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政府又称其为“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现存的实行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官方已承认其是“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了（胡、温语）。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遭遇自身的拐点。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遂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政府主导+市场调节。

第二，“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即以出口制造业为中心，旁及其他相关领域，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广地联结与循环。实现这一联结的主通道是投资大陆的跨国公司与其他外商；而这一循环的另一个重要回路，则是通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的，即强制结售汇政策下大陆央行实质上推行了“准美元本位”的货币发行机制。

解说：

1、“政府主导+市场调节”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特质，第一特征。“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发展战略（主线）及其实施成效之特征；与市场调节相比，政府主导始终是决定的支配的一方。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就是政府主导的。

实现政府主导的手段主要有：规划、政策、人事决定、（国企）行业垄断、政府专营、（经济杠杆）调节、（市场）准入管制、项目审批、（日常运营）管理与审查等等。

其中：

——规划：主要有五年中期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开发区（新区）规划、城市建设规划、交通规划（如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等）、建设用地规划、小区建设规划等。

——政策：政策文件曾是推动改革、开放机制创新的有力手段。但近两三年来，政策变得暧昧不清了。如2005、2010年国务院前后下发两个关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两个“36条”），但文件下达后少有响动，说了可以不做。有些事却是做了但不这样说，比如山西省整顿煤炭行业，山东省、河北省重组钢铁行业，社会提出“国进民退”的质疑，官方却予以否认。

——垄断：最明显的是银行业、电网、石化、石油、电讯、铁路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由政府制订，十几年来，其存贷款利差始终维持在3个百分点以上，是国外同行的2-3倍。如果有竞争，这样的银行服务价格是维持不住的。

——专营：最大的“肥缺”是土地“一级市场”的政府专营。按现行法律，农用土地转为非农使用，须经政府征用程序。2010年，政府土地转让收入达2.9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82%。2010年土地转让收入相当于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35%（土地转让收入不计入财政收入）。

——准入管制：在中国很多领域，市场就犹如来到现代化机场敞亮的候机大厅，一眼可以望穿。但中间却设置了许多玻璃幕墙，看到的却走不到。比如，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很早就屡屡表示要发展（民营）小银行，为中小企业及私人投资创业服务。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全国有村镇银行200-300家，总资本不到2000亿元，仅占中国全部银行总资产的0.25%，且村镇银行不得吸收存款；但另一方面，2009-2010年两年间，为了保增长，扩投资，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下子从7000多家增加到10000余家，其融资总额由1万多亿元迅猛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可见在市场准入上，歧视多多。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行政大一统）走出来，变化巨大。但1989年以后，比较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政治领域严重滞后了。受政治拖拽，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也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如今，中国的经济仍是半阴半阳，垄断与竞争并存。

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十分突出。最重要的二元结构，还是“政治——经济二元”。其他“二元”诸如“内、外二元”、“城乡二元”、“垄断竞争二元”、“贫富二元”等等，均受制于“政治、经济二元”。不管是老的二元问题，还是新的二元问题，其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是越来越凸显与加剧了。

2、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多，外汇占款逐步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中国的外储增加，来自贸易顺差与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是往后，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愈大。比如2011年2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1530亿美元，其中只有470亿美元（占31%）来自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当年外汇占款已经高达央行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109.1%，2007年已超过122%（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黄武俊、陈漓高2010年）。因外汇占款过多而超发的基础货币，央行则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债券回收。同时，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办法减少商业银行头寸，以降低货币乘数。中国的法定准备金率2002年前通常在6%左右，当下已提高到21.5%。2010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达到72.58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2.92倍；中国的M2/GDP达到了182%（同比美国不到90%）。

中国央行收取法定准备金和发行央行债券，通常要向商业银行支付略低于1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利息，现在这一支出每年已达数千亿元；国家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资本债券市场，回报率也就是2-3%。用后者收入抵付前者支出，央行难保不陷入收不抵支的窘境。此外，更令人难堪的是，央行恐被失去持平、中立的调节者立场，与商业银行一样不愿意调升一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

如今，随着CPI的节节提升，居民存款陷入负利率状态已超过一年半了。存款负利率是逼使中、高收入家庭动用存款购房保值的第一动因。反过来说，存款利率为正，乃至提到+1%~+3%，是消除资产泡沫、安抚百姓人心、抑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杀手锏”。“现在的利率很舒服”怎么看都是一句混账话。

截止到2011年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达3.197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的外汇储备约有2/3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中国外汇储备遭遇美元贬值的风险愈来愈大。

3、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依靠国有经济在部分竞争性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失败。90年代，国企大规模退出多个竞争性制造行业。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转向大力推进借助外商的“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1994年后，中国在外贸、外汇、财税、海关、公司制度、资本市场、金融、劳动用工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放宽外资企业产品的内销比例，调整了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大办各种类型的开发区。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又重点围绕“招商引资”、“制造出口”进行了一轮的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这些都为实施“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准备了较好的软、硬件条件。大致可以说，2001年中国进入WTO前，是这一战略的准备与发育阶段；2002年-2008年，是这一战略大张其煌、“硕果累累”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战略首现“触顶回落”。

2002-2010年，中国GDP(当年价)从120，333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增长了2.31倍（翻了一番多）；中国的出口从3256亿美元，增长到15，779亿美元，增长了3.85倍（翻了两番多）；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增长到28，473亿美元，增长了8.94倍（翻了三番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2010）

外商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1/3，在中国工商税收（包括海关关税与进口增值税）中的比重，达到了30%左右；外商企业在中国的出口交货值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上下；外商企业在中国雇佣的劳工，达到了数千万人；外商企业70%以上的产品销在了中国的市场上。

在中国，由“招商引资”引来的外资经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与作用，远远大于统计上的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一期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基础原材料、能源工业发展，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光纤通讯、仓储、超市、星级宾馆以及各类城市开发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围绕着“招商引资，制造出口”，大大加快了配套投资的步伐。到处可见“投资热土、总部经济”的招牌，城市面貌迅速改观。

摆脱了数以10万计的传统的亏损累累的国有企业，把自身服务的基础转到三资企业、民营经济和笃定不愁市场与效益的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来，使中国的财政与银行得以较快地告别困窘与危局，开始走入一段“快乐的时光”。

4、低消费、高投资、低成本、高消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组表观特征。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1988年是51.1%，2002年是44%，2009年进一步降到35.6%(高辉清2010)；（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5年左右，前后10多年的时间里，几千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再就业，把全社会工价拉向农民工的水平。）

中国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2002年是36%，2008年是55%，2009年上升到65%，201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69%；

中国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为此提供了廉价的劳工，廉价的土地，廉价的环境。现在已到了还欠账的时候了。

2010年，中国消费了7.7亿吨钢材，18.6亿吨水泥，能源消费总量高达32.5亿吨标准煤。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中国遭受的主客观及内、外压力急剧增大。

2010年中国某商业银行调查，该行50万元以上的存款大户占该行全部储户的1.4%，却拥有了全部存款的67%。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0.5。

5、造城造房——这一存在数年的发展战略的“辅线”能否替代“招商引资，制造出口”成为战略“主线”？

城镇化战略在中国提出来也有十多年了。“经营城市”的口号已广为普及。2000-2010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36.2%提高到47.5%，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在“奥运北京”的示范下，各个城市的扩展与建设逐渐加快了步伐。2002-2008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年GDP）从36%一路攀升到5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也出现了“短期跳水式下滑”。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16%。中国政府先是采用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来保增长，旋即发现不灵。问计于“民”（官）的结果，是决定用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造城造房的办法扩大内需，确保增长（2009年为什么GDP增长一定还要搞到9%以上？）。问题是：已有的“辅线（战略）”这时真就能替代“主线（战略）扛起经济增长的大旗麽？

与2008年相比，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4846万亿元，增长了30%，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到65%，比2008年提高10个百分点；银行新增长贷款比2008年增长一倍，M2增长了28.4%。2010年这一势头继续维持，新增贷款与M2增长已有所抑制，但该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进一步上升到69%。高投资、低消费、高消耗的特征在这两年进一步固化与强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造城”；房地产开发，俗称“造房”。粗略估计，2009年—2010年两年中，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70%以上直接或间接地用于“造城”与“造房”了。这一轮“造城”与“造房”，广泛波及到县城甚至一部分镇。神州一派“拆迁”的热土。“河北拆迁看邯郸，邯郸拆迁看邯山”。邯山是邯郸市的一个区。2010年一年内，该区共拆掉120万平米（建筑面积）的房子。一年前的2009年整个邯郸市商品房竣工面积尚不足120万平米。2011年7月11日，邯山区年轻的区长张海忠在自己办公室悄然自杀（据警方鉴定结论）。张海忠生前口碑不错，是个工作狂，执行力很强。区长之死为这一轮拆迁投下一道深深的阴影。他的死仅仅比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早了12天。

商品房是造城、造房投资实现其回报的主通道。商品房带来高地价，高地价促成高房价。2009-2010两年间，中国许多城市的地价和房价都上涨了1-2倍。在中国，工业用地与商品房用地政策截然两样：前者以成本价（土地征用费用+七通一平费用）甚或亏本价充分供应，后者则通过市场拍卖，价高者得，结果致使在一些大城市，商品房地价要高出工业地价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在中国，工业用地供应面积与商品房用地相比，前者要多出后者1倍或数倍，面在欧美国家，后者一般是前者的3-5倍（任志强）。从用地政策差异上即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实际侧重点在哪里：在出口制造业、在投资、不在居民消费。与2003年以来家用轿车的供给消费政策相比，城市商品住宅走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

造城造房最终还得看需求的脸色。在中国，85%的城市（常住）居民是买不起商品住宅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报告）。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只及全球市场的1/20。两年狂飚式的投资，就把国内市场撑爆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大幅下滑，每增加一元GDP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002年的1.78元、2007年的2.78元陡增到2009-2010两年平均的5.99元。2010年下半年，通货膨胀（CPI）悄悄起来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超过政府的承诺与预期。进入2011年以来，楼市便在市场与调控的寒风中颤抖了。

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简易模型（图式—“莫8循环带”）

注：“莫8循环带”即把“莫比乌斯带”（拓扑学的一个著名图形）拧成8字型。见下图：

三、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简短评价

1、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发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逐步形成了“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为重心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增长战略；为此在某些经济领域率先较为完整地引入市场机制与法制建设；这一战略，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外各种资源的充分涌流与向中国汇集，迅速地形成生产能力，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惊人的速率将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体系，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大范围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示范、模仿、溢出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就业、产业技术管理进步与市场晋级，带来了新的视野、新的经验、新的规则和新的理念，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特别是年青人。这一切，必将成为中国进一步现代化与变革的新养分、新土壤。

2、正如中国的成就是全球发展的有机组分一样，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治理改善所极为关注的内容。

改革开放选择上的孰是孰非、经济增长上的畸轻畸重、社会发育上的偏荣偏枯等等，给中国从头到脚带来了深刻的内在裂痕，积累了日益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业已达其极限摸到拐点了，照样继续运转的风险激增，但转型却极为困难。以往长时间过度透支的各种“赤字”（如环保、社保等）巨大，现已到了不得不加紧补偿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为来5-10年内，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步入中速（8%以下）增长与中度（5%以上）通胀相伴相随的时期。这将是一段令人倍感煎熬的日子。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日益加深。

3、过去的三十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屡屡冲破难关、化险为夷，端在于紧紧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和法制建设。这些新的因素的引入，好似“画龙点睛”里的“点睛”一样，为“中国龙”注入了活力，从“潜龙”翻为“在田之龙”。下一步能否成为“飞天之龙”？大的机遇仍在全球化中。邓小平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只有进一步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开放，冲破官僚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挡，才有可能抓住机遇。新的希望正在社会与历史的孕育之中。

（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