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汪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全文约1.6万字）；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闫坤和汪川认为，虽然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曾陷入“失去的十年”，但就长期发展态势而言，日本相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并无系统性差异，日本并未陷入“失去二十年”甚至“失去三十年”的长期经济困境。就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来看，单纯的结构性因素不能解释日本经济长期的“失去”，日本经济的“失去”是经济结构与政策因素互相叠加的结果。

（一）日本经济“失去”的真相

就经济增速来看，日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但自20世纪70年代，受美元冲击和石油危机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增速开始下滑，1974—1990年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降为4%左右。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低增长的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就整个20世纪90年代而言，日本的年均GDP增速仅为1.5%。但是，自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恢复正增长，进入缓慢复苏期。而且，日本的人均GDP也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其间虽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着较高水平。日本的经济社会维持了繁荣和稳定发展。

从国民生活水平来看，相比GDP增速的趋势性下滑，日本的可支配收入并未出现倒退，1980年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为210万亿日元，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到1990年已达370万亿日元。具体到人均可支配收入，1968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18万日元，到经济泡沫破灭之前的1990年已达到300万日元，是1968年的6.64倍。此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波动中持续增加，至2018年达350万日元。再看失业率，日本的失业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虽然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有所上升，但在“失去的十年”间最高也仅达到4.7%。2000年后，受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日本的失业率有所上升，但自2004年又开始下降，到2018年已与泡沫经济之前的水平相当。

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减速，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1990—1999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的确低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发达经济体，但自2000年开始，日本的经济增长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且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就实际GDP增长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比20世纪80年代平均4.31%的增速，1990—1999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速仅为1.5%，日本的确处于经济增长的“失去期”。但如果考虑到同期德国的平均经济增速为2.17%，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仅为2%左右，那么日本经济结束追赶期的高速增长、回归2%左右的增速理应是正常现象。因此，要讨论日本经济是否“失去”，其参照系应该是横向比较的2%，而非纵向比较的4%以上的经济增速。

其次，即便将20世纪90年代设定为日本经济的相对“失去期”，2000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日本的GDP平均增速为1.45%，而德国和意大利同期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55%和1.46%。两相比较，将这段时间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明显存在偏颇。同理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9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了1.21%，而作为欧元区经济引擎的德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不过1.97%，意大利更仅为0.24%，所以日本经济“失去三十年”更无从谈起。

最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1990年以后的三个十年当中，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都明显高于德国，1990—1999年间甚至高于美国。由此可见，日本在生产率上的表现也处于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

（二）日本经济“失去”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经历了一段相对“失去期”，在“失去”背后，经济结构与经济政策因素扮演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受宏观经济金融结构双重失衡的影响，一连串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次负面冲击；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长期在产业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徘徊，不仅加剧了货币政策失误的可能性，同时保护了不当投资和僵尸企业，企业部门陷入漫长的债务型衰退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宏观经济金融结构双重失衡”，是指在经济结构方面，国民储蓄率过高，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国内投资，而在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下，投资又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信贷来实现。这种双重失衡的宏观结构，使得日本的经济增长过多地受到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失当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发展陷入“失去期”。

就经济结构来看，日本的储蓄率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明显偏高，在1991年达到最高点35.56%，此后虽逐年下降，但自1970年以来的平均值高达30.7%，而美国为19.8%。截至2020年，日美两国国民储蓄率分别为28.32%和19.3%，日本较美国仍高出近九个百分点。高储蓄为日本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使日本陷入了高储蓄的两难困境，不仅导致了贸易不平衡，还加剧了日本与欧美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国民储蓄对应着国内投资和出口，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凸显，美国认为居民储蓄率高是日本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从而迫使日本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内需，更多地依赖国内投资这一渠道来消化过高的储蓄。在金融结构方面，日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投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支持，这造成日本的经济增长对于宏观调控和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敏感。在间接融资体制下，无论是何种渠道实现的信贷投放，都将反映在广义货币M2中。在信用扩张机制过程中，货币从央行流出，在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流动，最终回到央行资产负债表。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货币政策通过投放货币信用的方式，使得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均扩张。因此，在间接融资体制下，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货币投放的过程，货币政策一旦出现失误，对经济的损害将十分明显。

日本银行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失当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直接原因。尤其是“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央行为扩大内需，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更加剧了本就已经过热的国内投资，泡沫经济由此形成。之后，日本央行又跟随美联储加息，刺破了经济泡沫，从而造成广泛的经济衰退。1990年的“海湾战争”引起油价波动，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日本央行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衰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汲取泡沫经济的教训，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趋于保守，限制经济萧条中的货币政策作用，这也加深了日本的经济衰退。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也频频出错。例如，日本经济于1996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平衡财政和增税措施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了1997年后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导致日本经济直至2000年后才逐渐得以恢复。

（三）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结构方面，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超过45%，几乎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高储蓄率造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得过高的国民储蓄主要通过国内投资来消化，这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十分相似。而在金融结构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同样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为主，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受到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中国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上与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对日本经济的“失去”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研究，于中国而言具有镜鉴价值，日本在这一转型时期的经验教训或可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

首先，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得失，避免长时期的政策宽松造成经济泡沫。但当遇到类似泡沫经济崩溃之类的负面冲击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不应保守，要坚定地维持低利率政策，耐心地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和金融机构重新健康运转；同时，有必要采取“量化宽松”式的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中国的宏观调控范畴比较宽泛，职能设置上往往将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等混淆在一起，结果造成宏观调控措施手段越界。为有效区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应明确宏观调控的职能，依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职能则应转向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并限定宏观调控行政化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未来的产业政策应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再次，应逐步调整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在经济结构上，应充分平衡消费、投资、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实现可持续增长；在金融结构方面，应充分发展直接融资市场，降低投资对商业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为此，可在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股票发审制度的同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实现债券的市场化发行和监管。

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应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目标，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果，还可帮助国内企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