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曲折而艰辛的探索。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人民币是不可兑换货币，也不被允许出入境。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经历了从不可兑换货币逐步走向国际化货币的发展演变。

我国1994年初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底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1世纪以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在此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放松了携带人民币现钞出入境限制，支持边境贸易以本币计价结算。2004年起，在港澳地区先后启动个人人民币业务试点。2009年，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明确香港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可按照本地法规为客户提供相关业务，唯有人民币资金跨境时须符合内地有关规定。201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境外地域范围扩展至全球。2012年，允许任何拥有进出口经营许可的企业用人民币进行结算。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进一步明确，凡依法可以使用外汇结算的业务，企业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结算，并推动“本币优先”理念落地。

人民币国际化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从区域化走向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人民币跨境流通主要集中在港澳台地区和东盟等周边国家。之后，我国逐步放宽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区域限制。越来越多国家表达了对开展人民币业务、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兴趣。2015年10月和2018年3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和二期顺利投产运行，截至2022年2月底，CIPS已有直接参与机构76家和间接参与机构1212家，涵盖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活跃经济地带。2020年底，已有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共授权境外人民币清算行27家，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

二是从离岸驱动走向在岸驱动。2015年之前，人民币国际化是在岸严格管制，通过离岸市场驱动，境外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主要是在香港持有个人人民币存款或人民币点心债，再通过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转存境内、对境内贷款或通过本外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渠道买债。2015年“811汇改”以来，我国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可兑换合二为一，加快了在岸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步伐，人民币国际化转向在岸驱动，境外直接可以在境内购买人民币资产。截至2022年9月底，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合计9.51万亿元，较2015年5月底增长1.07倍，其中，合计持有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占比68％，提高了34个百分点。

三是从结算货币走向计价货币和贮藏货币。2009年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之初，人民币计价和贮藏属性尚未激活，重点放在提高人民币结算份额。随着不稳定的单边升值预期推升人民币结算份额被纠正，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国，人民币需要更多的职能。2015年底，人民币被批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2018年以来，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原油、铁矿石、精对苯二甲酸、橡胶期货等产品开始引入境外交易者。截至202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累计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计价和贮藏功能不断增强。

近年来，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和金融开放程度提升等多项举措推动人民币跨境收付不断向好。“811汇改”前，受人民币汇率升值驱动，人民币结算占比上升较快，2015年达到峰值26.0％。但“811汇改”后，升值预期消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快速下降，2017年低至11.8％。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明显加速，人民币股票和债券相继被纳入全球主要股票和债券指数，股票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跨境ETF、两地基金互认等互联互通项下的人民币资金跨境双向流动稳步增加。2022年1月至8月，人民币结算份额回升至17.9％。

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SDR篮子货币定值重估，维持了人民币第三大权重货币的地位，同时将其权重上调1.36个百分点。人民币在SDR篮子货币权重的上调，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持续推进金融开放成果的认可，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进展。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全球贸易能力在新冠疫情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商品和服务出口市场份额连年提升，这是推动人民币在SDR篮子货币权重上调的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我国加快金融改革和开放，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和外汇交易份额上升贡献了约0.44个百分点。

此外，我国不断通过双边货币协议建立人民币金融安全网络，加强与各国央行合作，作为第一大出资国加速构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区域金融安全网，为区域经贸金融稳定持续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