进外部资金的同时，还要引进人家的一些规矩，这样一些商业文明的规则、规矩，那时候直观上有被动性和别无选择性——你搞“三来一补”，搞两头在外，你不对接人家的规则根本做不动，无法操作，而到了我们现在，在强起来的新时代，在新路径上的积极主动开放对标，则具有内生的主动性和积极进取性，这种内生的主动性是我们更有信心地在内循环为主体的同时，我们有这种能力来把握种种不确定性中间的确定性，我们就可以更积极主动，有依托于国内雄厚市场而又积极对接国际大市场这样一种更好把握的主动权与回旋余地，我们就可以更积极进取。
在接下来的一个带有小结性的认识上，我觉得要更直接地讨论面对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利益博弈里怎么应对打压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内外线并举”式拥抱全球化的高水平开放中，以多边关系来反制美中双边关系——2018年以后被称为贸易战，加上种种其他外交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是军事威胁等因素的美国打压，这种双边关系中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的自己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策略的组合，是要力争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这样以多边关系可以反过来制约中美双边关系。我觉得在一段时间的观察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而真切：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力在基本层面根本性地决定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里所称的生产关系这样一个表现还是相当清楚的——美国在俄乌战争之后曾经很得意，似乎拉着它的盟友形成了更清晰的阵营，但紧跟着的是发现欧洲方面虽然有一些表态，但是它跟中国之间实际的经贸往来的处理，是很快传来消息，签了中欧间300亿美元以上资金量的一个大单，要陆续进口260多架空客的干线大飞机，这样一来波音它的领导者马上坐不住了，在美国政府很不愉快的情况之下，他也要在疫情情况中直飞中国来表示跟中国要更好地发展合作关系。这些以多边关系制约双边关系的可能性，是在中美和其他的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这个客观的生产力基本盘上的一种互动。这种基本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少数极端政客以脱钩为意愿能够破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要准备着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但主观上面一定要有战略耐心。千方百计斗而不破的路径上，我非常赞同孔总给出表述的“缠斗”这样一个说法。你看拳击赛里它哪怕是同样的数量级，也有强弱的明显区别，未必就注定失败，弱的一方他在博弈中间的策略，往往是可以紧贴上去，使对方的优势不能充分展开，打也打不疼自己，而在这里面寻找机会，把这个过程延续下去，争取能够找到突破点。整个博弈当然也是个比喻，这种“缠斗”在中美之间很形象，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保持战略理性，争取斗而不破的过程中一直走到未来美国朝野又走到新的临界点，知道无法对中国方面按照全面遏制、甚至考虑以什么极端的脱钩和以种种恐吓、霸凌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后有可能对接到的，是一个临界点上，彻底宣告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寻求跟中国共存共荣共同发展。这样一个临界点的到来，可能需要有几十年，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战略耐心。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积极主动进一步对外开放这个大的趋向之下，要掌握的我认为可以上升到战略层面来领会的、和积极主动追求对外高水平开放结合着的斗争战略和策略的思维。
最后一个层次，我想对于相关的一些认识做个点评。因为我知道中信基金会领导同志也非常鼓励大家敞开思想，那么我探讨性地谈一下对于前一段时间“自主限关”概念和相关争论我点到为止的研究者点评。中国舆论场上前一段这一波关于如何认识明清社会闭关锁国的热议，看得出来争议双方的思想交锋虽主要在网上展开，但是它的起源是正式以学术上的长篇论文形式公开发表的信息。有了这样的一个长篇论文以后，确实我们可以按二十大重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来做一些进一步探讨。我想谈的几点基本看法如下。
首先，我们得承认关于历史科学的认识，都是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所以，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相关的讨论，必然是应对现实的。以学术论文形式提出否定关于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的这一原来的主流共识，主张去除这样的标签，代之以“自主限关”概念。我认为，比较直率地说，在主导倾向上，它具有不容忽视的误导可能性。这样一个长篇论文如果和2013年《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那篇论文，（也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大家都看的中央党校为主要团队写的作品）放在一起，可作一个比较。党校论文是把明清里的一个盛世，作为代表来讨论问题。这两篇都是很有体量的论文，两相比较，我认为高下立见——虽然“自主限关”认识的作者在这一概念上，也是讲有合理性，又有负面影响，是用的“两分法”，但是对于历史大背景的把握、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上的领悟确实有明显的倒退，它很容易引致大是大非战略问题上的模糊、可能的认识误区和人们的担忧。因为在这样一个最主导的认识方面，看起来有两分法的认识，但最后落到的还是否定原来大家已经有基本共识的明清所出问题和闭关锁国不可分开，现在提出“闭关锁国”这个概念都不应该再用，这当然就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与担心。
我正面表述的看法，是任何概念都可能发生“抽象”时的“舍象”，明清两朝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闭关锁国，但当时的当权者“昧于世界大势”的这种所谓自主的倾向，却包含着现代人应该明确予以批判的根本性谬误。从这个用语上看，讲“闭关锁国”是强调了最主要的代表性的特征，抽象为一个概念，舍象了非主要，非代表性的方面。这在表述上，类似于我们说到过去传统体制，不能说都是问题，它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必然性和它的成绩，但是我们说到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时候，总体的意思还是认为它存在弊病，是有对于弊病的批评之意的，所讲的就是主导的、代表性的方面。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统体制下并不是完全只讲高度集中，从财政体制的探索来看，曾经有几轮由财政引领全局的或大或小规模的放权分权，只是都不成功，都没有走出“放乱收死”的不良循环。所以，我们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简洁的概括表述，当然还是讲传统体制是高度集中这样一个特征，它更为适合我们对于传统体制的简洁表达，并不意味着传统体制下就只有集中。这种用语和现在关于“闭关锁国”和“自主闭关”的讨论，我觉得有可类比之处，就是一个关键性的用语，是体现最为重要的对于不当倾向的这样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说明清之际“闭关锁国”，当然就是对它不当倾向的不认可，但你如果代之以“自主限关”，那就问题多多了，可能是徒增思想混乱。对此我也愿比较直率地举个例子：迎接二十大的时候，有学者、作者从若干个渠道提出“人民经济”的概念，最极端的说法是应该以人民经济救赎和取代市场经济概念，当然这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在这方面对人民经济作正面表述的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他说人民经济有四大特征，第一是自主性，第二是在地性，第三是综合性，第四是全面所有制。前三个在直观的表现上，都不能否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现在其实应该说也就是二十大再次充分肯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当然要有它的自主性，但你只讲这一方面，就不讲它的开放性了吗？当然有它的在地性，内循环为主体，但是就不讲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和双循环的不可分割吗？只讲综合性，那就是全国一盘棋的意思，当然有它的必要性，但是你还要讲在现代国家治理里，要在统筹的同时充分地优化自组织、自调节，给微观主体在分散情况下，要有试错的一种充分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空间，等等，这样说才全面。所以这四性引起许多人的警觉，不认可他只讲一边。至于其中最后所说的全民所有制这一条，那就是在传统体制下听起来有逻辑、实际上却带来全民意义上的资产出现了产权悬空、产权虚置弊病问题的。所以，当时批评这种观点的一方，甚至直接说你讲的这个人民经济，是开倒车。显然这样一些讨论，后面关系到的就是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还是愿意援引一下:对于明清之际的问题有马克思和邓小平的两段读来非常言简意赅的点评。.
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16页）马克思在这里，一点也没有回避西方列强在中国要寻求贱买贵卖的特权，但是他非常清晰地表明，明清之际，我们从内部来看“基于道义”的这种闭关，我们说的“闭关锁国”四个字表现的这种主导倾向，它是一种注定不符合发展潮流的幻想与自欺，这个批评之意也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包含着对这种悲歌里关于中国受到欺凌的同情，但同时也非常明确地在批评中国当时当权者昧于世界大势的谬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后，非常明确地有这样一个（在其文选中可以查到的）说法：“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请注意邓小平这里面没有讲‘锁国’，讲自守，但意思显然是相近的），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觉得小平同志这段话里的内涵非常有份量、是非常中肯的。作为研究者，我愿意建议大家在这方面继续关注我们针对现实问题讨论如何更好地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方面明显还有需要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讨论的必要。
我的这些不成熟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