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本月上旬,曾被当选200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大学生楷模洪战辉,受邀到河南省郑州市某校作报告。和以往的无数场报告一样,洪战辉这天的报告也获得连连掌声。然而,报告会结束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使一些人对洪战辉的认识产生偏差。起因是他报告会后顺带推销自己的新书,并且告诉大家每本可以提成1.5元。报告会卖书?这立刻成为现场听众质疑洪战辉楷模形象的一个说词。对此质疑,洪战辉本人一脸的无奈,他告诉媒体说:“我不能只做个道德符号”,他希望自己更像个普通人一样去挣钱和生活。
众所周知,洪战辉是湖南怀化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家境贫寒且屡遭变故,生活的艰辛没有使他压垮,却锻造出他坚强的脊梁。十多年来,他在母亲离家出走、父亲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坚持边读书边抚养捡来的一位小女孩,“带着妹妹读书”成为洪战辉求学生活中既让人辛酸又令人感动的一段人生经历。可以想见,一位在校大学生既要供养自己,还要抚养妹妹,又要资助家庭,其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尤其是在成名以后,社会活动和个人开支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洪战辉希望通过销售一点书来减轻负担,这种行为并不难以理解,他自己就向媒体坦陈,他每天给自己定10个目标,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赚钱。“我以前就靠卖书赚过钱,为什么现在出了名反而不能卖了呢?”洪战辉说,这次在郑州卖书之前,他特意交代学校领导,学生们完全凭自愿买书,绝不能压任务,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指责他在骗学生们的钱。洪战辉说:“我不想做苦难的代言人。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怎么骗学生了?”
是的,靠劳动赚钱,洪战辉怎么骗学生了?洪战辉对此大惑不解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赚钱他怎么养活自己、小妹和生病的父亲?听报告的学生一方呢,他们的认识似乎更加单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通过宣传所接触的各类典型楷模,无不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怀和坚定的理想追求,是那种与权利、享受、利益不怎么沾边,没有什么个人诉求的一类人物。洪战辉的卖书行为显然与这种楷模形象有一定出入。由此而来,一对各有道理但相互矛盾的认识就这样具体反映出来。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洪战辉身上的这次尴尬的卖书遭遇,折射出的是一个“角色悖论”。角色悖论是指社会角色与个人角色之间发生相互矛盾与碰撞的情况,主要来源于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规定性,不成文但约定俗成,一个人的地位、职务、身份及社会期待都会对个人社会角色形成有一定影响作用。以洪战辉而言,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卖书在他看来本是他这种身份的人最正当的角色行为,他自己就说,他以前就靠卖书赚过钱,所以觉得理所当然、合情合理。“为什么现在出了名反而不能卖了呢?”洪战辉的不解来源于他的单纯。洪战辉可能忘了,他还是一位楷模,是扬名全国的道德标兵。而楷模和标兵,在我国传统的社会期待上,谁会把它和一位吆喝买卖赚钱的人联系在一起?显然,洪战辉太知道自己的贫困,而忘记了自己还同时是一名万人敬仰的宣传典型,在这里,他把自己的个人角色与社会角色混在一起,产生角色悖论遭受质疑就在所难免了。
社会心理学同样可以对造成这种角色悖论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角色悖论与社会刻版印象,即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固定而概括的看法有关。需要提及的是,目前,社会学家和实际工作者们比较注意刻版印象的负面效应,却往往不太去注意那些产生社会刻版印象的相关原因。比如就各类典型楷模而言,社会是否注意到,角色悖论中的刻版印象是否与我们这个社会的宣传工作有联系?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确实,由于受传统宣传思想工作方法的影响,我们在对各类正面典型的社会宣传上,概念化、标签化、脸谱化现象太普遍,一个典型一经产生,有关部门一定会先行定位,然后提炼出若干精神,然后再依据这些精神的内涵组织宣传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几个看似合理但实为偏颇的认识和操作误区:
其一、典型楷模的事迹一定越全面越好,境界一定越高尚越好,政治觉悟、认知能力一定比普通民众高,心中一定时刻装着党的事业,经常牺牲自己也能获得社会、家庭的理解与支持。
其二、典型楷模多有事业上的追求,少有生活上的情趣。在个人诉求上,不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就是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排斥物质享受与利益追求。
其三、宣传语言上充满颂扬和赞美;宣传技巧上强调出彩与出新;宣传手段上提倡各种媒体一起上;宣传形式上要求新闻报道与社会互动交替进行;宣传效果上确保引起轰动产生影响。
可以说,上述三点既是我国当前确定典型楷模的基本要求,也是典型宣传中的一般操作行为。不难想象,任何人经过上述这一套的严格“过滤”与“洗礼”之后,不想做圣人都不行。一方面,楷模们必须作为一个符号或象征无休止地出现于各类宣传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反复重复那些既高尚可敬又生动感人的故事,另一方面,楷模们的言行举止还受到极大束缚,工作与生活中不能也不便去谈钱、谈利、谈享受。更为持久的是,典型一经树立还需不断发扬光大。怎么发扬,怎么光大?很大程度上靠宣传设计。有一位名扬全国的公仆典型,一个时期中曾每天忙于四处做报告、坐主席台,因奔波劳累,脸色蜡黄又憔悴疲惫,同行人问其感受,他用两个字作出概括:“心累!”还是这位楷模,有一年春节居然跑到离家老远的地方去帮农民兄弟喂猪,当时,许多人都从电视上看到过这一报道。报道怎么来的?记者们怎么知道公仆过节要去几十里外的农民家里喂猪?内行人一看就知,宣传策划而来!
可见,在这种带有美化、神化意图的强大舆论引导下,楷模们不能不成为社会的一种符号,社会不可能不产生刻版印象,发生在洪战辉身上的卖书遭遇不能不是一个必然。
不过,平心而论,洪战辉的遭遇与困惑还不算典型,在我国,大凡做过楷模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有的甚至影响到楷模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家庭。有一位曾当选十六大代表、被评为“中国十大XX”的乡村教师,她所在的学校地处偏僻,本应撤销合并,但为了保持楷模的影响和声誉,这所学校至今仍然予以保留。她与丈夫分居两地,因常年忙于教学和社会活动,孩子与家庭都无法照料,以至与家庭发生感情危机。另一位年过六旬、在农村义务扶贫达十年之久的优秀共产党员,不幸患了帕金生病,双手颤抖、行动艰辛,但为了与时俱进保持荣誉,还必须硬撑着坚持每天从城市前往扶贫的乡村。另外,因荣誉和光环之重而不堪重负,楷模们后悔当楷模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有一位劳模在市里举办其事迹报告会前夕就曾想撒手不干,后经做工作虽勉强同意,但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不要让他再当典型。总之,楷模们的困惑凸现我国典型宣传上存在着严重误区,这个误区简言之就是忽视楷模首先就是一个平常的人,对典型宣传一个模式,事迹过于放大、精神过于拔高、宣传过于强化、作用过于夸大。
最后,行文至此还不得不说最近凑巧出现的一个例证:4月13日,有关方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方永刚先进事迹报告会。方永刚作为一名工作于三尺讲台的军队院校教师,甘当寂寞,辛勤耕耘,在教学与研究上取得不俗的成绩,其事迹和精神应该说都比较感人。问题是方永刚的境况十分特别,他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才来到北京治病救命。目前,他的病情虽得到控制,病况有所改善,身体有所恢复,但病况依然存在,还在住院治疗之中,报告会上,他脖子右侧那个用来治疗的管状东西都还没有摘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办方让患重病的方永刚亲自上台做事迹报告,其做法是否妥当?谁都懂得,对于人来讲,生命的存在是至高无上的,它一定大于、重于人世间的一切。在方永刚的事迹已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的前提下,这场事迹报告会难道就不能推迟到他出院以后进行?把一位重病患者从医院请上讲台现场演说,撇开是否有利于治病不谈,这种做法的其它负面效应,主办方难道就没考虑过吗?
现象上的“凑巧”,深层次反映的是我们国家在典型宣传上的一种误区性“合理使然”。可见,在典型宣传上我们确实应该有所思考、有所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