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拉斯维尔的研究传统缺乏传承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拉斯维尔60年前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提出目前传播学界以拉斯维尔模式代替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忽略了拉斯维尔传播观念中丰富的内涵，建议要在完整的学术语境中理解它的内容。在讨论拉斯维尔研究传统缺乏传承的问题时，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过于追求对策研究，忽视了理论研究自身的规律，没有提出真正具有吸力力和理论价值的问题。
关键词：哈罗德·D·拉斯维尔 传播研究史 传播理论 宣传
在传播研究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拉斯维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以下简称《社会传播》）向来被认为是一篇重要的启蒙文本。[1]1982年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传播学普及读物《传播学（简介）》中，这篇译文就被列入其中。在2003年出版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中，该文再次被收入。中国的传播学教科书里不但重点介绍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传播的5W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甚至大部分教材的框架也以“传者-媒介-内容-受众-效果”这五个部分为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对拉斯维尔传播观念的深入研究却很难见到。国内能够见到的拉斯维尔的中译著作只有《政治学》和《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两本，此外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有一段对于拉斯维尔生平及传播研究的简单介绍。
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即使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中拉斯维尔似乎也受到了“冷遇”。最近美国一些学者出版的关于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历史回顾中，不论是赞赏还是批判，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更受重视，而拉斯维尔则只是被一带而过甚至忽略。[2]
拉斯维尔曾被施拉姆奉为传播研究的四大奠基人之首。为什么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拉斯维尔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被传播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抛弃？或者说，拉斯维尔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可用的学术资源？
一、缺乏传承的“卡里斯玛”
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在提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派传承与竞争时提出，一个学派或学术传统的建立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卡里斯玛”式的开创者（如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等）。拉斯维尔恰好具备这一特征。在后学的回忆文章中，拉斯维尔一直以反主流政治学的边缘人形象出现。[3]因为他将弗洛伊德理论引入政治研究，遭到主流政治研究学者的敌视，以致于在1937年至1950年间，他没有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但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些离经叛道的理论最终征服了青年研究者，拉斯维尔竟于1955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会长。[4]此外，拉斯维尔还曾在二战期间（1940-1945）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战时传播研究实验部主任。更令人意外的是，1938年他在政治学研究的事业高峰期突然离开研究重镇芝加哥大学，并于1946年进入耶鲁法学院。尽管有许多其他外在的原因可供人们猜测，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教育入手改造法律精英的工作会比学术研究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他所提出的政治学的定义（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以及对传播的定义（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都成为这两个学科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定义。以上迹象（signs）都在暗示，拉斯维尔具备了“卡里斯玛”式学者的条件。
亚历山大提出，除了神启式的开创者外，一个学术传统得以延续，还要具备另一个条件：这个传统必须得到后来者不断的阐发（elaboration）、衍化（proliferation）和修正（revision），否则该学术传统就会有解体之虞。[5]显然，拉斯维尔传统的中断是因为在这第二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
一个解释是拉斯维尔到了耶鲁法学院后，无法招收政治学的博士生。尽管按照布迪厄的学术场理论，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要说明其学术研究为什么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必须回到文本与语境之中寻找答案。拉斯维尔是个高产的研究者，据统计，从1923起至1978年，他一共发表了325篇文章与章节，52本著作，共达400多万字。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地做出评论可能过于唐突。不妨借鉴卡茨等人倡导的传播研究经典文本（主要是论文）细读的思路[6]，从拉斯维尔的这篇被提及得多但阅读得少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下面简称《社会传播》）入手，初步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社会传播》的5W
如果仿照拉斯维尔习惯的提问方式，应该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传播》的5个W。该文最早刊登于1948年出版的《观念的传播》（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一书。这本常常被忽视的文集在传播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两篇文章的引用率最高，已经成为传播研究的经典文本：一篇是拉斯维尔的《社会传播》，一篇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大众传播、流行趣味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
《观念的传播》一书的编者为莱曼·布赖森（Lyman Bryson，1888-1959），他曾是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成员之一，后来还编辑了研讨班的活动记录著作。拉斯维尔在这个研讨班中表现突出，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传播的5W理论。在《观念的传播》的14位作者中，有4人来自这个研讨班。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的宗教与社会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at the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开办了一个名为“观念传播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的课程，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讲授。这些演讲内容在修改后编辑成书，就成了这本《观念的传播》。该书代表着传播领域尚未被体制化之前，早期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科研究者对该领域的模糊的想象。布赖森并不追求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他在前言中写道：“[本书]目录显示，不同演讲者对该（传播）问题的解决方式大相径庭，它同时还说明并不存在一个成系统的传播理论大纲。”[7]我们在目录中除了能看到后来被奉为传播研究奠基人的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有两篇贡献，她谈论的是从文化和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其他的话题涉及古希腊经典中的传播理论、心理学与传播、艺术、写作、言论自由、社会政策、流行文化等。《观念的传播》这本书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但是因为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展开。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传播》发表之时，传播研究还是一个人文学科和刚刚兴起的社会科学和谐共处的开放论坛。
《社会传播》发表时，无论是拉斯维尔还是传播研究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1938年拉斯维尔离开芝加哥大学，经历了事业上的“中年危机”。战争时期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进行了战时宣传研究后，他自己的传播观念发展成熟，从宣传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普遍性结论。1946年，拉斯维尔进入耶鲁法学院，在此前后，他关注的问题有了明显变化。宣传、世界革命、传播问题逐渐淡出他的视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政治精英和世界秩序、个人权利与伦理、法学教育等成为新的兴趣点。所以《社会传播》也可看作是他宣传与传播研究的一个总结，集中了他对这两个问题的主要见解。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时，传播研究也进入了新时期。在施拉姆的带领之下，传播学科正在处于学术研究边缘地带的赠地学院（“land-grant” university）中悄然兴起。这些面向社会，强调应用，刚升级为大学的学术教育机构没有太多传统压力，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兴学科。为了追求学科合法性，现有的学术话语必须加以改造，于是理论框架和学术畛域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围绕个人决策这一主题，将小群体研究和量化研究整合进传播研究之中。来自欧洲人文传统的阿多诺（曾参与广播研究项目）和来自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传统的米尔斯（曾担任研究人际影响的迪卡特研究的实地调查指导员）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暗示着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新兴的传播研究很快被吸引进这一被米尔斯讽刺为“抽象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中。
在学术问题与学术研究范式的竞争背景下看《社会传播》这篇文章和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就会发现，该文中与新兴的传播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相一致的话题被保留下来，而拉斯维尔看重的其他议题则被歪曲或遗忘。接下来，我们将考察拉斯维尔文章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传播观念被模式化、语录化的断裂过程。
三、拉斯维尔模式≠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
拉斯维尔的《社会传播》之所以被人们记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开篇就令人猝不及防提出了一个传播定义：“传播就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后来这个定义被称为5W模式，并被用图像加以描述。图像模型的优点是简洁直观，但是在这个抽象过程中，拉斯维尔的传播观也被变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以致评论者（包括笔者在内）错把其他人诠释的“拉斯维尔模式”当成了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
人们对5W模式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质疑：（1）这个模式是政治传播的宣传模式，含有传者中心论的控制观念；（2）这个模式是单向的，缺乏反馈；（3）这个模式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注意；（4）这个模式主张传播魔弹论，没有关注传播意义编码与解码过程。
然而细读拉斯维尔的这篇文章会发现，以上几条指控除了第一条外，都没有针对拉斯维尔的本意。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与被简单化的“拉斯维尔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比如就第2个问题，在《社会传播》中拉斯维尔明确提出：
还有一个重要的类比是关于传播的线路问题，即单向或双向传播。单还是双，取决于传者和受众交互程度。换句话说，当两人或多人参与的传送与接收频率相等时，便形成双向传播。通常认为谈话是双向传播（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存在独白现象）。现代的大众传播工具，使印刷厂、广播设备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产与专门资产的控制者享有巨大的优势。但也应该注意到，受众稍迟些也会“回应”。许多大众传媒的控制者采用抽样调查的科学方法，加速完成整个传播回路。
在这里，拉斯维尔不仅明确指出了传播的反馈问题，并且专门谈及大众传播中的反馈。因此说拉斯维尔没有看到反馈与双向交流问题，是错误地将“拉斯维尔模式”等同于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关于第3个指责，拉斯维尔在“有效传播”一节谈到了传播效果的阻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他将其称为“无知”。“此外，无知意味着在传播过程的某个环节，缺乏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知识。如果没有经过适当训练，搜集或散播消息的人会不断地曲解和忽视事实……”拉斯维尔不仅没有忽视传播环境，他的问题或许在于过份强调了传播环境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下面将提到的“世界注意力调查”项目，目的就是研究大众传媒造成的信息环境对于各国政治决策的影响。
拉斯维尔早年曾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宣传研究，他在那时就对传播环境与宣传效果之间的关系有过专门论述。他不但不主张传播万能论，相反，他认为传播只有适应受众心理和文化，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这一主张与有效果理论中提出的传播的主要效果是强化而不是改变的看法是一致的。
人们谈起宣传时，似乎经常认为它是一个不受时间、空间和人所限制的神奇的力量。《（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专门抛弃了这个观点，这一抛弃具有充分理由。我们知道，宣传家存在于社会性的政治体之中，该政治体的特殊环境限制了感知、想像和行为。受众的社会化受到环境影响，也限制了宣传家对受众的影响。宣传家至多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宣传。他要发现潜在的不满或希望，并想办法使这种不满得到发泄，利用这种希望达到政治目标。[8]
换句话说，拉斯维尔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因此，对拉斯维尔模式的第4个批评也不能应用到拉斯维尔身上。拉斯维尔把影响宣传效果的环境条件总结为价值结构、神话、技术和文化材料四种，并且认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密集宣传后，受众会逐渐适应这种大众说服，最终导致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拉斯维尔是美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他在做博士论文之前即游历欧洲，在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成功之处即在于此——开放性的或模糊的未来使它能满足所有人的想像。[9]
在《社会传播中》的“需要和价值”一节中，拉斯维尔认为传播不是简单的信号传递，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是对价值的追求。在他的整个政治学理论体系中，“价值”是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人类不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价值来解释社会行为。他早年曾将这些关键价值总结为“收入、尊严和安全”，后来又将它们扩展为8个（权力、财富、文明、幸福、尊重、技术、感情和正直）。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使用价值来对民主和专制做出界定。他认为，民主是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在其中每个人接受的特定价值也可以被系统中所有行动者共享；相反，专制则是不平等的价值分配和接受系统。[10]在晚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民权与价值研究之中。因此，拉斯维尔并不是一个仅仅把社会当作客观事实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并没有排除文化对传播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斯维尔的传播理念要比标签化的“拉斯维尔模式”或图像化的“5W模式”丰富得多。但是，清晰完整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学术传统被学术共同体接受的唯五条件，托马斯•库恩认为，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给学术共同体相信，有一个肯定存在答案的“谜题”（puzzle）正在等着他们解答。[11]拉斯维尔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成功地为传播研究设置一个吸引研究者持续参与的“谜题”。
四、注意结构研究与驻防国家
在《社会传播》一文中，“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一节最容易被传播研究者忽视，而这一部分恰好是拉斯维尔传播观念的核心。拉斯维尔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所读、所见和所听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同样，如果我们知道了个人、群体或国家所关注的信息，我们就可以估计其观念，甚至推断其行为。他认为，传统的政治学（政治传播）研究要么过于注重个人的观念，轻视物质环境的影响，要么过于强调经济决定一切，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信息环境的科学研究，正好可以在唯物与唯心两极之间搭建一个桥梁。
深受李普曼理论影响的拉斯维尔把受众的注意（认知）作为传播效果的主要表现，这与后来议程设置、培养分析等理论的前提假设不谋而合。但是拉斯维尔并不关注微观的信息环境，而是更加强调信息系统的整体影响。他认为国家制造的信息环境具有垄断性，所以大众媒体的信息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也就是他以内容分析代替效果研究，并给人以支持魔弹论的印象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显然与民主社会所提倡的表达自由的观念以及现实不太一致，忽略了多元化社会中各种意见的交锋与协商。
显然，拉斯维尔不会没有看到自己理论中这么明显的“漏洞”，他的理由是社会结构演变会导致社会信息环境被中央政府所统一控制，单一的信息环境终将导致强大的效果。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使拉斯维尔领悟到，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将是驻防国家（Garrison State）的扩散。[12]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拉斯维尔相信，随着空军力量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导致在未来全球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平民的安全越来越无法得到保证，对安全的渴望将导致社会权力由商人转向军人，走向驻防国家。
拉斯维尔的这种社会结构转换理由来自于他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根据当时的现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军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的历程。社会学家斯宾塞也将社会划分成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拉斯维尔认为，辩证的历史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权力重新回到暴力专家的手中。在他眼中，当时的日本、苏联已经初步具备了驻防国家的特征，暴力专家不但掌握了军事大权，而且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孔德所说的原始的军事国家不同，驻防国家的暴力专家也吸收了现代文明社会的管理方式，通过技术操作、行政组织、人事管理、公共关系等非暴力方式来管理国家。宣传是主要控制方法，在集中的象征符号操纵之下，国家公民的行为完全一致，即使有暴力强制，也主要是作为“行为宣传”起到象征符号的作用。社会权力的集中也允许暴力专家们使用经济（如商品配给）、政治（如清除反对党和取消民主议事）手段来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13]
拉斯维尔预测的驻防国家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外部威胁的加剧。他所说的技术不仅指科学技术，而且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管理技术，这一看法触及到了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科学的统治。和韦伯提出的静态的“理想型”不同，拉斯维尔提出的驻防国家是一个“发展概念”（development construct）。“发展概念”是拉斯维尔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建构方式，它是建立在对过去与现在数据分析之上的预测，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中，并非不可避免，在发展过程中甚至会出现新的演变，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举例说，在从市民国家（civilian state）向驻防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渡类型，比如说政党宣传国家（state propaganda state）。
对拉斯维尔提出的驻防国家概念的意义，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尽管从世界局势发展来看，他的判断过于悲观，但是市民-军事两种权力关系的讨论，成为了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由此就认为拉斯维尔主张或支持冷战，便是天大的误会。首先，拉斯维尔的这个分析中没有任何政策暗示。从他的理论出发点可以看出，他是想效法孔德，建构一个一般性的社会权力结构过渡的宏大叙事，他关注的是国家内部市民权力与军事权力的消涨，国际意识形态对抗并不是他的主题。其次，他并不认同驻防国家，而且试图阻止其出现。[14]最后，拉斯维尔既没有作为学科的“传播学”的概念，也没有把这门学科作为冷战工具的意图。就在发表《社会传播》的同年，拉斯维尔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两极世界合作的希望》的文章，可见他虽然看到了冷战不可避免，却并非一味强调敌对。评价一个人的观念要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与当时其他学者横向比较，把所有对社会主义缺乏同情的人都打为“冷战份子”似乎有点上纲上线。拉斯维尔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同情和支持，他主要还是一个学者，说不上有突出的冷战倾向。
尽管拉斯维尔对未来的估计和同年出版的《1984》很相似，但是他并未放弃对民主的信心。在《社会传播》的最后部分，拉斯维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提高公民素质，使他们与精英具有“同等程度的教养”（Equivalent Enlightenment）。拉斯维尔受李普曼影响很大，他也相信理性的舆论的基础是开化的（enlightened）公众，但是他并不赞成李普曼的消极态度，杜威等进步主义者对他的影响更大（他上过杜威的课并与之有过很多接触）——要促进民主必须提高公民素养。拉斯维尔的导师，芝加哥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梅里亚姆（Edward Merriam, 1874-1953）不仅对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把这个研究作为其后进行的“创造公民的研究”（Studies in the Making of Citizens）的基础。[15]20世纪初到二战前，提高公民素质、反对宣传控制已经成为自由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一股潮流，呼应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除了梅里亚姆的研究外，美国的宣传分析学会（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和后来发展为“批判思维”研究的“思维科学”研究都是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学术活动。[16]尽管有人将这些知识分子戏称之“紧张的自由主义者”（nervous liberals）[17]，但如果把这些促进民主的努力看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虽然不失批判性，但未免显得过于简单。
五、从宣传研究到世界注意结构调查
《观念的传播》一书还收录了拉斯维尔的另一篇很少被提及的文章——《注意结构和社会结构》（Atten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这篇文章的标题正道出了二战时期他传播研究的核心课题。
拉斯维尔以宣传研究成名，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他运用米德提出的象征符号概念，分析了不同国家如何利用象征符号的“暗示”（suggestion），将宣传者的意图与受传者的既有倾向联系在一起的。此研究的别出心裁之处在于发掘出了非符号活动（战争与和平）中符号的重要作用，并将传播这一主题引入正在形成的政治科学之中。拉斯维尔自己介绍，当初从事的这个研究是另一个更大的“国际态度研究”（study of international attitudes）的一个子项目，可见全球传播系统的研究从早年开始就是他研究的一条暗线。
在30年代，拉斯维尔把注意力放到了世界革命与宣传的研究上，他与其他合作者一道完成了《世界革命宣传：芝加哥研究》（1939）一书。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提出“这是一个宣传的时代”，他的研究目标是为宣传导致的非理性寻找治疗方案。[18]1947年，拉斯维尔还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名为《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或叫“革命和国际关系的发展”，RADIR）的大型研究项目。
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拉斯维尔认为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了，驻防国家将取代革命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正在这个时候（1940-1943），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进行战争宣传研究，拉斯维尔终于可以将他一直设想的“世界注意力调查”付诸实施。在他的组织下，研究人员对战时世界主要报纸进行了复杂的内容分析。同时他也对早年宣传研究的框架进行了修改。首先，他用“注意”取代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的“暗示”（suggestion）。他认为“暗示”过于主观且比较模糊，他倾向于用“注意可能性”或“注意导向”（availability for attention or orientation of attention）代替前者。[19]其次，他认为早年的宣传符号研究没有将“价值”概念引入。这些反思都分散在《社会传播》的“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更具体的类似现象”和“需要和价值”等小节之中。
从《社会传播》一文可以看出，直到1948年，拉斯维尔仍然对“世界注意结构调查”充满信心，但是学界多数人认为，这个计划除了为其后的世界政治指标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究其原因，在于这个计划想当然把驻防国家作为前提，认为国家的信息由中央权力控制。当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环境变得不像他预想的那样简单时，对世界注意力的统计变得既不可操作，也失去了预测性。
更重要的是，世界注意力研究缺乏理论框架和“谜题”，接近纯粹的政策研究。因此，就和拉斯维尔之前从事的宣传研究和革命研究一样，当局势发生变化，研究的吸引力立即大打折扣。我们可以对比在范式竞争中取得（暂时）成功的哥伦比亚学派，其灵魂人物拉扎斯菲尔德一直以来感兴趣的是人的决策过程，卡茨对迪卡特研究数据的总结中，又将小群体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入到决策过程的研究。在这个“谜题”的吸引下，创新扩散和大量与市场营销、政治宣传相关的决策研究不断涌现。
哥伦比亚学派提出了“人如何决策”的谜题，相比之下，拉斯维尔却一直没有为传播研究提出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谜题。《社会传播》提出的宏观传播功能勉强算是一个谜题，但是经过查尔斯•赖特的综合，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已经基本耗尽。[20]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功能研究则标志着传播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走向微观实证，开启了效果研究的传统。《社会传播》中提出的注意结构研究也因为过于宏观，逐渐缺乏吸引力。相比较，议程设置、培养分析、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则从个人认知这一微观角度入手，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
因此，今天重新阅读拉斯维尔这篇发表于60年前的文章，除了更加全面地理解传播研究的传统外，我们还可以借此机会反思社会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A Controversial Founding Text of Communication Study
LIU HAILONG
Abstract: While inquiring why Lasswell’s research tradition was diminishing, this essay reinterprets the meaning of Lasswell’s essay,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published 60 years ago. This essay argues that due to confusing the Lasswell Model with Lasswell’s communication idea, curr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gnores the complexity of his thought, which could only be remedied by placing it back into original academic context of its own.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y less scholar follow the tradition invented by Lasswell,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reason is his research focused on policy study instead of bring out tantalizing puzzles for sake of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Harold D. Lasswel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propaganda
[注释]
[1]Harold Lasswell(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Lyman Bryson ed.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2]Elihu Katz et al.ed.(2002).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Cambridge, UK : Polity; David W. Park and Jefferson Pooley(2008).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Paddy Scannel(2007).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3]Dwaine Marvick(1980). The Work of Harold D. Lasswell: His Approach, Concerns, and Influence,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 No. 3, pp. 219-229.
[4]Heinz Eulau(1968).The Maddening Methods of Harold D. Lasswell: Som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0, No. 1, pp. 3-24
[5][美]杰弗里•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彭牧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1页。
[6]Elihu Katz et al.ed.(2002).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Cambridge, UK : Polity.
[7]Lyman Bryson ed.(1948)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p.1.
[8]Harold D. Lasswell(1971).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 xv.
[9]Harold D. Lasswell(1933), The Strategy of Revolutionary and War Propaganda, in Public Opinion and World Politics, ed. Quincy Wr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87-221.
[10]Bruce Lannes Smith(1969). The Mystify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arold D. Lasswell. in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says in honor of Harold D. Lasswell. Arnold A. Rogow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70-80.
[1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39页。
[12]Harold D. Lasswell(1937). Sino-Japanese Crisis: The Garrison State versus the Civilian 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11: 643-649.
[13]Harold D. Lasswell(1941). The Garrison Stat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6, No. 4, pp. 455-468
[14]Jay Stanley and David R. Segal. (1989). Landmarks in Defense Literature. Defense Analysis 5, No.1, 83-86.
[15]Bruce Lannes Smith(1969). The Mystify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arold D. Lasswell. in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says in honor of Harold D. Lasswell. Arnold A. Rogow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7.
[16]Michael Sproule(2005).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8，pp.132-133
[17]这个说法最早由Archibald MacLeish于1930年提出，后来被Brett Gary作为书名。见Brett Gary(1999). The Nervous Liber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7.
[18]Harold D. Lasswell, Dorothy Blumenstock (1939). World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 Chicago Study. Chicago, Ill.: Knopf.
[19]Harold D. Lasswell(1971).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 xii.
[20]Charles R. Wright(1986). Mass communication :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Random 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