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史学，我们会碰到许多不容易做清晰的说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深刻认识的具体问题，这是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今天所讲的是比较宏观的问题，主要是史学遗产、史学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能讲得很概括，或者只是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供进一步思考和讨论。我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方家指教。

首先，我想扼要地讲讲中国史学的特点。中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史学大国，同世界各国比较起来，中国史学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不像中国在历史记载和撰述方面有这种历史连续性。从现在已知传世最早的史书《春秋》开始，中国的历史记载和撰述从未中断过。如果说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现在已知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距今有3600年。现在的考古学界还在探索更早的文字。尽管我国现在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年代不像有的古代文明国家那样早，但我国的记载是连续的，历史撰述是连续的。“二十四史”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反映文明的载体——没有中断过。历史学对于反映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是有重大贡献的。第二个特点是传世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我国已经遗失了许多文献，但现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仍然十分丰富，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第三个特点是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史书有多种体裁、多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方面适应不同的需要和社会功能，因而有丰富多彩的编纂形式。这在全世界的史学发展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第四个特点是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中国的历史学讲求关注社会，重视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像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学，把人事都归结到上帝那里。中国的历史书撰述的主要是人事——人和人的活动。在讨论中国史学有关问题的时候，首先谈谈中国史学的特点是必要的。

一、中国史学的遗产

什么是史学遗产？一般说来，史学遗产可以理解为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把“史学遗产”从丰富的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作为明确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来探讨，是白寿彝教授首先提出来的。白寿彝先生在1962年写了一篇题为《谈史学遗产》的文章，后来收入他的文集《学步集》。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和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同时从七个方面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称之为七个“花圃”。它们是：史学基本观点的遗产（包括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学遗产（所谓历史文学遗产，是指历史著作文字表述的艺术性，不同于用历史题材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的遗产、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的遗产。大家知道，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处在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地位，即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也没有真正被重视。白寿彝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体现了学术上的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勇气。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又写了五篇关于史学遗产的文章。一篇谈历史观点问题，一篇谈历史编纂学，一篇谈历史文学，还有两篇是谈历史文献学的。[1]这五篇文章谈到了历史观点、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和历史文献学四个方面的问题，比起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讲的七个“花圃”显得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这里，我想在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见解的基础上，加上我自己的研究和认识，讲四个问题：一是丰富的撰述内容，二是多样的表现形式，三是历史理论的积累，四是史学理论的成就。

（一）丰富的撰述内容

在《汉书·艺文志》中，人们还看不出古代历史撰述内容的丰富性，史部书还没有独立。到了唐初修成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书已经独立了，而且分成13类，足见其内容的丰富性。13类中，就“正史”一类来说，它本身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内容写成的，叫作“纪传体”，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理解就是综合体。它用纪、表、志、传互相配合，把重大的事件、典章制度、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都写到了，把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也都写到了。“正史”中的“志”是非常重要的，包含了天文、地理、食货（也就是经济）、礼乐（也就是文化）、刑法、职官、经籍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历史运动。这仅仅是“正史”，“正史”以外还有12类，包括民族史、地方史、地理书、谱牒、家传、人物传等，可以说是全面地反映了社会面貌。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书只是记述了汉族的历史，没有写出少数民族的历史，更没有写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中国史学实际的。我们都知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都写出了多民族的历史，所谓诸华、诸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许多书里都有反映。可以说，先秦的历史文献就反映了多民族的历史。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写出了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史记》里有六篇少数民族传记，把南方、东方、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六个方位的民族都写到了。此后在许多正史里面都有少数民族传记。可见，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这个传统是主流。所谓中国古代史书主要是记述汉族历史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史学本身发展的实际。

（二）多样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形成了对客观历史纵横交错、详略有致的表现形式。每一种体裁都有不少代表性著作，突出地表现出此种体裁的优点和它所记述的历史内容的价值。以编年体史书为例，就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有清代的《续资治通鉴》等。《资治通鉴》的问世表明编年体史书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该书还附有《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可以看作是一个纲要，《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关于文献选择的一个记录。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为何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司马光都做了说明。同一件事情有许多相同的记载，但是本子不同，有详略的差别，有时间先后的差别，选择哪一种，也有交代。这说明司马光治史的态度是很严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学习了司马光这种编纂史书的方法，尽管它不是最后的成稿，但是也有很高的价值。

纪传体史书从《史记》《汉书》到历代正史，作为综合体的史书，更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面貌。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发表《新史学》，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2]他对“二十四史”的这种看法应当说是不对的。他的看法影响了20世纪前三四十年，到今天仍有人持这种观点。“二十四史”确是记载了许许多多帝王将相的历史，他们占了主要地位，但是“二十四史”并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还很简单地把“二十四史”仅仅看作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我们就不知所云、无从知晓了，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就无从去研究了。1935年，顾颉刚在为《二十五史补编》写序的时候曾对“二十五史”做了评价，说：“‘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历代正史得到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最高的评价了，因为它记载了历史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历史学是在继承前人而不是否定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否定了前人我们也无从发展。

典制体（亦作“典志体”，我习惯用“典制体”）史书从唐朝杜佑的《通典》（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唐会要》到《文献通考》，直到历朝会要，其中以《通典》的成就为最高。《通典》从历史观点、编纂方法、所述内容来看都非常重要。《通典》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讲求经世致用。杜佑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3]意思是说编纂《通典》就是要用它来作为处理政治事务的参考。第二个特点是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通典》分为九门，食货为首，经济放在第一位。杜佑继承管子的思想，主张衣食足而知荣辱。凡国家政治生活都要从食货开始，没有食货，无从谈礼乐文化等各种活动。这个思想很了不起。不论从编纂的严谨，还是从历史观点、史学思想来看，《通典》都有很高的成就。

纪事本末体史书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到后来的历朝纪事本末，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是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上的大事列举出来，记述每件大事是如何发生的，经过怎样，结果如何。采用这种史书体裁撰写历史，便于人们对事件始末原委的认识。今天用章节体来写各种文章，写历史，介绍事件怎样产生、经过怎样、结果怎样、影响怎样，等等，就是纪事本末。可见，纪事本末体和20世纪人们用章节的形式写书很接近。当然，20世纪用章节体写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包含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之中了。

学案是学术史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等都是学案体史书。这种体裁今天很少有人去研究了，也很少有人去学习、改造这种体裁来写学术史。我们今天所写的学术史大多数是模仿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同名著作。现在我们写的学术史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经历、著作、学术思想，把这些合到一起就叫作学术史。这和我们史学遗产中的学术史相去甚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和介绍外国史学流派，特别是西方史学流派，但我们却很难真正了解这种流派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外国史学流派的研究与介绍，或者写一些言论，或者介绍几个代表人物，这怎么能叫流派呢？我多次建议搞外国史学的朋友用学案体的形式来介绍西方史学流派，让我们真正知道西方史学流派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学案体包含这样的内容：某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传记和师弟子相传的详情，也就是要把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写出来；主要代表作的摘要或者选编；同时代人和后人的评论等。这些内容汇编在一起，人们就能知道这个学派了。现在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学术史，距离这样的表现形式差得很远，古代的学案体史书在今天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评论体史书可以分为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两类。历史评论，我们过去知道得比较多的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但是中国的历史评论著作绝不是只有这一部书，较早的有唐初的《帝王略论》、宋代的《唐鉴》等，这些也都是很有名的著作。广为人知的史学批评著作，有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和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是两部划时代的著作。如果说《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那么《文史通义》则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这一类著作也不仅限于这两部书，如唐代柳宗元写的《非国语》，宋代吴缜写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明代卜大有编的《史学要义》等，也都是史学批评著作。我们还要特别关注清代乾嘉时期的几位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写的几部书，即《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这几部书中既有历史评论，又有史学批评，不应当作一般性的历史考证著作看待。

还有笔记体史书，这里主要是指史料笔记。中华书局近些年来不断整理、出版从唐宋到明清的史料笔记，已出版了百余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史料笔记里，有侧重历史考辨的，有侧重历史掌故的，有订正前史讹误的，有侧重社会风俗的。自唐迄清，这种笔记极为丰富，其中有不少是名家所撰。例如，欧阳修、苏轼、洪迈、陆游等人，都写过史料笔记。笔记的题材比较灵活，或亲历，或传闻，或读书所得，随手札录，聚少成多，汇编成书。有的按类编次，有的按撰写时间编次，有的有目录，有的没有目录，是一种不拘一格的史书体裁。古人写笔记是多年积累的心得，其价值不可轻视。

最后说说史注。史注虽然不是一种独立的体裁，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时成为史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我们比较熟悉的，如《国语》韦昭注、《左传》杜预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自注、《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汉书》颜注、《通典》杜佑自注、《资治通鉴》胡注、《史通》浦起龙注等，都是有名的注。这些注，第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书；第二，注里反映的注家的思想同样能够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有名的注和原书往往会成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以上讲的八种史书表现形式互相补充、交叉，对于记述和反映中国历史面貌，反映一代史学家和学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认识。有些表现形式，在当今的史学活动中是可以借鉴的。

（三）历史理论的积累

首先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区别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内涵的不同。所谓历史理论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所谓史学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学这个学科的认识。多年来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今天这种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历史是客观的，史学活动就带有主观的因素了。1924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共六章，第一章讲“什么是历史”，第二章讲“什么是历史学”，把两者严格地区分开了。我们研究历史学的理论问题，也要看到对象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历史理论，一个是史学理论。当然，二者是有联系的。

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有没有历史理论。多年来，不少史学工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历史理论，有的史学工作者甚至说中国只有“记述史学”，没有理论。那么，中国史学既然有世所公认的伟大的成就，为什么就没有理论呢？这是不能让人理解的。难道中国古代的史学家都没有思想？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人们对史学遗产不了解。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研究的人又很少。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具体历史领域的研究，如断代史或断代史中的某一个部分，未及考虑史学。原因之二，是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对理论遗产的发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史学史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30年代开始有著作出版，一直到80年代，大多是讲中国有哪些历史书，有哪些史学家，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思想，史书编纂有些什么发展，等等。其中无疑会涉及理论问题，但是没有把理论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这是史学史研究者本身的责任。现在我们的看法有些进展，按照我的肤浅的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有辉煌的理论成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史通》《文史通义》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代表作。此外，还有《新唐书纠谬》《史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史学要义》《廿二史札记》等，都有鲜明的史学理论色彩。说到历史理论，把视野拓展一点，如《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盐铁论》《人物志》《帝王略论》《贞观政要》《唐鉴》《唐史论断》《通鉴直解》《读通鉴论》《宋论》《明夷待访录》等书，都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内容。

根据目前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初步研究，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有一些积累。

第一是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天”的含义至少有三个：有意志的天，自然界的天，作为客观环境的天。关于“天”的思想是怎么发展的，史学家是怎么认识的，在史书里是怎么表述的，都有丰富的内容。“人”的含义也有多种，《尚书》里的“人”专指周王，后来才指一般贵族，才指普通人。当周王被称为“人”的时候，广大的人被称为“民”。也就是说人的概念在变，这在史书里也有反映。天人关系中如“天命”与“人事”的位置是怎么颠倒的？开始天命是主宰人事的，后来人们怀疑天命，更重人事，进而否定天命可以干预人事的传统观念，从人事本身来说明各种社会现象。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思想史、哲学史著作都会讲到的。不过它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少引用历史著作。我们现在作为历史学的理论来研究时，当然首先要看到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

第二是关于古今关系的理论。古今关系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古今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是倒退、前进还是循环？这三种观点在中国史学上都有反映，分别是倒退的历史观、进步的历史观、循环的历史观。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朴素的、进化的历史观逐渐占据主流。今天还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动辄称颂三代，其实史学家很早就不这样讲了。例如，《贞观政要》的作者唐代史家吴兢认为，把唐太宗的政治业绩好好学习学习，就足以把天下治理好，不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4]。这种事例很多，可以说，关于古今关系问题，我们的先辈有很多真知灼见。

第三是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我们这里用“历史进程”这个概念而不用“发展”这个概念，是因为古人对“发展”这个概念并不明确。先秦的思想家已经提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等，有历史分阶段的思想。而《史记》中的诸表，是划分历史阶段的杰作。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还提出了关于国家产生的一些猜想。他认为，人首先要吃要穿，为了吃穿就要寻找工具去取得这些东西，为了寻找工具就会发生争执，发生争执就要找人评判，小范围的首领评判不了就要找大范围的首领评判，大范围的首领评判不了就要找更大范围的首领，于是诸侯、天子就这样产生了。这种观点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相比，一个是天才的猜想，一个是科学的真理，但这个天才的猜想不论多么幼稚，总会使人感到它多少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成分。

第四是关于历史变化动力的理论。在西周以前，人们说天命可以主宰一切，后来人们重人事，在重人事的过程中人们还是更看重“圣人之意”。文、武、周公都是圣人，圣人能够规划所有的事，按圣人的意思去做就不会错。柳宗元的《封建论》却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分封“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客观形势决定了周朝必须实行分封之制。司马迁在《史记》里讲到了各种社会现象的运动使社会发生变化，叫作“事势之流，相激使然”[5]。司马迁已经朦朦胧胧地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柳宗元批评了圣人之意，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生人之意”，生人就是民众。他说大唐之有天下不是圣人之意，而是“生人之意”[6]。这里包含着把民众作为历史动力来看待的意思。从理论上讲，有些概念，如“时势”和“事理”等，是值得重视的。时势是人们不能改变的，事理包含着对历史运动中有规律存在的猜测。司马迁讲“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就是说各种因素的交错活动使得社会发生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先辈既看到了历史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看到了民众的意愿对历史发展变化的重要作用。

第五是关于治乱兴衰的理论。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探讨，在历代史学家那里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史学家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治乱兴衰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我们不也是如此么？我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的关注，仍然是考虑“治”的问题、“盛”的问题，希望我们国家长治久安。从荀子一直到魏徵、唐太宗，都讲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和舟的关系搞错了，就要乱。汉初，陆贾向汉高祖讲的“逆取”与“顺守”的辩证思想，极有道理。什么叫“逆取”和“顺守”？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秦朝和六国做斗争的过程就是“逆取”，所谓“逆取”就是针锋相对，于是灭了六国，实现了统一大业。接下来应该是“顺守”，“顺守”就是顺乎时势，顺乎民意。可惜秦朝没有这样做，而是严刑峻法，过役民力，故二世而亡。[7]汉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顺守，要顺应民意。汉初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不是偶然的，是最高统治集团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汉初总结的逆取和顺守的关系，有很深刻的政治道理和哲学道理。对治乱兴衰的关注，反映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例如，司马迁很早就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8]。也就是说，在兴盛发达的时候还要看到问题，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宋代的史学家们尤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因为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宋朝的《三朝北盟汇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几部关于本朝史的鸿篇巨制，都充满了忧患意识。不独宋朝如此，历代都有许多讨论兴亡的著作。可见，治乱兴衰的理论，是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

第六是关于夷夏关系与历史文化认同的理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史学家们思想的重要反映。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到，写《五帝本纪》的时候，有许多材料是不可信的，是不严肃的。他经过抉择，写出了《五帝本纪》中的黄帝，他认为这是我们历史的源头。他还说黄帝有二十五子，被分到各处去了。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影响了后代的史家，影响了各个民族，这就是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我们注意到，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看得很开阔，有胸襟。《论语》中讲到“子欲居九夷”，他的学生说九夷这个地方很简陋，不能去，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9]。在孔子看来，民族的差别是一种文化的差别，是一种文明进程的迟速差别。孔子还讲“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10]。因为孔子修《春秋》，我们把他看作史学家。史学家还从地理环境对民族发展的影响来说明民族的差别，《通典》就是这样看的。《通典》认为华夏族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华夏族居住的地方自然环境比较好，四夷居住的地方自然条件都比较差，因此而落后。在当时，这种认识是很高明的。历史上也有史学家讲少数民族的本性野蛮，烧杀掠夺。但是另外一些史学家是这样来解释的：民族差别是文明进程快慢的差别，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地理原因是很重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读《辽史》和《金史》时，可以看到史学家们是怎么反映有关问题的。金朝和宋朝打得不可开交，却在学习中原的文化，实行科举制，用“五经”“十七史”作为考试内容。[11]金朝由译书所把汉文的许多著作翻译成女真文。金世宗说，这样做，是要让女真人也懂得仁义道德，这就是历史文化认同。辽朝的史官写历史，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但是唐朝人写的《周书》却说契丹族是炎帝的后裔。元朝人修宋、辽、金三史时，遇到了麻烦，但他们认为唐人的说法在先，所以取唐人的说法。[12]不论哪种说法，我们发现史学家们在处理民族渊源问题时，都有文化认同的意识。这是我们至今没有很好发掘的一个理论遗产和思想遗产领域。今天讲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统一国家，等等，固然有政治上的需要，但是史学工作者阐述这个问题，还肩负着澄清历史的责任。丰富的历史事实可以深刻地阐明这些问题。例如，历朝统治者，包括辽、金、元、清这些朝代的统治者，都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都重视唐太宗的统治经验。辽朝把《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书译成契丹文，以便于阅读和传播。金朝的译书所更是把大量的汉文典籍译为女真文，广为传播。元朝贵族起初也是如此，继而便直接学习汉文典籍。再看清朝康熙、乾隆这样的皇帝，他们的汉文化修养达到了何等高度，这就是历史文化认同。清代的文书和碑刻多用几种文字，也是历史文化认同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发掘和弘扬的。我们的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这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形成的。

第七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这方面也有丰富的积累。例如，关于时势和英雄的关系，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从司马迁的笔下可以看出，刘邦手下的文武大臣，不少人出身于社会下层，随着刘邦打天下，成了开国功臣。为什么？时势造就了他们。对此，司马迁多有评论。唐朝人所撰的《隋书》写隋文帝南下灭陈时，手下有一批人也出身于下层，因建立了功勋，成了隋朝开国功臣。正是所谓风云际会使得最普通的人成了英雄人物。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思想。再比如，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唐太宗在《晋书》史论中高度评价了司马懿在统一事业中的贡献，肯定了他的智谋和历史功绩。但是唐太宗也说司马懿常用阴谋诡计，这方面不可取。这是从道德方面批评他，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了他的历史功绩。可见，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不是完全对立的，是可以协调的。古代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处理得很好。这里还要指出一点，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认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有很深刻的见解。在司马迁笔下，普通人很多，有手工业者、小业主、游侠、刺客、士兵等。司马迁不仅认识到人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而且用《史记》这部书表明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可以认为，《史记》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上人本思想的确立，后来的正史有的虽然也讲天命，但他们仍然大量地写人的活动。中国的史书和中国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的作用。

第八是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之关系的理论。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讲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上面说到，从荀子、魏徵到唐太宗讲水和舟的关系，这种思想体现了古人已经朦胧地认识到民众在这些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魏徵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他写了《隋书》的史论和《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颇具史识。

以上讲的八个方面的理论，在层次上或许有所不同，但都有丰富的积累。其中有些概念是很重要的，例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通变、治乱盛衰，等等，都是中国史学上经常使用的概念。如果对这些概念加以综合，或许可以梳理出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轨迹并展现其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度。

近代以来，历史理论发生了变革。上溯更早一点来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的抨击，就有明显的批判意识。到19世纪后期，西方的近代进化论传到中国来，在中国学者的历史观念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严复、梁启超等人积极宣传进化论的思想，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近代以来在历史观念上发生的两次变革。

（四）史学理论的成就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有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成为一门学科，它在关于自身认识方面的理论遗产，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内容。这里，我概括了九个方面。

第一，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强不强，是非常重要的。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卷中曾讲到中国历史编纂学。他说，对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朝的王，许多人曾表示怀疑，后来甲骨文被发现了，证明司马迁的记载绝大多数是真实的。为此，李约瑟得到一个认识：中国人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历史意识包含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这种认识和理解与今天的关系。史学意识是对史学的作用、发展以及史学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家有很多的思想和言论，需要我们去总结。

第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理论不能离开范畴，不能离开比较稳定的概念，否则理论体系就建立不起来。关于史学的最重要的范畴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谓之“史才三长”；章学诚后来又提出“史德”这一范畴。梁启超将德、才、学、识合起来称为“史家四长”。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还提出了“史法”“史意”。史法重于编纂，即编纂的思想和形式；史意更重于作史的旨趣，即为史之意，同时也包含历史观念。在刘知幾以前，史家常用的概念还有“书法”“良史”“实录”“信史”等，也都非常重要。“书法”“良史”“实录”“信史”“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这些都是最常用的概念和范畴，都很重要。如果不从这些范畴入手，就很难理解古代的史学理论。南宋哲学家叶适写过一本题为《习学记言序目》的书，是他读经书、史书等文献的笔记，其中多处讲到史法。他批评司马迁破坏了《春秋》笔法，在史法上司马迁是一个罪人。叶适对司马迁的批评未必中肯，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史法”是一个被人们重视的问题。章学诚指出，刘知幾着重研究史法，他本人着重研究史义，这是他们的区别。现在我们读《史通》和《文史通义》，发现这两本书确实是有区别的。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层次比较高，在深层次的探讨上比较突出，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很尖锐，从编纂学角度的批评比较多。

第三，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中国史学家在史书的撰述上讲究书法，书法和信史原则有密切关系。“书法”是记事的原则；“信史”就是传信于后世的历史著作。最早讲“书法”的是孔子，孔子称董狐“书法不隐”，写下了“赵盾弑其君”。较早提出“信史”这个概念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著作，其中有一篇叫作《史传》，它把历史著作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史传》篇约1300字，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有必要读一读的。这1300余字的短文讲了南北朝以前史学的发展、史家的长短、史家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等问题。比如，刘勰说，有的事情历史上已经过去很久远了，没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说清楚，而有人一定要把它写清楚，甚至写得很详细，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是写史一定要防止的。这就是说，说不清楚的事情不要勉强去把它说清楚。忠实的史学家是把可信的事情写下来，传给后世，可疑的事情也要说明还没有搞清楚，后人或许可以解决。“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春秋穀梁传》里说的。[14]中国史学上有不少曲笔，歪曲了事实，但追求信史是史学家的目标，如同我们认识真理一样，我们都想把真理认识得很清楚，但是真理是没有穷尽的。研究历史也是这样，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是一个有良心的、负责任的史学家所追求的，但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个目标有可能无法完全实现，然而这个目标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是责任和良心所决定的。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具有这种品质。

第四，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采撰是选择历史资料。“采撰”是刘知幾的用语，他的《史通》里有《采撰》篇谈采撰的问题。历史学家写历史的时候面对许多事、许多人和许多材料，不可能都写到，都用得上，因此就要判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反映本质的，要有选择。对此，刘知幾有很好的论述。这涉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因为史学活动是主体和客体的结合，任何一个史学家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写到史书里去，他一定要有选择。选择本身就包含见解，包含判断，这就是采撰。采撰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事实。那么什么是历史事实呢？20世纪80年代对这一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在古代，中国史学家关于什么是历史事实有很多言论。其中，北宋的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提出，“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这是他对“事实”所做的解释。“事实”这个词最早见于《汉书》，但《汉书》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到了吴缜，中国史学家对于事实就阐述得比较清楚了，所谓“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就是说你真实地记载了某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叫作事实。中国史学上还有强调历史撰述应当“指事说实”，使“事得其实”的思想。当然，这和我们现在的用语有所区别，我们这里要探讨的是这些观念和理论。现在西方有人提出什么是历史事实，我们参加讨论很有必要，同时，我们也要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发现并说明其固有的价值。

第五，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史书中的史论是不可缺少的，它反映了撰写历史的人对事件的评价。史论有高低之分。范晔说他写的《后汉书》在有些方面比不上班固，但是史论不比班固差，有些史论自己都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评价它。这是唯一如此高度评价自己史论的史学家。后人有的说范晔很狂妄，也有的说范晔所说不诬，我看范晔还是很高明的。有一个证明，《文选》这部书有史论，其中，选了范晔《后汉书》的《皇后纪》论、《后汉二十八将传》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光武纪》赞等。《文选》的编者是有见解的，也说明范晔是高明的。这里面是有艺术性的要求，同时它也反映了历史见识怎么写得深刻。《后汉书》里很有名的一篇论叫《中兴二十八将论》，讲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对于开国功臣如何处置，写得很深刻。《后汉书》里一些传的论写得也很有思想，具有学术史的形式，值得借鉴。史论一方面是一门艺术，像“太史公曰”写得那么精彩，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见识。当然，司马迁还有一个特点，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在写历史过程中就包含了他对某人某事的看法。顾炎武说这只有太史公能够做到。[15]我们今天做起来也不容易。

第六，关于史文表述与审美要求的理论。史文是指历史著作的文字，其表述有很高的艺术上的要求，或者说是审美的要求。在刘知幾的《史通》里多次谈到“史之称美者”当如何如何，“国史之美者”当如何如何。我们写国史不仅要写出真实的国史，还要写出文字表述优美的国史。关于史之称美、国史之美，刘知幾讲了两条。一是尚简，即简洁明了；二是用晦，就是写得比较含蓄，比较有余味，不要过于直白。[16]梁启超在讲到史文表述问题时，十分称赞《资治通鉴》，说读《资治通鉴》时非常有兴趣，读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就昏昏欲睡。为什么同样是编年体，读起来感觉却不一样？他说原因就在于司马光能够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动态地表现出来。[17]曾国藩主持编过一部《经史百家杂钞》，里面选了一些历史书的片段，其中选了《资治通鉴》写战争场面的精彩片段。今天，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要有一定的古汉语修养，同时要有较好的现代汉语表述水平。这是能否写出好的历史著作、好的史学论文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史文表述方面，我们的先人有很多议论，刘向、扬雄等评价司马迁《史记》之高明，其中一条就是司马迁“善叙事”。“善叙事”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崇尚的一个标准。

第七，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8]开始，一直说到现在。古往今来，许多史学家都在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公众尤其是各级领导人都能真正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学科就应有恰当的地位。现在有些大学的历史系改了名称，叫什么社会学系、旅游系、管理学系等。我们这样一个史学大国，我们的历史专业在社会上、在大学里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难道这是正常的吗？有人甚至于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夕阳学科”。这样的想法令人感到困惑，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史学传统的大国，应当如此吗？我始终认为，史学在社会中应有其重要的位置，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潜力，应当创造条件使它释放出来，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作用。史学的社会功能上可以有裨于治国安邦，下可以启迪读者做人的道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讲，史学的作用方方面面，如国是、民情、做人准则等都能反映出来。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著作记载的是社会，社会本身就是多方面的，所以历史书所给予人的启示，上到治国平天下，下到教人们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有贡献的人。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讲到他作七十列传的选择标准时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扶义俶傥”是指主持正义而又能洒脱、大度。“不令己失时”是指一个人要有见解，不要让自己错过了适当的时机，用今天的话说是不要错过历史的选择。“立功名于天下”，就是要建功立业于天下。这里既有道德标准，也有事功标准。这是他写这些人物的准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进史书中去的。可见，史学的社会功能是非常丰富的。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言论多得很，思想丰富得很。关于为什么要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在序中说得很清楚。唐玄宗开元盛世末年，史学家吴兢看到开元盛世有问题了，所以写了《贞观政要》献给唐玄宗。书中说现在要好好效法太宗时候的政治，把天下治理好，让大唐天下能够长久。司马迁讲，“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说把过去的历史写出来，让来者有所思。近代以来也是如此，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最后一章讲的就是“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一个社会不应该轻视史学。白寿彝先生九十大寿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也在庆祝《中国通史》出版。白寿彝在庆祝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重视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老先生讲得很含蓄，可谓语重心长。

第八，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这方面也有丰富的遗产，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评论董狐，而《史通》是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学批评在两宋以后更为突出。关于史学批评的基本标准，我们以《新唐书纠谬》作者吴缜的见解为例。他说作史有三个要素：第一，要把事实讲清楚；第二，褒贬要中肯；第三，要有文采。[19]批评一部史书，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首先看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其次看它的评价是否有见识，最后看史文表述如何。吴缜的史学批评标准十分确切，也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要求。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的论述也颇有见地。他说国史受政治影响，可能有一些忌讳，但是国史的文献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因为它有国家的档案，它的文献最丰富，不可小看；野史说话比较灵活，把自己的观点都表达出来了，有可取之处，但是它的文献受很大的局限，不能够完全相信；家史常常把自己的先辈写得很突出，甚至非常伟大，往往言过其实，是不可取的，但说先辈做到什么官，做过什么事情，可能是比较确实的，这又是可取的。[20]王世贞对这三种史书的评价不是片面的，而是辩证的，看到它们各有长短，应相互补充。关于方法论原则，章学诚讲得好，他提倡“知人论世”：“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就是说要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否则不要随便发表评论。这一句话，接近我们通常所强调的一个原则，即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章学诚的第二句话讲得更深刻，他说：“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21]意思是说，虽然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每个人的遭遇、处境不一样。评价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他所处的时代，还要知道这个人的经历，才能评价得好。这个方法论是极为深刻的。

第九，近代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近代以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之后他又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些著作反映了新史学提出的一系列史学上的理论问题。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1924年李大钊发表的《史学要论》，它用唯物史观指导对于史学的认识，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结构、历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讲得非常透彻。另外，像柳诒徵写的《国史要义》，不是写国史，而是写中国历史上的史学著作都有些什么样的史学理论。他在继承刘知幾和章学诚学说的基础上写了十章，其中有四章用的概念是刘知幾和章学诚提出的，有六个概念是他按照传统的模式增加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谈近代学科的要求和目标，他的文字表述也是“五四”时期的风格，但他没有讲到遗产。柳诒徵是从遗产出发，从刘知幾和章学诚出发，提倡继承和发扬遗产，而他的话语则近于古代的风格，缺少时代气息。尽管柳诒徵的研究也有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但是他的表述却是传统的。今天我们建设史学理论应该继承他们的优点，弥补其不足，建设新的史学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侯外庐在这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的自序里讲到了他治学的经验，其中就包含了许多史学理论。翦伯赞在1962年写的一篇题为《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专门讲到了史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也涉及有关历史理论问题，我们把它称作为那个时期史学领域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些重要著作。

二、基本规律和优良传统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显示出自身的规律，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里，我们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当然，这种概括只是初步的。

（一）基本规律

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历史的发展与历史认识的发展相关联的规律。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认识的发展，反过来说，历史认识的发展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例如，关于“天”的认识，关于“君主”的认识，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其次是史书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发展的规律。史书的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不是被动的。一个朝代的历史内容可以用纪传体来写，也可以用编年体来写。用纪传体写是综合的，有它的优势；用编年体来写也有其优势，依年记事很清楚。以《汉纪》为例，汉献帝对荀悦说《汉书》写得很好，但部头太大，你可以写得简要一点。于是荀悦就把《汉书》内容变成了编年体，写了30卷，好读多了，具有《汉书》所没有的优点。现在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既读《汉书》，也读《汉纪》。

最后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进步而不断走向社会、深入大众的规律。史学原来是在王廷、在公室、在皇家、在官府；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受到门阀的广泛重视；唐代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史学逐渐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在这一过程中，史学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传播形式。宋代人说书，把历史故事用说书的形式表现出来。蒙童的读本也包含大量的历史内容。这些形式都推动着历史学走向社会。朱熹认为，司马光的《稽古录》写得非常好，可以用来教导太子，也可以让蒙童来学，说是小儿读了它，一部历史就装在肚子里了。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介绍了很多中外历史故事，对推动史学走向社会、走向大众非常有用。今天也有不少人在做这个工作，应当提倡。但是也有人却在制造一些媚俗的东西，不是严肃的通俗性著作，这不是真正的通俗历史读物的正确道路。现在提倡院士写科普读物，我认为有影响的史学家也应该写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就像翦伯赞写《内蒙访古》那样。

（二）优良传统

关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想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撰写前朝史的制度与历史撰述的连续性。唐太宗设史馆，建立了正式的修史机构，从此以后，后一个朝代都要给前一个朝代撰写历史，代代相传，这个制度保证了国史的连续不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元朝的史学家修宋、辽、金三史，非常有气度、有意义。过去史学界批评这三部史书，说是仓促成书，问题很多，尤其是宋史，这些批评自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换一种视角，换一种观念来看，元朝作为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者，能够把汉族为主的统治者所建朝代的宋史、以契丹族贵族为主的统治者所建朝代的辽史、女真族贵族为主的统治者所建朝代的金史，统统作为正史来看待，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因为这写出了多民族的历史。元朝的史学家修史时碰到了宋、辽、金谁为正统的问题，讨论了几十年，到元顺帝时，确定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这是多大的气魄！从这个角度来说，元朝的政治家、史学家很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肯定，至于史书本身的一些问题，后人可以研究和讨论。但在这个根本点上的贡献，我们的前辈们没有充分肯定。我读过明代的一个笔记，叫作《读史漫录》，其中对此多少有一点肯定，让我非常感动。

第二是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恢宏的历史视野。关于历史意识，前面已经讲到了，不再重复。这里说的恢宏的历史视野，是讲史学家所涉及的领域、范围是很宽广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中外交通、天文、地理等都讲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学者发表文章，说我们要改变中国古代史学家知识结构不合理的倾向。我读过之后不敢苟同，我们今天哪个史学家的知识结构能赶上司马迁呢？不是古代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不合理的是我们今天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现在我们的学科越来越细，越来越分散，综合性的东西我们知道得很少。现在我们当代中国研究所有各个学科的年轻人，我认为这很好。从司马迁的《史记》看，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当代历史学的发展，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视野才能更宽广，起点才能更高。

第三是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史家是有角色意识的，特别是中国的史官有很高的地位，修史是庄严的、崇高的事业。这个角色意识是不是就表现为个人意识呢？当然有个人意识，但这种个人意识是与其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的。司马迁也好，司马光也好，都是如此。司马光说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关乎国家的兴衰、生民的休戚，希望皇帝引为借鉴，这表明了他的社会责任感。近代史家研究边疆史地、外国史地，也都是如此。

第四是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求真与致用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换句话说致用是以求真为前提。凡是歪曲了历史、有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用这种行为来从事史学活动的人，都被后人所揭露、所唾弃。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曲笔作史的人，但同时都有更多的直笔作史的人揭露了他们。可见，直笔作史还是主流，是优良传统。

第五是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与功能信念。撰写可信的历史是一个原则。功能信念是指历史学是有价值的，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和你讨论问题的人轻视历史学，不是说明历史学没有价值，只能说明对方还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和修养。历史学的功用和社会价值这个信念，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不能动摇的。古往今来，许多史学家以毕生的精力，只为写出一部一部史学名著，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中国史学当前发展趋势

对于中国史学当前发展趋势的把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受到自身的学识所限，同时也存在见仁见智的实际情况，不免增加了把握上的难度。好在提出来是为了同大家探讨，向同行请教。

（一）近20多年来中国史学的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有很大的发展，这表现在史学思想的活跃、研究领域的拓宽、成果的丰富以及重大成果的问世、队伍的壮大、中外史学交流的活跃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史学危机”的思潮，对此种说法我不赞成。我认为，虽然史学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发展。这20多年来出版的著作数量非常多，优秀著作也很多。前不久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因奖励名额有限，许多好书都评不上奖，其中就包括大批历史著作。

（二）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唯物史观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对于愿意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人来讲，这个挑战可以用坚持和创新来回应。这就是说，在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有所创造，并非把唯物史观看作不变的体系，而是看作发展的体系。坦率地说，我们大量的历史著作渐渐淡化了唯物史观。这对历史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认为，在当今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学，不能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和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同时借鉴西方一些有益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气派，才能和外国学者对话。否则，只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在最近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与会学者有一个共识，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中国学者不能失去自我。唯物史观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才能既坚持又创新？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表明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关于具体的发展趋势，我想提出这样几点。

第一，外国史学的影响与多元发展的趋势。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史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模式上都出现了多元的趋势，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潮。比如说，有一种看法，认为研究历史不需要指导思想。这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史学家都有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不论你承认与否，都受到一定思潮或一定思想体系的影响，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体现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不是说要勉强为之，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当各种思潮都在发展的时候，总是存在着有影响的思潮。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也是儒、墨更有影响吗？现在中国史学的主流思潮在哪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是以别的思潮为指导？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在这样一种多元格局当中体现出主流学派的作用。否则，中国的史学发展就会面临许多新问题，就难以形成历史科学的宏大气象。

第二，新的社会史研究受到普遍关注，成为史学潮流中一个强劲趋势。这里所说的新社会史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是不一样的。有两种社会史观，一种是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所研究的社会史，讲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是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形态相结合的社会史研究。新社会史是研究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状况，如风俗、时尚、人群、社区、城镇等。现在的问题在于，新的社会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域，有新的气象，但不应忽视，更不能轻易否定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也不应把以往的社会史研究和现在的社会史研究对立起来。我们应该提倡两种社会史研究都要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学如果不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做出解释，不对社会发展阶段做出解释，这种历史研究或许是没有抓住根本。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我们要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还是要读郭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尽管他们在对有些问题的说明上今天还可以研究，但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当然，传统的社会史研究，确有需要改进和创新的问题，关键是尊重事实，而不是恪守教条。

第三，中外史学交流不断加强的趋势。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很突出了，在21世纪还会进一步发展。从国际史学大会、一般性国际研讨会到个别的交往都在发展，在交流过程中，无疑会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开阔中国史学家的视野。但在借鉴他人成果的时候怎样反映自我？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要反映自我就不能脱离古代史学的遗产、近代史学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否则就会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就不能叫作交流。这些年来，在中外史学交流方面，特别是著作出版方面，引进和输出不成比例。大量的西方著作翻译过来，而中国史学家的著作很少能被介绍出去。我们的出版部门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这种在交流中不成比例的现象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呼吁多年了，但目前似乎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以上讲的三个趋势，在目前是比较明显的。面对这种情况，可以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在于，需要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关注这些趋势，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理性来思考和抉择。

关于当前史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上面已讲到了一些，这里再讲几点想法。

第一，是中国历史学界存在轻视理论的倾向。一些史学工作者只关注自己的具体研究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对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是很不利的，同时也使得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知道，关于理论问题，一定要有和专业相结合又能够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才能把理论问题研究好。因此，历史学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里的学者都有必要关注理论问题，这可以促使中国历史学的整体面貌有更大的改变。

第二，是青年史学工作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这种情况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学者没有获得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机制，大学的课程结构是否符合这样的机制，还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研读有关的名著，应有基本的保证。

第三，是关于历史学的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历史学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如果说历史学是艺术的话，那么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就是不可信的。当然，这就连带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如历史能被认识吗，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等等。这一方面是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我们的理论研究跟不上有关。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四，是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求真与经世的关系、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以后，有很多朋友讲到史学要超越政治、远离社会，以弄清历史真相为唯一目的，否则就会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被利用。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思考了很长时间。“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儒法斗争史”是不是史学？其实“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不是史学的“繁荣”，而是史学完全被践踏的结果。“儒法斗争史”是政治，是打着“史学”的旗号、披着“史学”的外衣的一种政治行为。几乎所有杰出的史学家都被打倒了，历史著作也出版不了，怎么能说是史学的“繁荣”呢？可见，处理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史学不能不受政治影响，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一定会受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影响。严重的教训是，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超过意识形态所能承受的界限。具体说来，政治干预不能使历史学丧失其独立品格。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意识形态也有自己存在的独立性，如果破坏了这种独立性，不仅历史学被损害，而且也损害了上层建筑。史学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复杂，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才能够使二者合理地协调起来。从中国史学史上看，史学从来没有脱离政治。从《春秋》开始直到现在，史学从来没有脱离政治。因为政治对它的要求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成了破坏。最近我写了一篇《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写的是唐太宗和历史学的关系。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政治家需要历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从唐太宗的经历可以看出来。第二个问题，史学自觉与政治实践。从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看，二者关系太密切了。第三个问题，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结合。唐太宗晚年写了一部书，叫作《帝范》。《帝范》就是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结合。当然，时代不同了，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也必有新的变化，但其中道理还应是相通的。

第五，是学风问题。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失落、对学术史不够尊重以及文风的浮华等，这些问题就不再重复了。这里要说的是，任何一个学者都应当认识到，自己的研究是在前人的启发下、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中国学术讲究考镜源流，不能轻视前人，更不能鄙薄前人。时下，对他人成果的不尊重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再就是片面性、浮躁和夸张。例如，写书评，评价过高或者过分否定，这都不恰当。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就是要恰当，恰当是最佳的状态。评价不适度、不恰当，这是我们在学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

我建议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除了自身的研究领域以外，能够多关注理论问题，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一些倾向性的史学现象，发表评论，促进中国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1]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568页。

[2]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3]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4] 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3页。

[6]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页。

[7]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页。

[9] 《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

[10] 《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9页。

[11] 参见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9页。

[12] 参见脱脱等：《辽史》卷六十三《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49页。

[13]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页。

[14] 参见《春秋穀梁传》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

[15]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9页。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5～180页。

[17]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18]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9]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20] 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