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办过退休手续，我便带着家人回到第二故乡：乌鲁木齐！

那是我保家卫国献出青春的地方，是人生的重要驿站，是有爱也有遗憾的难忘之地。

走出地窝堡机场候机楼，见到等候多时的战友业新、东祥时，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

（一）

年轻时，我有过一段出乎意料的经历。

1977年，我以下乡知青身份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全国首次高考，同时还参加了那一年征兵体检。

坦率地讲，当时我对当兵并没有很大兴趣，由于心思在读书上，所以只是出于新鲜好奇，与大伙一起去公社凑热闹而已。但在报名点登记走了一圈后，不知什么原因竟引起现场接兵人员的注意。此后他们数次找到我，表达希望我去部队的愿望，确定兵员的前一天晚上大雨倾盆，接兵人员还冒雨赶到我家，希望父母劝说我拿定主意。

如此盛情让我大受感动，何况当兵在那时也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我借机向去我家的部队首长大胆提了个要求：允许带一箱书去部队，没想到，人家爽快同意了！

就这样，那一年我成为我所在地新兵中唯一一个带“行李”去部队的人。首次列队时，新兵所背挎包按要求不能装任何物品，可我，也是鼓鼓地填满了书籍。享受的优厚待遇还不止此，到部队后我才发现，那年我们一同入伍的几十个知青只有三个留在师里，而我，又成为三人中技术性最强的通信兵。

到部队不久，我被地方高校录取的通知书也很快到达。面对千载难逢的上学机会，我再次流露出彷徨与犹豫，训练间隙悄悄给总政治部写了封信，还把入学通知夹在里面，表达出想回地方读书的愿望。结果不出所料：半月后，不知总政哪位首长在入学通知上，作了“把入学通知退给本人，以后可以再考”的批示寄回部队。师政治部首长为此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放弃梦想安心服役。我虽感失望但接受了现实，果断投入到部队各项训练中。这年年底，作为骨干，我被选入“前指”（前线指挥所）人员开进中越边境，当战斗打响滚雷般炮声一停，我们就率先向纵深推进。半月后宣布战争结束时，我又作为“后指”人员留下，直到大部队撤退完毕才回到国内。

回到祖国的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那是三月中旬，霏霏细雨中数十位广西边民披着蓑衣挑着热水在路上等候，见我们双脚一迈进自己国土，老乡们便端一碗姜汤送上，直到见我们喝下后才肯离去，那种油然而生的温暖，真是任何语言难以形容！

部队也没有忘记对我的培养，从边境撤回到内地这年，师里指定我参加面向部队的军队院校入学考试。我不负众望，带着军功章进入总参一所学校学习，毕业时怀揣好奇心又主动报名去了新疆。在那里，我以年轻人特有的活力与另类，影响着连队也影响着自己，比如训练之余喜欢拉琴与战士们娱乐，这在当时成为连队的一道风景；乒乓球技术在师直所向无敌，轻松获得单打冠军并参加军区比赛；训练新兵休息时带他们集体郊游引起非议。我还写过五部电影剧本，其中一个曾获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高度肯定，说它与法国著名影片同类型。到连队工作的第二年，我还被派往总政一所院校进修，结业后回师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文化教员。

然而，理想情怀虽然丰满，但更多时，还是与骨感的现实经常发生碰撞。

碰撞首先来自制度设计。在边疆部队，副连职以上干部家属都可以随军，这就出现内地部队没有的景象：节假日或休息时，随了军的干部都各自回到家里，我这种单身汉这时就完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万分孤独。

碰撞也来自关系依附。随军后连队干部的工作生活相对稳定，这时候老乡结缘便应运而生，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往来密切、扎堆相处成为自然。这种境况还导致关系依附现象的产生，那时候，热衷于攀老乡，找关系在部队已渐成常态，没有老乡和关系，别说提拔，有时连找个帮忙说活的人也没有。我一个人从内地去了新疆，讨厌拉帮结派也无“帮”可结，时间一久，自己就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碰撞更来自观念差异。我属于部队首批实行上学以后才能提拔的干部，自身有些飘飘然，不太把土身土长的干部放在眼里，人家也不正眼瞧我，认为没啥了不起。尤其在理念上差别更大，我认为好的领导不喜欢，领导欣赏的我完全瞧不起。

就这样，我慢慢厌倦曾带给我美好憧憬的部队生活了。1985年，听说部队有到前线参战的名额，我主动报了名，后来听说不要通信兵，我抓住百万裁军的机会，义无反顾求转业，回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二）

我是离开新疆32年后首次回去。乌鲁木齐大变，现代气息更浓，但魂牵梦绕的，是想看曾在那里工作生活的军营。

市郊南山的庙尔沟，草木还是那样茂盛葱郁。我和家人在战友陪同下，来到当年师部大礼堂、招待所、训练场。裁军整编后部队搬往市区，现在这里是人去楼空。站在风采依旧的原司政后办公楼前，真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我还来到连队驻地，这里已移交地方面目全非，寻访半天找到我当年的宿舍，却发现已变成一家民居。我们说明来因，与主人维族大妈在院内合影留念，大妈竖起拇指不知夸赞什么，临走把我们送出很远。

在市内，我们游览了红山、北门、南门，还有二道桥、大巴扎、河滩路等地。看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感慨万千，浮想联翩。而更感慨的是见到战友，他们一拨接一拨地与我相见，令我每天都沉浸在十分温馨的战友情谊里。

张业新放下需要照顾的老人，杨东祥停下繁忙的生意，在新疆期间，两人不仅一直开车引我和家人四处观光，他俩的夫人也轮陪伴我们。说到两位战友我不能不提到他们的父母，当年在新疆我患病住院时，非亲非故的两家老人不仅多次到医院看望，出院后还轮流把我接到家里修养，让我享受到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温情。来疆前我提出想见见两家老人，在业新、东祥安排下，我在北门一家酒店见到了他们。那晚向老人敬酒时我很想给他们鞠个躬，怕引起老人激动，所以一直压抑着情绪没敢流露。

转业到新疆昌吉的战友黄晓彦是位兄长，平时我们在微信上多有来往，听说我终于到新疆后，他在乌鲁木齐定了个很有民族特色的餐厅，并且时常电话联系，生怕我会爽约。相聚时，黄兄还特意把马仲举、马善奇两位战友叫去陪同，令我大喜过望，饭桌上平添了不少过去的话题。

战友张军文在玛纳斯一家公司上班，听说我到了新疆，夜晚11点打电话，说第二天非要带夫人与我见面不可。玛纳斯距乌市200公里，一天往返十分辛苦，我反复劝说无效，只好等着他开车过来。见完面告别时，敦厚朴实的军文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说里面都是他自己种的东西，让我带路上饿了吃。我打开袋子，里面装着已经煮熟的鸡蛋、红薯、玉米，还有瓜果等等。看到军文返身离去的背影，那一刻，我和妻子真是感动得不行。

还有战友闫继密，他目前在新疆五家渠市担任一个农场的部门负责人，听说我在乌市几次表示要去看望。我知道新疆对在岗人员管理很严，劝说他不能离岗，但听说我孩子要返回内地时，竟带着场里种植的瓜果赶到机场，坚持要我孩子带回家尝尝。后来闫继密又在一个晚上赶到乌市，硬是把我们一行接到五家渠玩了一天，直到尽过地主之意才行。

还有薛文军、孟现周、韦荣、朱霞等十来位来自乌鲁木齐的男女战友，新兵训练时我带过他们，可能过于严肃，当年他们很少与我接触。30多年过去，如今他们的容貌姓名有不少我已淡忘，没想到听说我回新疆，却接连为我举办了两次聚会。我们在一起愉快回忆军旅生涯，感叹时光的流逝，留下珍贵的合影，总感觉有道不尽的故事叙不完的情。

（三）

也有个遗漏没有忘记——相聚时好几位战友关心我在地方的情况，但每每开口还没细说就被其它话题打断，所以这里只好写出来了。

到地方应该是一切从零开始，好在那时年轻，思想上做好了重新打拼的准备。1987年也就是回地方半年后，我重新考入地方院校学习，后来进入党政机关直到退休。虽然部队给我留下过遗憾，但部队锻造培养的坚毅、拼搏和冷静，却让我受用至今。地方工作虽平淡无奇，但聊以自慰的是，工作之余我在写作研究搞学问上有了一点小成绩。目前我被国内数家学术机构聘为特约研究员，1998年当选全国仅有10名的领导学优秀中青年学者，2005年当选中国专家学者十年贡献人物，2006年当选百名新闻人物，2012年、2014年当选光明网十佳风云博主和年度精英，尤其是2013年以后，我数次向中央建言得到回应引起轰动，光明网对我进行过专访，南方周末邀我写过体会，全国百余家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过相关报道与评论，我成为轰动一时的网络达人。

上述“业绩”说起来光鲜亮丽，但个中苦涩外人难以品尝。写作研究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从1987年底开始发表论文算起，我多年与写稿退稿，再退再写的艰难历程为伴，能咬牙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军人执着较真的基因支撑。讲一个事例或许更能说明：转业回地方那年，我满怀激情写了篇反思自己在部队得失经历的长文，寄到北京后，刊物编辑回信说文章有思想也有代表性，但棱角需要打磨。我当时硬是没有同意，我为此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刊物上读到有我自己风格的文字，这样咬牙坚持数年有了起色后，我给自己提出了“平民视角观生活，学者思维辨世相；位卑未敢忘忧国，学问良知著文章”的定位，要求自己按照这四句话去做人作文。2015年仲夏，一家媒体专访，结束前记者突然问我：你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没加思索脱口而出：“我是学者，骨子里军人！”

一日当兵终身为军，战友们，这大概是我们的共同心声了。

（四）

我和家人是以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乌市返回内地的。在疆期间，我把所见所闻以“我们新疆好地方”为题，制作了人文印象篇、山水风光篇、战友情谊篇等五个相册，那里记载着我对战友的依恋，凝聚着对第二故乡的情感，也成为回望这段时光的美好记忆。

一次新疆行让我重回青春岁月，仿佛那一切还是昨天的事情。到这里，想必诸位能读懂“昨天我去当兵”这句话所包含的意蕴了。

当兵前梦想从军，从军后老想退伍，退伍后死想部队——这是我对从军历程的概略描述，不知是否符合当过兵的您？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战友的思念与感谢，也献给所有情系军营的复转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