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转自人民网

俞荣根：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大制度与宪政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法是用来建立和保持秩序的。中国西周时代有位史伯说得好：“和实生物”。这“物”，指的是万事万物，“法”当然在内。“和实生物”也包含“和实生法”。《中庸》论曰：“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说：“从容中道，圣人也。”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指出，中道就是传自尧舜的“道统”。这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精神。周金铭文中已多见“中”字，《尚书·吕刑》篇中的“中”字基本上都是讲求礼法，刑罚要公正、适当。可见，“中”一开始就与政治法制相关。

中国古代关于良法善治的追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以礼法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为良法善治之政，以乡治为良法善治之基，以刑罚为良法善治之剑。“中道”可以说一以贯之于这几方面之中，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法统”。

传统中华法系中的“中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道”的基本涵义。前述“和实生物”“和实生法”也是这个意思。和谐、和合、和衷共济、和而不同，都是“中和”的衍生词。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郑玄释“中庸”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儒家将自然、社会与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大系统，“中和”便是这个系统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天人之间，都是和为贵。这种观念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中。对于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立法偏私、出入人罪等等，古人将其斥为恶法、败法、非法之法，皆因这些法背离了中和、中道。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稳定器，它所维护的是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稳定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和”之道求统合、求和谐、求稳定的价值取向正与法的这一属性和功能相契合。

二是“中正”。中，含有适当、适度、公平、准确、不轻不重、不偏不倚等内涵。正，意为端正、公正、合规矩。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中道即是正道。中正而不偏颇是中道的又一基本义，其核心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的基本价值和属性。孔子主张博施济众、忠恕爱人、立人达人，反对聚敛和不教而杀；认为治国理民重在导德齐礼、宽猛相济；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提出“政者，正也”，强调执政者首先要正己，言行合规范，秉公办事。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正是“天下有道”，“有道”即有仁道，仁道也就是“正道”，亦即“中道”，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是“时中”。如果前面两层讲的是静态的中道，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动态的中道。“中和”的稳定、和谐、平衡、秩序，“中正”的适宜、公平、公正，不是绝对不变、静止不动，也不是因循守旧、掩盖矛盾，而是在动中求稳、在变中求衡、在发展中求正。这一原则可称之为“时中”。时中，就是依“时”而处“中”。“时”是流变不居，“中”是持守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照社会发展、时代前进和事物变化的实际情势去把握正确之道。“时中”绝非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媚世取容的处世哲学。“时中”包含着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和政治艺术，强调始终坚持原则，保持“中道”，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有夏礼、殷礼、周礼相与“损益”之说。“损益”，就是权时而处中。一方面，“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另一方面，法必须“随时世而变易”，“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方可得“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精义。可见，中国传统的中道蕴含着高深智慧。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