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乱读书，读杂书。日前偶然读到两篇专门论及“左派”和“右派”的欧洲老社会主义者的旧著。读这两篇旧著时似乎也听到二十世纪时代变迁的脚步声。

第一篇是柯拉柯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的《所谓“左派”是什么》。对柯拉柯夫斯基，中国读者已经不太陌生了，三联书店前几年出过他的《宗教：如果没有上帝》（一九九七）和《形而上学的恐怖》（一九九九）中译本。这篇论文是他早期的业绩，写于一九五七年，发表在他主持、编辑的杂志《直率》（PoProstu）上。其时，东欧已经历了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兰也发生了波兹坦事件，哥穆尔卡上了台。

与他在《责任与历史》(一九五七)一文中强调的一样，柯拉柯夫斯基认为，左派的第一个特征，也是应负的责任：要对社会现实持批判的态度。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所以，无论谁，个人都对历史形成的过程及结果负有独自的参加的义务与责任；无论谁，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乌托邦理想，都要对如何实现乌托邦理想的方法负起自己的责任。要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左派总是否定现实的，希望现实发生变化的。这种否定并不与实现理想对立，建设性的理想中总包含着否定、批判，所以它只是与为现状辩护的保守派的态度相对立，希望现状发生有益的变化。他坚决拒绝经常遭遇的对左派的批评：所谓左派只会批评，毫无建设性的纲领。

其次，他坚持有终极真理，否定历史决定论，所以既强调左派必然具有要实现“乌托邦”的追求，又对这“乌托邦”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他认为“乌托邦”始终是精神领域的现象，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背后的动力，却是一种病态的意识。因为这样的运动是在历史现实中给予一个背离了历史的目标。如果知识分子把它作为发起社会运动的工具，强加于社会成员，就很危险，会威胁大众的自由。如果左派这样追求乌托邦的话，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右派，而且此“乌托邦”也不追求最终的“乌托邦”了。

但是，左派不放弃精神领域“乌托邦”理想，不因为眼前社会阶段不能实现，而放弃追求奋斗的目标。而左派的部分极端成员就形成了革命运动——完全否定现实社会，有自己的纲领。但历史上失败的革命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乌托邦”作为一种理想要存续下去的条件，正是要随时暂停这种理想，进行经验主义的探索，知道现时不能实现什么，能实现什么。

如何来判别左派呢？柯拉柯夫斯基指出，左派不是组织起来的政治运动。所有的政党内都有左翼势力，这时候的“左”是以党内与之立场不同的“右翼”为参照物的，是相对而言的“左”。不同政党的左翼虽有某些相似的政治趋向，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不如与自己政党的联系那样紧密。“自由”、“平等”和“进步”等口号，也不能成为判定左派的标志。因为，这些概念的内涵很复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解释。而且右派为了取悦民意，也会利用这样的名词。虽然，柯拉柯夫斯基也认为当时世界上不与工人阶级斗争有联系的左派是没有的，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左派的物质力量，但是，他强调认为凡是左派就必然支持工人阶级的活动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同一阶级中的政治立场的趋向也有左右之分，对左派的判定只能在精神范畴内，根据意识形态决定，而不能以阶级来划分左右。比如，当工人阶级受到民族国家很大影响的时候，抵制这种影响的左派就不支持工人阶级的这一倾向。历史上英国的工人阶级长期获得来自殖民地经济的利益，左派就不支持英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然而，左派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为废除社会特权而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必然都进行争取保证言论自由的斗争。左派可以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上妥协，但拒绝在所持信念的立场上做出妥协。但是，左派对自由的追求也带来了二律背反的结果，宽容的方向与限度会使他们困惑。所以他们在政治斗争危急的时候并不放弃暴力。

当时还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的柯拉柯夫斯基也谈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内的左右两翼问题。他认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党内也产生了新左翼。新左翼的特征是积极参与揭露那些反犹思潮的斗争，争取出版、言论自由的斗争，反对教条、空谈和僵化思想的斗争，为争取工人阶级最大限度参加公共政治生活权利的斗争，为消除警察专横违法行为进行的斗争；而波兰历史上的左派，依然坚持斯大林主义，以所谓的国际主义放弃波兰的国家、民族的主权，在公共生活中主张独裁控制，已经沦落为党内的新右翼，也显示了东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

然而，他认为左派有自身的弱点。与右派相比，他们缺乏一定的妥协的弹性。右派为了现实需要不拘泥于意识形态，并不坚持传统的习惯与制度，也会虚伪地接过左派口号。虽然这种做法只是在短时期内奏效，但是在转折关头作为一种策略是必要的。他在另一篇《赞不坚持一贯正确》（一九五七）的文章中强调左派要注意这种策略。所以，左派要存在下去，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性有清醒的认识。也是这样的缘故，左派往往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为自己的少数派地位胆怯，因为左派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态度与保守派一样也是公共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

将近半个世纪前柯拉柯夫斯基肯定左派在精神上正视、考虑现实可能性的同时，不放弃对“乌托邦”——美好的人类理想的不断追求和奋斗；强调左派的特点就是对现实否定和批判的精神。八十年代后他依然坚持这种精神，对全球化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等左派关心的问题深切地关注和忧虑。

读的另一本论述左派与右派的著作，是活跃于新闻媒体的意大利著名的左翼法哲学、政治哲学老学者鲍比欧（NorberroBobbio，一九○九年生，今年年初去世）的《左与右：政治上区别的理由与意义》。此书出版于一九九四年意大利全国大选前夕，国民对那几年意大利政坛的巨变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否还要划分左与右？划分左、右的标准是什么？“左”的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鲍比欧从七十年代以来意大利诸多学者关于划分左右的著述着手展开自己的论述。此书出版的最初两年间卖了三十万册，是当时最畅销的读物。它不仅在意大利受到欢迎，还被翻译成十八种文字在全世界流行。

鲍比欧认为有人对是否存在左翼与右翼产生疑问的原因，不仅因为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即二十世纪以来各种意识形态面临不同的危机带来了各种学说自身的矛盾和破绽。例如，尼采思想曾经为纳粹所利用，但是近来新左翼也把他与马克思并列作为自己的先驱。又如，曾经被视为纳粹国家理论的代表的卡尔·施米特在意大利竟然被左翼学者“重新发现”受到尊敬。再如，战前《暴力论》作者索雷尔曾经鼓动过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潮流，他的信徒却又都投身法西斯运动。他本人既赞美墨索里尼又歌颂列宁。鉴于这种混乱，所以有人会主张放弃“左”与“右”的两极的区分方法，建议根据对待革命的态度，采用基于进化（渐进改良）论的稳健派与基于悲剧（暴力革命）论的激进派的区分方法。鲍比欧否定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那种“预言”，但是，他说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却证明稳健与激进的手段都起过作用。那么，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区分方法是否行得通呢？鲍比欧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区分左、右两派的基础是价值观，是意识形态，而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区分只是在于社会变革的手段、方法。极右、极左的激进派不仅都赞成暴力手段，而且都蔑视民主主义。价值取向比方法选择更加顽强，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例如，当法西斯体制建立之际，右翼的稳健派和激进派都会坚持价值观，选择与对方结盟。又如，“二战”后意大利的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也为此建立联合阵线。

左和右的概念出自基督教宗教用语：右代表善，左象征恶。但是在后来的传统的政治用语中左和右就不具有宗教用语这种单一的指向。左与右都可以有积极（或消极）的内涵，都可以代表善（或恶）。左往往被作为指向未来、创造性、正义；右代表着统治。左翼学者拉本斯从历史角度却把宗教用语与政治用语这种内涵解释上的差别归结为左派、右派分别圣、俗世界中相对应的评价，即无神论被作为“左”；右派重视传统，在世俗社会要利用宗教。但是，鲍比欧认为这种新的左、右与圣、俗的区分标准在实际政治中难以成立。“二战”后出现的新右翼都与传统宗教毫无联系。相反的事例，战前右翼政治社会学学者韦尔弗莱特晚年走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门口，却始终对任何宗教信仰发出冷笑。鲍比欧还认为八十年代起，自由主义者用“阶层”取代“不平等”是一种避免遭受更激烈批评的策略。因为从历史看，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诞生后，人们习惯把法国、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党)看作右，把英国、德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党)看作中间道路。但是，鲍比欧认为自由主义的不平等与权威主义中的不平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有深入讨论的余地。

鲍比欧也赞同“左派”和“右派”是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概念。比如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基督教徒并不反映出其属于左，还是从属右。概念会随时代变迁，比如，十九世纪初左翼先是出现在自由主义运动中，以后又转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他把判断左右的标准分为五对范畴：一、时代为基准的进步与保守；二、涉及空间位置的平等与不平等；三、与主体性有关的自我决定与外部指导；四、从社会功能来看的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五、从认识水平判定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这五个标准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平等与不平等的区别。这对区别当其他四个区别暧昧不清的时候依然是个泾渭分明的标志。鲍比欧就平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左派的平等主张不是平等至上主义，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不平等，同样右翼也不是希望保留所有的不平等的要素。传统的左右派的分歧表现在最终价值的选择上。一方以平等优先，另一方以不平等优先。双方在选择时对自然的平等（不平等）与社会的平等（不平等）的评价是不同的。左派想消除的大部分是社会的不平等；右翼强调的是自然的不平等难以消除。他认为左派应该追求的不是万人一致的平等，而是要使某一社会领域的不平等更加平等。

关于左、右派在自由与秩序问题上的对立，鲍比欧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也承认自由与平等经常处于相互矛盾、制约的状态，但是，他站在左派的立场上指出两点：一、不是所有时候平等主义的立法都是限制自由的。比如，女性获得普选权，也许从单纯依赖男性的政治制度来看，是限制了男性垄断政治的权利，但是并没有限制男性的选举权利。又如，承认移民的人权，并不限制一般国民的人权。二、自由与平等不是一对反义词。自由是指人的状态，平等指两个人以上的环境中的人际关系。鲍比欧把自由与权威（秩序）作为判别左右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如果把激进与稳健的区别也考虑进去，他指出了政治分布的四种模式，即极左：平等主义运动与独裁统治共存；中间道路左派：平等主义与自由“至上”同居一室；中间道路偏右：自由“至上”与非平等主义理论、运动共存；极右：反自由主义也反平等主义，不用说就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但是，实际社会政治中的派别倾向在具体问题上的表述远比这纸上描述更加错综、复杂、多元。

书的最后，鲍比欧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自认为左的阵营中的一员，即使在整个世界向“右”转的当时依然不改变对“左”肯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出自于他幼年起对富人与穷人、权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不正当的不公平现状的厌恶。尽管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对贫穷阶层充满了同情。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深信两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源自卢梭《人类不平等起源与基础》学说的、在追求平等名义下进行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的实验是乌托邦的理想，如果从柏拉图的“对话”走下去，发展到社会实践的话，只会走向理想的反面。他不能忘记他那代人的经历：所谓代表人民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如何压制剥夺人民所有的自由，就连法国革命提出的平等与博爱的理想都给毁灭了。但是，今天他想说的是：即使人们坚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理念，也并不妨碍他们追究性别权利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南北世界经济发展巨大差距等原因。旧东欧体制瓦解后，左翼缩小不平等的理想追求不仅没有完结，反而面临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的课题。那么当追求缩小不平等的理想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左右两翼的理想是否能调和呢？鲍比欧引用了他的恩师路易·艾纳乌迪的著作《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异同》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并以此作为书的结语：“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都值得尊重。虽然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相互对立，但并不是敌人。因为双方都知道自己的主义的实现是有界限的。”“最理想的是互不损伤共同防止极权主义独裁政治的形成，谁也不战胜谁地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断斗争下去！”

柯拉柯夫斯基、鲍比欧都是追求过社会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关于左派与右派著述的写作时间相去将近四十年，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章找到共同点。他们都认为：左派、右派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追求绝对平等的乌托邦的左的或右的“革命”实践只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他们都不放弃对终极真理——平等与自由的不断的追求，否定历史决定论和真理相对主义，并且把防止极权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人类共同的理念。因为个人经历相异，所以在平等问题上，鲍比欧关心的是经济领域，而柯拉柯夫斯基更注重政治权利的平等；鲍比欧强调平等不一定限制自由，柯拉柯夫斯基则关注在政治权利的平等基础上获得言论、表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