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的文集《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所收文章大部分是他近十年来关于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之关系的思考。陈来著作宏富，是思想与学术之大家，在当代努力研究传统学术，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民族精神生命的走向和未来。

一个没有内在精神的民族焕发不出真正的生机和力量，也培养不出人格健全的国民，自然也就谈不到复兴。

陈来在文集中屡次提及，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华民族处生死存亡之际，儒家学术反而应运而勃兴，成就斐然。

以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为代表的大学者们为挺立国人精神，从根源处着眼，自觉地创造性地阐发了蕴蓄于儒家传统学术中的思想菁华。

此前，从晚清新式学堂的建立开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废祀孔、删经学 ”以及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形成冲击，举国上下反思儒家文化，意图原本也是为了变革图存以求复兴。

但恰恰在国运至为黯淡的抗战救亡时期，中国思想界仍然深刻地看到了儒学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和辉光日新的生命力。

顺着陈来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打开视野，扩展胸襟，看到一个根柢更为深固、传承更为悠久的儒学。

后世以为孔子所传之儒学仅是先秦学术之一端。其实，孔子传承古代学术并推广普及教育，是中华古代学术思想守先待后的集大成者。

根据孔子删述六艺的史实以及现存的“十三经”和先秦典籍可以推断，自上古而流传至孔子时代的古学文献有六大类，即六艺。

六艺是内在相互关联的六大类学术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这六大类典籍流传下来的虽然有限，但精义未失，孔子所传承的学问即本于六艺。

孔子之学兼容并包，总摄六艺，怀抱理想以致力于人间秩序的维系（国家的意义），而推本于人的教养（修身的意义），亦不失超越性的灵动（生命的自由、生死的智慧）。孔子是由丰厚的精神传统所孕育出来的，他的学术和人格是很综合、很博大的，但又有其一以贯之之道。

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在于传承了中华上古六艺之学。没有六艺之学的普及流衍，就没有后来的以先秦经典文本为源头的中华人文历史世界。在这个更为深远的大背景下，我们真切看到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关联。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经历了许多次改朝换代，没有人可以否认，儒家所秉承的古老而深刻的传统国家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连续性也才有了得以体现和绵延的实质性载体，这也意味着顾炎武意义上的“天下”未亡，其雄浑的生命力超越了“历史的狡计”。

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孝亲”“忠君”与“保民”相协调，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架构得以完成、国家职能部门得以运作的理论模型。

在今日中国，国家的长治久安依然离不开国民对国家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信仰，而忠于使命、忠于职守、忠于国家依然是政治健康、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

儒家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即便是当前很棘手的国家治理、世界和平问题，也能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有机而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吸取营养。

今天的中国人读古代经典应取其精义，而不是拘泥于文字。这也是陈来把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相提并论的深层原因。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但也一直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文明代表着理性、秩序和教养，侵扰则具有非理性的破坏性力量。这样的破坏性力量既可能是“内忧”，比如古代中国因社会秩序崩坏而造成的人心涣散或大规模社会性暴力反抗；也可能是“外患”，比如从来不曾真正消失过的边患、外族入侵时的血腥杀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已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成果的毁灭和掠夺。

既然“内忧”和“外患”一直在中国人的精神视域之中，那么是否可以借此反思中国文化巨大的“吞吐性”？这种吞吐性体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能力——承受创伤和痛苦同时也接纳并驯化野蛮的能力以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无限生命力等。长城，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始终坚信文明教化的力量。

今天，企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依然坚信，中国的崛起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儒家认为多难兴邦。

民族复兴在精神上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我们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养出的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必将在艰难时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印证。

冯友兰先生92岁时自题座右铭：“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的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是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

“阐旧邦以辅新命”是自上古以来的六艺学人尤其是后来的儒家士人们共同参悟了的国家长存之道。

盛德日新，变化无穷，但又有常道可循。

弘扬儒家文化以促成民族之复兴当然不是复古，因为无论哪个时代的炎黄子孙，都一定是生活在他们的“当今”和他们的“中国”，他们都必须充满智慧地认识对待“古今关系”和“中西（外）关系”，融会贯通地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精神营养，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

现代人“有为”过度，算计过度，把理性工具化、技术暴力化，增加了贪欲和不安，虽似更文明，实则更功利。儒学尤其重视人的心性，认为人的真心本性能够超越古今中外的隔碍，过更为自由而浩瀚的生活。具有深厚儒学修养的人，应该是以心性之学为根基，融认知、伦理和审美于一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能体悟有为与无为、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奇妙关联，活得既有乐趣和境界，也有责任与担当。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推故而别致其新”。在新时代，面对诸新问题，我们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先待后，返本开新。

（作者李健君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郭齐勇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