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站起来

1994年起，杨帆教授力主“超越左右”，近20年过去了，一轮大潮过去，又一轮大潮袭来，在无数次的惊涛拍岸中，怎样才能避免极端？中道之路还能坚持多久？在今天，这已成为每个读书人都应深入思考的话题。

左右之争很正常

北京晨报：知识界的左右之争令人感到痛心，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选择对立呢？

杨帆：左右之争很正常，全世界都如此，因为左与右的价值取向不同。按国际标准，左翼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优先，强调集体本位、社会利益，而右翼是效率优先，以个体为本位、企业利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是左翼，自由主义是右翼。左与右根据大环境的变化，此消彼长，这是必然的现象，并不可怕。

北京晨报：那么，可怕的是什么？

杨帆：可怕的是极端。左与右是从价值取向分，但我们还可以加上新的标准，即按手段分，激烈的为极端派，温和的为中间派。表面看，是左右两派，实际上是极左、极右、中左、中右四派，中左与中右是无害的，而极左与极右，就很危险。

为什么有人走极端

北京晨报：极左危险，人人尽知，可极右的危险，体现在哪里？

杨帆：极右的观点在2003—2005年一度很流行，不少学者肆无忌惮地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希望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将所有国有企业按当时的权力架构送掉，如果真的这样执行，难道还不危险吗？

北京晨报：常识告诉我们不能走极端，可为什么极端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

杨帆：据我的理解，在过去的10年中，极左的声音与极右的声音都曾一度掌控话语权。像这样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来回震荡，是非常危险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管理有关，如果不扶持中道的势力，那么中道就永远发展不起来。我从1994年起提出“超越左右”，事实证明，左与右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今天不论是中左还是中右，都主张民主、法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但现实问题是，中道往往得不到支持，人们担心中道的影响力，可越回避，就越恐惧，结果就越容易走极端。

我们的传统不极端

北京晨报：自古文人就是互不买账的，今天的左右对立是不是传统的继续？

杨帆：我看与传统无关，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对极端，主张中道的，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西方实证科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怎么是互不买账呢？从道理上说，我们不应该极端，事实上，今天绝大多数读书人也并不极端。

北京晨报：可我们社会的戾气似乎正在增加。

杨帆：这其中有两个因素：首先，是网络的出现，它放大了极端意见的空间，特别是微博，这么多人同时在线谈政治，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外国人不在微博上讨论这个？因为他们都忙着去投票了，应该说，网络上声音不能代表大多数知识分子。其次，现实中确有一些读书人有情绪，他们是戾气的源头。

戾气来自两种人

北京晨报：哪些读书人有情绪？

杨帆：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边缘知识分子，一类是愤青。所谓边缘知识分子，他们原本在体制中，但因种种原因被边缘化了，大多数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下海的，什么也没混出来，所以内心不平衡，他们有知识、有思考，能发现一些问题，可因为在竞争中失败了，所以变得怒气冲冲。至于愤青，多是年轻人，他们面临买房、就业、婚姻等压力，需要找个出口来发泄，所以他们在网上见谁骂谁，把骂人当成时髦，发泄自己。

北京晨报：您的意思是，真正的读书人并不那么极端？

杨帆：是的，我自从提出“超越左右”以后，这么多年来，前后组织了不下40次学术交流活动，请不同立场的学者坐在一起，大家完全能对话，能够相互理解，在交流上没有大问题，我算中左，但我也有很多右派的朋友。

坚持中道即为友

北京晨报：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左和中右能走到一起吗？

杨帆：中左和中右只是理论选择的不同，属于学术自由范畴，中右主张个人自由和民主法治，中左主张集体主义和民主法治，本质上并不对立，可以互相参考。比如我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因为我没好好学过自由主义，不太了解。从学术上看，有民主社会主义，这算中左，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这算中右，两者是相通的。在过去的10多年中，每当遇到大原则问题，中左和中右都是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极端思潮，在面对极左或极右时，中道发出的往往是相同的声音。

北京晨报：可怎么保证中左不滑向极左，中右不滑向极右呢？

杨帆：那就是要坚持底线。对于民粹（极左）和寡头（极右）的声音，中道都应站出来，坚决地划清界限。

北京晨报：怎么划清界限？

杨帆：10年前我组织 21次思想讨论会，和秦晖先生曾有一个开玩笑的约定，叫“清理门户”，就是中左要自觉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自觉地抵抗极左，中右要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自觉地抵抗极右。两边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明天就会更有希望。

警惕民粹卷土重来

北京晨报：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精英所压制，倡导“人民优先”，在历史上，“文革”就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点，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民粹还能得到大家认同吗？

杨帆：民粹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对此要有充分警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我们更容易被民粹所蛊惑。因为很多中国人不信宗教，不求来世，特别追求现世的平等，特别容易被平等的口号所欺骗，一旦有人从中煽动，后果便难以预料。决不能低估民粹主义死灰复燃的可能，在去年，这样的声音就曾经迅速聚集起来，有的网站居然敢评什么“十大汉奸”，还公然在网上刊登，而被评上的人居然不去起诉，这种利用群众揭发，自己充当人民代言人，就是精心设计的“文革”模式的翻版，自己的网站就成为宗教裁判所。

大家觉得这些人在胡闹，成不了大事，懒得和他们较真。事实上，这很危险，这是在纵容民粹主义，他们差点就搞成了。

左派不能被极端绑架

北京晨报：右派都不声讨，您属于左派，为什么偏要站出来说话呢？

杨帆：右派突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目前是喜出望外，他们很主动，在等待答案新时机。

作为社会公认的“左翼代表人物之一”，我自己历来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乌有我没有左派思维方式。但是看到去年以来极左绑架了左派，直到现在还在绑架，我就不能不尽点社会责任。

中左有底线，不允许为“文革”翻案。今天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的问题，出现了权贵人群，这让一些人感到痛心，却又找不到解决方案，他们便错误地认为用“文革”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以为这条路能走通，对此，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坚决反对。

北京晨报：可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啊。

杨帆：这是危险的沉默。很多人以为，经济发展了，人们意识进步了，极左的东西再也不会出现了，事实上民粹主义很容易被煽动。其实，大家应该冷静地想一下，腐败确实存在，但要靠什么去反腐败？是靠民主法治呢，还是靠群众运动？

特别要警惕的是，人性有天然的缺陷，很容易滑向仇恨，从而导致错误的行为。比如你生活得很好，但有人怂恿你去抄家打人，而且可以不受惩罚，你去不去？这不一定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人性中间有虐待狂，平时感到受人虐待，就更想找个机会虐待别人。这也是一种精神病吧？因此，群众是不能乱发动的，必须依法行事，法律要能够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

正确理解言论自由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防止民粹主义的回潮？

杨帆：关键是要警惕，1925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文中提到游民无产者，指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民粹主义就源于游民无产者，不仅左派中有，右派中也有，两方面有合流可能，应该消除这一群体存在的社会基础，也不能纵容他们走向极端化。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游民无产者走向极端化？

杨帆：对于煽动者，应该限制其言论，这就要正确地理解“言论自由”，因为他们一旦煽动，别人就没言论自由了。对于这些游民无产者，你根本辩论不过，因为他们不讲道理，只会一味地煽动，鼓掌叫好。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匿名诽谤、骂街。有的极左网站组织人专门去砸场子。对这些行为，应依法严惩，可现在谁来管这些事？

中道一直在坚持

北京晨报：面对极端思潮一次次沉渣泛起，许多读书人选择了沉默，在今天，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发出声音，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是否局面会有所改观？

杨帆：其实中道的读书人并没有沉默，一直在发言，他们做了很多事，每一次都守住了底线。大家期待读书人能做得更好，但大环境决定了，很难得到更高分，现实是能保持住底线已经不容易了，实在没法做得更好。拿“学术打假”来说，我差点为此被学校赶走，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底线总还是守住了。

北京晨报：您最近在网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评极左，这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吗？

杨帆：不，去年的极左就很严重。论调和行为很危险。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考虑现实遇到的问题，未来的事，我们没办法，只能靠你们这一代了。

中道应该走向主流

北京晨报：您始终在警惕着极左与极右的声音，但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您真的认为那样的癫狂会回来吗？

杨帆：“文革”有历史特殊性，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出自于信仰的，发动者确实有理想主义的情结，“文革”得到大多数人的狂热拥护，因而可称为历史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不存在被复制的可能，因为最高层不会去发动。

但“文革”还会出现。发动者好组织者，很难说有当年那样的理想，权力斗争的意味更浓厚，利用群众不满制造混乱，趁乱上台。因此不是悲剧，而是闹剧。

北京晨报：如此看来，要长治久安，中道应该成为主流。

杨帆：中道努力了很多年，但始终没能成为主流，因为中道的存在对特权构成了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事实上，中国民众是具备走中道的能力的，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我们一个通过沟通、协商妥协方式达成共识，像乌坎一样，农民中同样涌现出许多理性的谈判者，最终化解矛盾，实现共赢。类似的成功案例其实比比皆是，这说明，中道并不遥远，我们能够做好。来源: 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