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在统合已有政策实践基础上推动构建系统性的经济安保战略：对内构筑相关政治法律体系，提升“战略不可或缺性”，增强生产链国内备份能力;对外与“共享价值观”国家构建排他性的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日本经济安保战略意在缓解安全与经济的反向依赖困境，确立在经贸科技新秩序中的强有力地位;强化日美同盟，支持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降低中国崛起质量，妄图使中国停留在有增长欠发展的低端层次。日本相关举措将对中国科技进步、推进区域合作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形成一定阻碍，但在内外因素牵制下，日本难以完全达到战略预期。
〔关 键 词〕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日本经济、日本外交、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朱海燕，陕西师范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负责。
2022年5月11日，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获参议院通过，正式成为法律，将于2023年开始分阶段实施。这意味着岸田政府试图以经济科技手段达成地缘政治目的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相关举措将在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得到完善、落实和强化，其未来发展方向及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及世界经济政治化两种发展趋势日趋融合、美国在经济科技领域不断加大对华施压背景下，探讨作为经济科技大国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政策举措
作为一个资源和地理条件相对不利的国家，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经济环境尤为敏感。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对日本钢铁等材料进口实施制裁的情况下，日本开始关注经济安全特别是运输通道安全问题。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美国开始利用市场、金融、产业甚至政治等手段限制日本经济科技能力及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引发日本对经济安全的新一轮关注。当前，美国挑起以科技竞争为核心内容的对华战略博弈，使岸田政府再次聚焦经济安全保障问题，并在既有政策实践基础上推动构建系统性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
（一）完善和强化经济防卫体制
近年来，日本政府着手改革及完善经济安全保障的体制机制，制定专项法律，使其成为经济安保战略的政治法律保障。2020年4月，日本参照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体制，在国家安全保障局下增设“经济组”，作为推动经济与安全举措融合性发展的“司令塔”，意在打破部门间条块化分割态势，强化对经济安全的一元化领导，并能够从国家安全角度战略性地制定关键性产业政策，统筹经贸技术交流等相关决策。对此，作为日本经济安保战略重要推动者的甘利明称，“日本终于也诞生了一个将经济和情报进行综合性考虑并制定政策的部门”。其后，其他相关部门也逐渐调整组织架构：外务省将安全保障政策课所属的“宇宙网络政策室”调整为“新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防卫省在防卫政策局调查科下增设“经济安全保障情报企划官”，专门负责搜集、分析经济安保信息;经济产业省直接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室”。2021年10月，岸田政府增设“经济安保相”，进一步提升经济安保体制的规格;11月，成立由首相担任议长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在内阁官房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法制准备室，推进相关立法工作。《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通过使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政策有了法律保障，从根本上避免因政府更迭而引发政策的剧烈变更。
此外，岸田政府积极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团体设立负责经济安保的机构，以实现央地、官民、政企间在政策对接、落实等方面的顺利运转，使经济安全相关政策能够上通下达、协调行动，同时提升民众对经济安保问题敏感性的认知和认同，构筑全社会型经济安保体制。2022年1月，爱知县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对策专门小组”，与当地企业共享有关产业间谍的信息，以防尖端技术和机密信息泄露。日本电气（NEC）则于2022年4月设立负责经济安保的董事，并成立“经济安全保障室”。日立制作所也计划设立相应部门，以对经济安保相关领域的业务进行更为严格、精准的“事前审查”。日本警视厅则配合政府，对企业进行包括反間谍、信息泄露与保护等方面的讲座宣传活动。同时，日本政府还计划于2023年设立有关经济安全保障的专门智库，汇聚经济界与学术界的相关人才，收集分析重要尖端技术研发动向的信息，为经济安保决策提供学术支撑。
（二）提升经济科技能力，确保基础设施设备及服务的安全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技术及产业政策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继续强化尖端技术，确立攸关其他国家生死的难以替代的绝对优势地位，确保“战略不可或缺性”，作为对他国实施“胁迫性手段”以实现政治目的的攻击性能力;另一方面，在加强国内产业链备份的同时，推动海外供应链多元化，为运用攻击性能力提供基础支撑，并降低遭遇反制时可能产生的损失。
日本以半导体产业为抓手，辐射带动相关产业，以此作为经济安保战略的攻击性能力。2021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岸田政府提出的迄今最大规模的预算案，并设立7740亿日元专项资金，支持尖端半导体企业的本土化生产。同时，国会通过了“支援新设尖端半导体工厂等关联法的修正案”，规定政府将对新建数据中心、自动化等领域的尖端半导体工厂提供经费支持。在日本，制定“国家补贴半导体工厂建设的法律尚属首次”。台积电在熊本县新设的子公司“JASM”成为获得日本政府支持的首个项目。日本还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增强长期竞争能力。岸田称，“将重新整编扩充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等，促进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为了形成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本年度内将设置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大学基金。”为确保优势，日本还将加大对军民通用相关专利的保护力度，同时对海外留学人员的留学资格、学习领域甚至就业方向等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性审查，防止技术外流。
日本努力降低重要产业的对外依存度，扩大国内生产能力备份，提高产业链本土化水平，确保在紧急状态下维护社会稳定。为此，日本推出“作为供应链对策的促进国内投资补贴”的倾斜政策，支持高度集中在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和对国民健康生活极端重要的产品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降低供应中断风险。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日本企业包括村田制作所、三菱电机、TDK株式会社等大幅增加核心零部件的日本化比例，积极将供应链调整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运转模式。
此外，日本还强化对基础设施设备的安全审查力度。为防止因网络攻击引发重要信息泄露，《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提出将定期审查信息通信、运输、能源、金融、医疗等14个领域主要基础设施企业设备的安全性，明确掌握储存个人信息的服务器和发电站的管理系统等设备的采购来源，定期公开维护保养服务商的相关信息。在审查中，政府将指导企业避免依赖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国家。
（三）构建关键技术及产业聯盟
日本联手西方国家构建排外的、内部循环为主的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日美同盟是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重要支柱。2022年1月，日美新设“经济版2+2”，试图在“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界限日趋消弭”的背景下，推进日美间高水平、广领域的讨论，使其与“既存框架之间发挥乘数效应”，以强化日美在包括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核心伙伴关系。4月，日美开始就以确保战略物资稳定供应等为目的的“印太经济框架”草案进行协调，并以半导体供应链合作为重点，计划先行构建包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5月，日美在第一次商务、产业合作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上就采取互补性方式等合作研发尖端半导体达成基本原则性共识。
日本积极参与七国集团（G7）主导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敏感及关键供应链生态系统构建进程。日本是英国倡议的“D10俱乐部”成员，该俱乐部意在注资成员国科技公司，建立5G设备和其他技术的替代性供应商池，摆脱对中国的科技依赖。日本部分高科技公司还加入了由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ATIS）发起的“下一代联盟”倡议（Next G Alliance）。2022年3月，“下一代联盟”发布6G发展路线图，重点致力于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绿色一代”新型网络及数据存储、材料、设备及硬件制造、下一代移动网络等领域的标准制定等。此外，日本还积极参与西方国家主导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阿尔忒弥斯协议”“国际气候行动网络”等，基本构筑起涵盖数字空间（以5G/6G、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等为基本要素）、地外空间（卫星互联网、月球、深空）、生态空间（以气候治理、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为重点）、发展空间（基础设施）的全领域、精细化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生态体系。
（四）推动供应链多元化
日本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进程，强化包括研发、设计、制造等在内的全供应链韧性。内阁府2022年2月发布的有关日本经济环境的《世界经济潮流》白皮书显示，在日本约5000种进口品类中，中国所占份额（按总金额计算）超过50%的品类有1133个（占比23.0%）。白皮书强调，“如果进口商品来源地依赖特定国家的发展趋势继续强化，应对供应链危机的难度将大大提升，需要采取措施做好准备”，以强化具有脆弱性的供应链。日本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便开始加快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进程，并辅之以财政手段加大调整力度。日本分别于2020年7月、11月和12月实施了三次供应链调整支援项目，向相关企业提供补贴，使日企在亚洲产业网内的生产基地多元化，并以政策性引导的方式将相关企业生产基地搬迁目的地导向东南亚国家，试图将其打造为日本企业海外制造业承接中心的重点地区，并借机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成为日本企业进行产业链转移的重点承接国，越南甚至已经从吸收日企转移的边缘国家逐步变为核心国家。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海外调查部2021年12月发布的《海外日资企业实况调查：亚洲、大洋洲篇》相关统计数据，在越南的日资企业中，预计今后1～2年计划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达55.3%，这一数值远高于在中国日资企业的40.9%，而中国的数值甚至低于43.6%的平均值。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48.9%）、印度尼西亚（45.3%）、马来西亚（43.2%）、新加坡（41.3%）的日资企业有意扩大业务的占比也均高于中国，这显示了未来在华日资企业可能仍将继续缩小规模。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也成为日本政府鼓励企业进行产能转移及供应链调整的重要对象国。日本在双边层面积极构筑与印度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加强经济科技合作提供政治保障。2022年3月，岸田在日印建交70周年之际访问印度，提出构建“日印全球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其中“构筑后疫情时代强有力的全球供应链”将作为日印关系的重要物质基础。双方在《构建后疫情时代和平、安定与繁荣的日印伙伴关系》共同声明中规划了日印将强化合作的整体方向，日本提出将对印度在医疗、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农业等领域的建设提供3122.58亿日元的援助，在促进印度经济复苏、改善社会民生环境的同时，也能够为日本供应链多元化提供较为成熟、完善、稳定的基础条件。此外，日本还通过日澳印三边框架及美日澳印四边框架等多边机制以官民协作的方式强化与印度的供应链合作。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在印度的日企表示在未来1～2年将扩大投资经营规模的比例跃居亚洲被调查国家的首位（70.1%），远远高出43.6%的平均值。此外，南亚地区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也成为日企供应链调整和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二、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出台的动因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表面上是对美国挑起的、以科技竞争为核心内容的中美战略竞争的回应，深层目标则是谋求在新经贸科技秩序中的有利地位。结合日本相关政策实践，可知其中暗含的推演逻辑是：缓解日本安全与经济的反向依赖困境，在国际变局中谋求大国地位，维护日本赖以进行国家定位的“国际秩序”，阻遏中国崛起。
（一）缓解安全与经济反向依赖困境
二战后，日本结盟霸权国，以经济手段谋求大国地位，但“单肺国家”的现实束缚了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能力。2010年，经济总量被中国反超后，日本陷入整体性民族恐慌和对自身地位的战略焦虑中。前首相安倍利用这种恐慌情绪和焦虑症结，大踏步推动防卫力量建设与防卫体制改革，正式开启了以防卫力、政治力、经济力重塑大国地位的进程。在安倍长期执政期间，自卫队被装备成为一支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事武装力量。可以说安倍政府正式启动了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实质性进程，并取得明显进展。
岸田政府以经济安保战略巩固并继续充实大国地位。岸田继承了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的历史基因与政治偏好，将“主导国际社会”作为外交目标之一。在追求大国地位目标的驱动下，岸田一方面坚持强化防卫力，改革和完善防卫体制，宣称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年制定）、《防卫计划大纲》（2018年修订）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8年修订）过程中，“不会排除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一切选项”。另一方面，岸田变换场域和规则，利用制造新战略域的手法提升日本话语权。经济安保战略即是岸田在继承和综合已有政策基础上，对既有实践进行整合、重构，将其升级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岸田此举对内目标之一是将其作为创造政绩的抓手，对外则利用经济力达成地缘政治目的、重塑大国地位。日本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出经济安保相关的系统性举措，将在国际社会产生连锁反应，赋予日本在经济安保领域“国际规则”形成中的先发优势及相应话语权，提升存在感与影响力。通过构筑经济领域的安保战略，日本将建立起涵盖外交、经济、防卫等全领域的国家安保战略生态系统，打破各领域间的安全话语壁垒，构筑国家安全的跨界联动体系，解决安全与经济反向依赖困境，这将有可能成为未来国家安全建构的模式化方案。
经济安保战略将确保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小多边体系内供应链重构中的优势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大国积极追求相对经济优势，一般是要利用这一用途丰富的资源来实现政治安全目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危机特征及其在全球蔓延，并呈长期化的发展态势，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性功能，引发相关国家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认为高度依赖国外供应商在紧急状况下可能严重损害经济及社会安全，这一认知驱动相关国家开始对供应链进行安全化操作。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即试图利用美国供应链政策调整的档期，完善和强化日本产业链，提升应对突发性紧急态势的能力，培育具有“战略不可或缺性”的尖端产业，增强全产业链的弹性和韧性，重构大国地位的物质基础。
追随美国也是日本向大国目标迈进的辅助性举措之一。在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围堵的背景下，日本坚定地支持并追随美国，是为了维护自身在美国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架构中的上层位置，维系在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中的分享性特权，更大限度地获取美国的技术准入，部分化解安全与经济间的反向依赖困境，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甘利明指出，在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构建起供应链后，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日本企业也可能被列入制裁名单，进而被以美国为首的关键技术及产业联盟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因此日本需支持并追随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二）充实和强化日美同盟，维护日本赖以凸显“优越性”的“国际秩序”
日本将日美经济科技政策协调与合作纳入日美同盟运作范畴，扩充同盟内容，使其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化与世界经济政治化的融合发展趋势。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保的基轴，经济安保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构件，也必将以维护和强化日美同盟为基本目标。岸田誓言“将身先士卒，把作为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根基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层次”。2022年1月，日美“2+2”会谈及首脑视频会晤均“重申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基本价值观和原则”，“承诺将进行联合投资，加速创新，确保联盟在关键和新兴领域保持技术优势，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定向能源和量子计算等领域”。通过深化在新兴领域的合作，日美两国可联手强化在尖端科技中的优势，为同盟关系注入新动力，加大双边关系黏合度，加快同盟现代化进程。
维护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加快，日本认为“现在的世界正面临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发生动摇这一严重问题”，“威权主义国家加强了对长期以来作为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基础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关系到日本生存和繁荣的生死攸关问题”，日本应致力于确保“在将来的国际秩序中形成以日美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势力的优势主导地位”。岸田在内阁决议及施政演说中，均将“坚决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决心”置于外交與安保“三个决心”的首位。遵循这一话语路径，经济安保战略即是通过弱化“价值观异己”国家在尖端科技领域的能力、维护“共享价值观”国家垄断地位的手段来巩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本质上，对于在价值观及民族心理上定位为西方国家的日本而言，维护国际秩序也是确保其既得利益、扩大其在尖端科技领域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
（三）延缓中国崛起进程，降低中国发展质量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目标从属于国家安保战略的整体目标。从安倍政府起，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阻遏中国崛起，确保并扩大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分享性权益。岸田文雄既是安倍政府发布战后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的外相，也是相关战略落实的重要参与者与执行者，虽然岸田在政策选择上可能与安倍有所区别，但从其竞选演说、就任后的施政演讲及具体举措、与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电话）会晤等相关言论可判定，岸田政府仍将以阻遏中国崛起为目标。岸田称：“我国将与共同秉持普世价值观的各国携手，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强烈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实践中，日本从身份政治出发，将中国塑造为不遵守甚至谋求破坏国际秩序的国家，并通过媒体舆论的政治化置换，抹黑中国国际形象，压缩中国话语空间，也将以经济安保等具体举措延缓乃至阻遏中国崛起进程，使中国经济停留在有增长无发展的低端层次。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操盘手基本都是对华牵制派，这也充分体现出该战略明确的中国指向性。在美国不断加码制裁中国的背景下，甘利明反复向政界、商界、舆论界宣传对中国的不信任执念。甘利明称，在美国主导的西方不断加剧与中国贸易战的情况下，日本如果背向而行，与中国强化经济合作，可能会遭到西方市场排斥，因此日本需要与西方同步构建起针对中国的“防火墙”。虽然甘利明因2021年10月在小选区选举失利而辞去干事长职务，但他积极策动的经济安保设想却升格为国家战略。此外，日本前首相麻生、安倍也都是相关政策的积极策划和推动者。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所涉内容也明显以牵制中国为重要目标指向。近年在日本国内的政治语境中，经济中的安全问题多指向中国。2021年10月，日本增设“经济安保相”的主要任务为“确保半导体等重要经济物资供给，防止相关技术外流”，“缓解日本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一旦中日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稳定国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涉及的供应链、科技产业政策等内容，如加强构筑国内供应链，以摆脱对特定国家的非对称性依赖;保障主要基础设施安全性与可靠性;推进官民合作研发尖端技术，以确保日本在工业4.0时代的科技优势;对军民通用的特定专利技术进行保密，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等，均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日本对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的积极回应，而其中的科技政策将成为日本确保对中国绝对优势地位的政策发力点。
三、对中国的影响及其限度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部分举措将对中国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日本也将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而难以完全达到战略预期。
（一）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迟滞中国尖端技术进步速度，挤压相关企业市场空间。短期内，日本在双边层面利用自身相对于中国的“不可或缺性”，采取包括直接阻遏在内的综合举措，推动中日科技交流“精准化脱钩”，依靠技术优势，将中日供应链中非对称性依存关系武器化，在经济活动中利用非市场手段追求政治性目的。日本相关企业在机器人技术、机械装备、部分电子零部件、生物医药、基础化学材料及相关技术等领域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并握有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及高端零部件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主导权。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制造共需19种材料，日本占据其中14种材料50%以上的份额，尤其在硅晶圆、光刻胶、键合引线、模压树脂及引线框架等领域控制全球52%的市场，拥有垄断性优势，这决定了“精准脱钩”必将迟滞中国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速度，阻礙供应链正常运转。华为高端手机受“断芯”影响而一度推迟发售即是明证。在多边层面，日本联手美欧国家采取市场排挤、技术封锁、规则牵制等单边主义手段，对中国相关企业进行联合性封堵和围剿，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关键技术及产业进步的困境，影响市场布局及空间发展规模，冲击中国企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地位的努力，弱化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及物质基础。最突出的案例即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采购可能被植入窃取、破坏信息及可能令信息系统瘫痪等恶意功能的设备”。虽然未指明政策对象，但华为和中兴产品被排除在日本政府和自卫队的采购清单外，日本电子通讯及网络运营商软银、日本电报电话株式会社、“电信沟通无界限”、乐天株式会社等也均逐渐拆除华为、中兴公司的相关产品，这无疑极大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
第二，限制中国在世界经济科技新兴领域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日本以自身标准为基本参照物，不间断地单方面抛出各类规则，抢占新兴领域规则的先发优势，辅之以在国际媒体舆论中的话语权优势，放大其规则的“普世性”，进而打造为挤压中国话语权的攻击性工具;同时联手“共享价值观”国家，结成规则同盟，共同开发新的反映其利益偏好的规则性政策工具，以看似合法的混合式手段在各个层面阻遏中国，维持“中心—外围”分工格局。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日本抛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制定新型基础设施的国际标准，利用“高质量叙事”挤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新型基础设施方面的话语权。在数字经济治理领域，日本以高质量、高标准为噱头，强调数字经济治理的“三化一可”，即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原则性理念，构筑数字经济领域的制度高地，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数字经济结构中地位的可能。在通信领域，日本积极践行跨代际发展战略，在超越5G而直接进行6G技术开发研究的同时，还先期性推出了6G系列的部分标准，先发性抢占相关领域的规则制定权。
第三，加重世界经济关系的安全化色彩，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发展。冷战后，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呈现“弱安全化”发展趋势，即意识形态或安全站队在主要大国经济关系中的比重相对下降。但日本经济安保战略使安全“跨界”进入经济领域，试图搭建经济与安全的联动，在操作层面使经贸协议、科技交流、投资等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可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带动下已经起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化进程及未来相关规则的升级等造成消极影响。此外，在RCEP谈判期间，日本在印度退出谈判进程后的政治表态体现了日本试图假借经济之名平衡和牵制中国的政治初衷。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替代性产物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更是成为被日本用来应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工具。在中国正式申请参加CPTPP后，日本并未表现出明确的正面态度，而在台湾地区释放将加入CPTPP的信号后，日本却表态积极，这充分显示出日本对经贸问题的政治化操作。而日本试图利用韩国对日本部分材料的依存关系迫使韩国在日韩争端中让步的举动，更是日本利用经济手段追求政治目的的政策尝试，这使得原本处于低谷的韩日关系更趋恶化，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再次停摆，严重阻碍了中日韩合作进程。
当然，客观来看，日本针对中国的“精准脱钩”“断链”等举动也将产生一定积极效应。它将破除中国部分企业对外部科技供应链的非对称性依赖及惰性心理，激活创新求变的根本潜能，驱动中国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决心、更坚强的毅力加快构筑完全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为实现高质量崛起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日本推进经济安保战略的制约因素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将是影响日本经济安保战略落实进度与深度的重要外部要素。近年来，美国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措，单方面破坏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态势。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转向务实，在继续对中国保持战略遏制的同时，也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出发，回调部分政策举措：重启中美高层接触和对话;为中美竞争态势划分领域与等级，寻找可能合作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商界未普遍支持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举动。从中美经贸数据来看，美国2021年继东盟、欧盟之后仍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为7556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在中美经贸现实及国内经济压力下，美国开始调整对华经贸政策。2022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针对以“301条款”对华加征的关税中，已恢复此前549项待定产品中的352项的关税豁免。4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公开宣称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离”。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回归务实将牵制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在对华目标指向性上的强化力度。
第二，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将牵制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推进速度与深度。中日政治关系自2017年开始止损，2020年以来转入停滞乃至下行轨道，但整体态势未受根本破坏：中日最高领导人保持了电话沟通，外交、经贸、军事等领域的对话仍在继续。岸田也表示，“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当前“虽因新冠疫情使得人员往来受限，但不能断绝中日间的商务交流”。相关学者也建议“为了使竞争战略成功，需要合作战略”。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保持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位置，排除作为国际组织的东盟、欧盟，日本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仅次于美国。中日贸易总额为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1%。区域层面，2022年初RCEP生效，中日贸易零关税覆盖率将由8%升至86%，这将实际增强两国经贸联系，提升货物贸易的规模，并可能影响到两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调整。
第三，战略利益与资本利益间的张力掣肘。企业的趋利本质将对冲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政治色彩，也将弱化其政治性功能，甚至将延缓、改变其进程。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供应链安全，推动重要物资产业链本土化、供应链多元化。产业链本土化需要跨国资本配合，而跨国企业的生产布局是市场力量、政策成本和安全风险等综合作用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日本供应链多元化的举措之一是资助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东盟等“共享价值观”国家。但这些国家存在技术工人不成熟、基础设施落后、工人规范意识较差、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等问题。相较之下，日企在中国的丰厚盈利、中国市场的庞大容量等要素将牵制供应链的转移进度。2022年1月，《产经新闻》对118家日企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家企业“有意撤出（中国）市场”。内阁府的调查數据也显示，日本制造业中仍有近七成企业未考虑对供应网络进行调整。由此可见，日本经济安保举措至少在短期内难以达到预期收效。
此外，从科技转移特性来看，短期内，政治力量及相应手段可能会给科技发展及转移外溢设置人为障碍，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军事领域，防止技术扩散的努力都会以失败告终。在最好的情况下，各国只能减缓技术的扩散，却无法阻止它。因此，日本以封堵技术转移及外溢的举措来延缓甚至打断中国崛起进程的政策企图必将陷入困境。
四、结语
日本经济安保战略以安全叙事的政治操作手法获得全政府的高度认同，将被打造为凝聚日本资源与国力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强有力支柱之一。从战略定位及目标设计来看，日本当前时段及未来经济安保所涉及的供应链问题，远远超越经济层面，是力图以经济手段介入以价值观划界的地缘政治问题，推动经济与安全的跨界联动，将价值观导入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利用世纪大变局的动荡转折期，积极调动既有战略资源，利用混合式政策手段，最大程度追求安全及地缘政治目的。日美增设“经济版2+2”协商机制的事实表明，日本试图通过将经济进行“安全化”“价值观化”操作，将经济与安全均绑定于美国的战略运作轨道，在美国霸权体系中扩大分享性特权，缓解日本的定位焦虑与依赖困境，提升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议价权，并拓展战略自主空间。但日本这种自以为理想化的政策设计，无助于缓解其在安全与经济反向依赖中的现实困境，也将使“心理”与“地理”两属的日本陷入更深程度的定位焦虑，无益于其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作为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施动对象国，中国在关注日本相关政策举动的同时，对内保持战略定力，增强“造血”能力;双边层面继续稳定中日关系发展基本面，以岸田“新资本主义”为切入点，创造合作新契机，牵制其“脱钩”举动;多边层面构建多层次、立体化新型经济科技伙伴关系，对冲日本对华“脱钩”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