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去年底以来疫情快速达峰，中国经济重启在即。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这引发了关于新一轮提振经济，投资还是消费拉动的讨论，两派观点甚至针锋相对。本文拟就此谈谈个人看法。
促消费与扩投资都是国内大循环的题中之义
2020年底，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重要概念虽然于2020年初开始酝酿，但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初，十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2002年底，十六大确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
2007年底，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012年底，十八大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2017年底，十九大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到“新发展格局”这一概念；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2020年底，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去年底，二十大再次明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可见，政策上一直都将消费和投资作为扩内需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存在促消费就不要扩投资，或者反之亦反，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尤其当前在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坚持促消费与扩投资并举，有助于增加中国稳增长的胜算。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五大重点工作之首，并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同时，还提出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今年1月28日，节后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是先强调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推动财政金融工具支持的重大项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再指出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保稳提质。同样是“三驾马车”一个都不少。
促消费与扩投资有机结合，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将社会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消费是目的和归宿，分配和交换是桥梁和纽带。生产的过程是消费生产资料、劳动力的过程；消费的过程是生产资料、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所以，生产就是消费、消费就是生产。
新发展格局契合社会生产全过程。十九大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主要矛盾的“需求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供给侧”。2020年8月24日，习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过去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及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其实就反映了有效需求和供给均不足的问题。故二十大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期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下称《纲要》），进一步明确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并从“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和“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两方面同研究、同部署。
短期突出消费优先是由于这方面的短板和潜力较大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经济复苏不均衡、基础不牢固，主要表现为“三驾马车”中消费欠账较多。2020～2022年，外需对经济增长平均拉动0.92个百分点，较2015～2019年均值高出0.8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1.1%，低了19.7个百分点；消费平均拉动2.04个百分点，低了2.17个百分点，贡献率平均为30.5%，低了32.3个百分点；投资平均拉动1.47个百分点，低了0.95个百分点，贡献率平均为48.4%，低了12.5个百分点。
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是去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去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50个百分点，再度跃居“三驾马车”之首。今年即便不再突出强调，也不降低其重要性。前述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将扩投资作为持续抓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在年初稳步回升的重要任务予以强调。而且，从疫情前后的对比看，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也有提升空间。
近期防疫措施优化、房地产松绑和平台企业治理取得进展，有助于畅通经济循环、缓解消费瓶颈。新年伊始，元旦和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行数据超预期回暖，以及1月份PMI指数大幅反弹至荣枯线以上且供需同步改善，均反映前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带动经济触底回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消费是经济趋势的自然回归，加力扩消费的政策更多是乘势而为。
值得指出的是，前述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工作”纳入促消费的政策范畴。这恰恰说明现实中，很多政策同时作用于消费和投资两端，二者没有必然区别。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去年底出台的房地产金融支持16条措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本身有利于缓解房企资金链压力、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今年，有关部门又推出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计划行动方案，推动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如果由此促成房地产市场回暖，势必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用品，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等行业生产和消费，有助于遏制或扭转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连续六个季度负拉动的局面。
不必对扩投资谈虎色变，因为即便这是近年来宏观政策主攻方向，但公共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占比并没有降低。2020～2022年，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卫生健康支出占比均逐年上升，2022年两项合计占比22.7%，较2019年上升了3.3个百分点。相反，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以及交通运输支出占总支出之比均逐年下降，2022年四项合计占比22.8%，较2019年下降5.3个百分点（2009和2010年四项合计占比较2008年跳升约10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长远看，中国促消费有较大潜力。2021年排名世界前20大经济体，2017~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与名义GDP之比（即消费率）平均值为73.2%，中位数为74.5%。同期，中国消费率平均仅为55.1%，排名垫底，较倒数第二位的韩国低了9.2个百分点，较人均GDP更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印尼和俄罗斯的均值低了19.7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大会议精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生产更多服务于国内消费，同时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多惠及全世界，则消费主导中国经济增长将是必然趋势。投资是手段，消费是目的。这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人民立场，增进民生福祉”工作原则的具体体现。
扩大消费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判断值得商榷。根据格列宁根大学编制的不变价全要素生产率数据，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2015~2019年年均增速为正值的有14个国家。其中，中国年均增长0.18%，美国、印度等11个国家的年均增速高于中国，这些国家2017~2021年的消费率均值为63.6%~81.9%。对中国2008~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变价和消费率取自然对数后做相关性分析，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863。尽管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但至少我们不能武断地得出高消费率一定导致低生产效率的结论。
实证结果也不支持高消费率与储蓄不足、贸易逆差有必然联系。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2017~2021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与GDP之比均值为正的有13个国家，其中，中国均值为1.67%，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均值高于中国，这些国家同期的消费率均值为63.6%~78.6%。
扩大内需不能指望靠财政货币刺激，一蹴而就，而要靠体制机制创新，久久为功。1月31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