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7月3-4号，在巴黎的卢浮宫内举行了第三届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这个论坛级别很高。细节读者可以点击打开该会议的官方文件查看。
作为一位在野的民间学者，能有机会作为7个中国代表（除我之外个个鼎鼎大名）之一在如此高端的学术论坛上发言，当然得感谢我的两位贵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先生和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先生的抬爱。而且在他们二位的勉力支持下，我还获得黄平先生任主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聘用为特约研究员。以后参加学术活动，就有了一个正式的学术身份。好像这次，我的头衔仅是“历史学家、作家”。
我的发言稿准备了不同长度多种版本。限于时间，当时念出来的只有15分钟，3000字。这里发表的是4000字的版本。我是用中文念的稿子。现场有中英法三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但要求事前提供中英或中法文的讲稿。比如我这篇，至少结论那个部分，如果当场现翻，只怕真有难度。
大家看了我的文章，一定注意到，我的见解并不完全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比如我讲“国际共产主义已经走入历史”。但并未受到官方的任何压力。黄赵二先生的说法居然是：“学术自由，没有禁区。”他们说，文化部也没有给他们下达任何限制指令。当时文章念完后，会场有相当热烈的鼓掌。过两天我把音频放上，你们可以听。这可是仅有少数发言者得到的待遇。由于时间限制，并没有充分的讨论。不过私下有好几个法国人给我说，他们赞同我的至少一部分看法。当然也有不赞同的。
会后大概还会有一个文集出版，但那至少要等一年以后。这里大家看到的只是我本来准备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我有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正在与出版社研商出版事宜。一年之内，应当可以与大家见面。
尊敬得各位学者和所有听众，你们好！由于机会宝贵，时间有限，能不说的话都不说，我今天仅就西方的正统政治基础理论和实践提出三点补充和质疑。
一、人民主权应当接受足够的约束制衡
西方政治理论的最基本核心就是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论。这个理论与宪政、法治和分权制衡构成西方政治大厦的四根梁柱。与其它三根梁柱相比，这个人民主权之柱似乎日益甚至过度地变得粗壮。以此为意识形态依据，二战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直接的普选制度。但是这个直接普选制度，在近年甚至在大多数主要的发达国家，也表现出严重的运行窒碍。其最明显表现是：一方面制度始终受到权贵集团太多的私下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权益通过多数的选票也还是得到稍嫌过度的表达。两边一起向掌权者施压，最后结果就是关在笼子里的软弱的政府既不敢多征税，也不敢削减福利，那就只有积累债务一条出路了。这条借债之路西方已经走了三十年。眼下看已经显然是走不下去。
本文第一个重心：在地球上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人民和民主的地位都被过度抬高。人民成了当然真理、正义和正确的化身。西式的以普选多党轮替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也成了唯一正确的政治制度。这两个迷思必须被击破。
事实上，人民在太多的时候都不能当家做主。他们经常被愚弄，被利用，被出卖后还帮着数钱。当然这类情形多数出现在落后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时候，又经常做不出好主。比如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人民不能当家做主的后果。
西方政治哲学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先把一切官员都假设成坏蛋，设计种种牢笼，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作恶。但同时又有另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全体的人民假设成道德上毫无瑕疵，能清醒地识破谎言，看透当下历史迷雾的神祗。
从前一条出发，在重重的限制下，西方的政府总是偏于过度弱势。然而事实上那些呆在牢笼中的权力既扛不住金钱的侵蚀，也抵不住民众的贪欲，还经常犯下一些激情短视的错误。
而后一条则完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明显的天生的无法免除的人性的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比如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比如躲避责任自欺欺人等等。
西方政治哲学总是假设他们的制度，包括这个制度的主人-公众，不是不犯错，而是一定知错能改，而且改得迅速。这叫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但事实上，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个制度犯下的错误改起来非常困难。比如由公众贪欲导致的过度福利。还有些错误，大概根本就没法改。比如由直接普选导致的民粹泛滥，或称过度民主。
其实，如果没有直接普选制度，天生就有的公众贪欲并不可能对西方的政治产生那么大的压力，也就很可能不至于导致现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西方的制度设计到处都在讲究分权制衡。可是偏偏在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忘记了设计足够的制衡。
本文第一个结论：任何权力权利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制衡，都会自动地被滥用。民权也不例外。所以民权、政权和资本的权力都必须被放进笼子。问题是这个能把三者都关起来的笼子得用什么材料制造？又应由谁来管理？我们找不到全知全能的神，还是只有自己来想办法。我觉得，唯一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分权制衡。这三项权力（利）中，还得有一项必须至少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让政治权力略强，弊端还能最少。因为资本专制和民众专制会比政府专制更可怕。政府站在资本和民众中间，地位也天然地更适合于去协调节制两方。
二、对人类政治发展终极模式的一个新哲学设想
根据参与分权的人的数量，可以把共和制度分为寡头共和、贵族共和、加权共和和民主共和。
除了参与的人数不同之外，共和与民主的差别主要在于参与共和的方式。后者只数人头，参与者身份人人平等。前者是按团体参与。各团体的权重并不仅依人数来计算。
比如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按财产多寡分成六个等级。每个等级一百票。但越是高的等级事实上人数越少。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近代的300年的大英帝国都是这类加权共和的最成功范例。
西方的政治哲学简称民主主义-人民被称为国家的主人。东方的政治哲学则可概括为民本主义-人民被视作国家的根本。从目标而言，都是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至少是很高的位置上的。这点没有区别。区别就在于保障民众权利的方式。西方的制度的核心是通过选举让治理者得到民众的明确授权。东方的制度则通过一些相对模糊的程式去感知必须顺应的民心。
事实上，西方的主义失之于太过明确。似乎把艺术简化成了数学。而东方的主义则失之太过笼统，给一些不良的统治者图谋私利留下了太大的缺口。
西方的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有近乎绝对的合法性。即使把事情搞得很糟糕了（比如像现在的希腊），人们能想到的也只是换政府，而绝想不到修改制度。第二个优点是程序明确，照章办事，总有一个总统可以选出来。缺点就是极易造成社会分裂、选民的短期诉求和政治家的短期行为。
这里得到的民心授权似乎很明白无争议。其实认真深入探讨哪会没争议。比如今天在投票箱或民意测验中得到的民心，过些日子还能是同样的民心吗？比如打不打伊拉克，打之时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民意。比如搞不搞某项借债而来的福利？发放福利的时候，民心自然拥护。但到了连本带息必须还债的时候，这个民心就不太会拥护了。在通常情况下，公众总是希望政府举新债换旧债。最好再多借一点再搞一点新的福利。总之，民众关注的核心就是福利。至于债务，那是政府需要操心的事，不要来烦老百姓就好。
说句实话，选举表达的直接的民意和人民真正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之间，经常是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要弥合这个距离，是一件复杂的工程。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在这方面发挥了。
作为本文的总结，我有一个终极模式的特别表述希望引起注意：
我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我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我认为理想自然在我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的至少理论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我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我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算数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衡或不均衡。
上述的表达，为了帮助记忆，我要取一个名称，想了很久，取不好，只能暂时叫做，相对（不）均衡状态，或低山浅湖状态。若是谁能帮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本人不胜感谢。
所幸财产的绝对均平的理想，已经被人类彻底放弃，迄今不过23年。但政治权利的至少理论上前景上应然上的绝对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价值，虽然它在过去的也包括未来的任何时候，都做不到。我想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迷思，纠正过来。
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真的太过理想主义。我倡导的理论是没有那样的道德光环，但我希望它更符合可能是有些严酷的社会真实。
三、关于人类政治发展近期未来的一个重大猜想（刘学伟猜想）
作为本文的结束，下面我想放言一个相当不确定的预测，等着未来历史的证实或证否。
国际共产运动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第一大迷途。所幸已被完全放弃。但也有可贵的遗产留下，那就是社会福利主义。不过就是这个遗产似乎也被过度使用。但是退却很难。
国际民主运动（定义是多党普选轮替）可能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第二大迷途。现在正处进退两难之际。如果西方终于战胜危机，赢回活力，继续长期引领世界，我的话算没说。如果危机迁延不愈，在至多数十年后，终至整体崩盘，那也绝不是人类的末日。我们还可以继承民主的遗产，那就是共和制度（各类加权折中低度中级民主）和大众参与。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为因应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一个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尤其是用一个由卸任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决事，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里基本就没有民主的事了。）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这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东方所带来的希腊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这段希腊化的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实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我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唉，这些历史似乎都已经太过久远，当代的西方人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为那些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的过分相似而深感忧虑。
或许，我说的是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再说一次，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