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忧心焦虑感不断增加。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深化的背景下，两种价值取向相反的激进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重新崛起，一种是左的激进思潮。它把改革开放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困境以及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只有再发动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以前的平均主义道路上去。另一种是右的激进主义，它认为，只要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某些政府官员中，出于对激进主义“革命”的担心，拒绝进一步体制改革，试图通过强化原有的大维稳方式来巩固现存体制，结果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致使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进一步尖锐化。这又反过来引发前述的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在社会上日益变本加厉，于是，就形成激进与保守维稳之间的相互强化与恶性循环。中国改革陷入了路径锁定状态。
如何克服这种困局?关键就是要对上述激进与保守的政治观予以理性地反思，超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思维，摆脱由此造成的路径锁定状态。
被打上“革命思维”烙印的“旧”政治观
事实上，左的文革激进主义与右的激进主义，这两种极端思潮虽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们都是不同方向上的“建构理性主义者”，都是二十世纪“革命”传统文化在人们思维与价值观上某种积淀的结果，它们无不被打上“革命思维”的烙印。二十世纪的革命思维长期以来主导了我们的政治文化，成为政治文化潜意识的组成部分而不为我们自觉。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相信有一个好制度，只要把这种头脑中预设的好制度作为施工蓝图移到中国来，进行施工作业，就能直接重建这个“好社会”。
更具体地说，左右极端派都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从先验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发，主观上设计出一个应然的“好社会”来，并认定这个他们臆想中的“理想社会”普遍适合于一切文化与所有民族。
激进主义者心目中以左或右的理念建构起来的“理想社会”，并不是民族集体经验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演化与试错的结果，激进主义者所依托的“建构理性”实际上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的倾向性。
激进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理想社会都有一套好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只要直接把这些制度移入，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一种整合社会的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会破坏原来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变革的逻辑与革命的逻辑不同
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理性与知识，如同工程师设计工程蓝图一样，设计出一种最符合我们愿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试错的方式，来逐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对于理解极端复杂的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与知识来进行判断采取何种途径可以克服现存社会的各种障碍。正因为社会的极端复杂性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这就使我们面临如同想走出迷宫的小白鼠一样的困境：小白鼠面对如此复杂的迷宫，它确实没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信息，但它仍然成功地实现了走出迷宫的目标，靠的就是通过不断地碰撞反弹，即通过试错过程，找到走出迷宫的路径。
如果说，以“整体性解决”为主旨的政治激进主义正是与政治上的完美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进入变革的时代，就必须扬弃上述以革命思维为基础的政治观。我们处于变革时代，变革的逻辑与革命逻辑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变革的本质就是一个“化”字。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就提出一个深刻的观念，那就是“变法易教，不知化不可”。什么叫“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士人尹彦和在为总结变革失败教训而写的《济变篇》里，对这个“化”字作了很恰当的诠释，他指出，“化者，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改变当以渐，民自顺教而风靡，久而服而习之矣”。
转型时期特别要体味“化”的精义。我们可以把古人关于“化”的意涵，用现代语言来加以诠释：真正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徐进的方式(渐)，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顺)，要把复杂矛盾与问题，予以逐渐分散与化解(靡)，由于新事物的长入，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发育滋长的渐进长入过程，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秩序之间，大体上要保持相适应的状态(服)。久而久之，新制度就转化为社会有机体内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社会约定俗成的风俗(习)。这种“润物细无声”方式，就实现了“化”的精义。转型时代特别需要以这种以“化”的精神为基础的新政治观作为社会共识的根基。这种政治观一方面反对激进主义的乌托邦设计，以渐进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左右翼各自追求的公平与自由的价值，通过渐变的方式分阶段实现;另一方面，反对保守僵化的、以退缩与不思进取为特点的求稳守成的政治观。通过渐进发展来实现真正的稳定，最大程度地实现执政党稳定发展的目标。
中道理性的政治观
以“化”为核心的中道理性的政治观认为，好的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按某种方向尝试，逐渐找到适应的办法，渐进地接近目标。好的秩序是从传统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果，生长的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完善，人类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很不错了。中道的理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是，真实的社会，是神魔混杂的，但是可以通过经验试错与改良变得更好些。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这种政治观拒绝“完美主义”的革命思维，拒绝“毕其功于一役”地、整体地解决所有问题，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逐步地逼近目标，一步一步前进。严复对此有过十分精辟的概括：“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只有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社会的公正、大众的安康与现代化。在中道理性看来，所谓的顶层设计，也只是从现实社会改良到一个相对更好的社会的具体手段，而决不是完美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施工蓝图。
中道理性强调渐进原则，因为“化”的本质就是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化解社会矛盾。
中道理性强调多元试错，认为各种改革举措可以通过自主的多元尝试来积累经验，例如民间自荐候选人，发展乡镇选举与村民自治、党内民主，激发党内与社会的创新精神等等。这样就可以通过小规模的渐变，逐渐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积累社会矛盾。
中道理性强调社会自生长性，强调社会整合方式的根本改革，但这种改变也是借由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的。更具体地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开明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一元整合”，我们要通过发育公民社会，发展以社会组织自治为基础的“多元整合”来辅助威权政治，让公民社会、社会中间组织成为培养民主文化的社会大学。通过这种层层递进，我们的社会就会逐渐从完全的“一元整合”阶段，转变为以“一元整合”为主、“多元整合”为辅的阶段。这样，通过渐进的社会结构变化，迎来中国的民主富强时代。众所周知，民主社会的真正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内部的多元整合结构。
以中道理性作为社会共识的基础
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一位企业家的朴素话语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只是希望“公平多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急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现在中国“沉默的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就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我们强调中道理性，一方面要反对左右的激进主义，另一方面，要反对保守停滞的思想，反对既得利益的保守化，即应对激进挑战而走向退缩性反应。通过渐进改革，化解矛盾，走出新路来。
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都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执政党内部先改起，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有克服焦虑，超越左右极端主义，以中道理性作为社会共识的基础，在扬弃了盛行一个世纪的“革命思维”之后，建立起新政治观，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才能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