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霍布斯鲍曼在《在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中指出，历史上许多所谓的传统，真要考证起来，其实相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说，都只是具有很短暂历史的传统。传统是创造的，是人为强化的，不一定具有悠久的历史。奥林匹克大会开幕式上圣火传递仪式就是这样一个现代人创造出来的历史暂短的新传统。1936年柏林奥运会之前的共十届奥运会并没有圣火传递仪式。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创了这一新的庄重的仪式。

关于这个仪式来龙去脉，一般的说法：是德国奥委会秘书长卡尔•迪以姆1934年5月以德国奥委会名义向国际奥委会提案，得到认可后创建的。迪以姆积极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组织、宣传、运行等工作，参与圣火仪式筹划，是没有异议的。战后他和拍摄《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纪录片的莱妮•雷芬斯塔尔一样，因为曾为纳粹宣传作出贡献，其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言行，在战后“非纳粹化“时期受到过审查。虽然未受到盟军当局什么处理，可是对其与圣火仪式、纳粹政权的关系一直是追究1936年柏林奥运会伦理责任的体育史研究者的关心所在。从笔者读到的有关1936年奥运会的几本专著[拉杰的《纳粹的竞赛：1936年奥林匹克》（David Clay Large, Nazi Games：The Olympic of 1936）；门德尔的《纳粹奥林匹克》（Richard D Mandell,The Nazi Olympics）、哈特-戴维斯的《希特勒的竞赛》（Duff Hart-Davis, Hitler's Games）和沢木耕太郎，《奥林匹亚：纳粹的森林》（《オリンピアナチスの森》）]。来看，圣火仪式从设想到实施，无疑是在纳粹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一开始就与某种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卡尔•迪以姆设计圣火传递仪式提案，不久就得到希特勒重视，以后纳粹党宣传部和教育部都参与相关的工作。在政府的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主持下，委员会的两个成员翻山越岭展开非常详细的自希腊到德国线路调查和规划，最后确定把全程3075公里分成12天的行程。这条线路附近地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纳入了了德国军事扩张圈。所以以后也有一种传说：以后德军出兵巴尔干半岛进攻希腊的时候，就是按照1936年奥运会圣火传递的路线，其中隐含了军事上目的。沢木耕太郎，在《奥林匹亚：纳粹的森林》一书中，谈到战后迪以姆访问日本。期间，在回答日本奥林匹克研究者铃木良德提出的“你的圣火接力传递仪式的提案是否出于陆军方面的策划”时，迪以姆回答：“是的”。（ 《オリンピアナチスの森》63-65页）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带有纳粹的种族主义的色彩事情也不断发生。根据当时纳粹编写的关于圣火的书籍说法，在希腊境内，人们对“新生的德意志”的感谢替代对复活了的希腊女神的感谢，圣火经过的时候，高叫：“嗨！希特勒！”当地希腊正教教会建筑物都悬挂纳粹的铁十字旗。当圣火到达维也纳时候，广场欢迎狂欢庆典响起高昂奥地利纳粹党的党歌“旗帜高高飘扬”，表示与德国团结一心，向当时奥地利政府示威。当时纳粹的《政府公报》这样纪录：“圣火到达维也纳的时候，遇到预想之外盛大规模的凯旋行列。”戈培尔考虑到“影响不好”，一边对德国各新闻机构作出限制：“不要随便报道维也纳的示威场景”，一边假惺惺表示：对圣火为政治所利用感到遗憾。圣火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时候苏德台区的说德语居民热烈欢迎，而斯拉夫族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表现出非常反感，不出人们所料，一年多之后——1938年所谓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德国版图。

如果说最初德国奥委会迪以姆等人的圣火仪式的设想确实真是从以奥林匹克作为和平象征，促进国际之间相互理解的高尚理念出发，把希腊自由民参加的格斗、以不畏牺牲为荣光的价值观作为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话，也不能否认柏林大会发生实际状况，是与这种设想本来含意南辕北辙。纳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德意志民族作为古代希腊人人种在北欧直系血统之后裔，完全背离了席勒、海涅、歌德等人认为德国文化与希腊文化有精神上血缘关系的观念。正因为纳粹的理论家们提供了一套种族主义历史背景理论，希特勒对奥运会和圣火传递产生了极大兴趣，指示部下按照这一意识形态来控制、筹备、组织奥运会。这套理论叙述所谓古代希腊、特别雅典人之所以走向衰亡是因为要试验民主主义，允许贵族与其他人种杂交，结果削弱了贵族自身力量。所以希特勒指示要宣传我们是希腊人最近血统的北方后裔，民主主义导致消除了阶级和人种差异。然而，圣火传递成了纳粹意识形态宣传最合适利用的一个创举。所以，传递圣火的选手，每个人都必须是金发碧眼。戈培尔在柏林大会开幕的圣火传递仪式上祈祷：“燃烧吧，圣火！燃烧吧，永远不灭的圣火！”的同时，在各国来客面前不得不稍微加以掩饰地说：“（圣火传递），标志着是我们德意志祖国、迁移到欧洲北方移民创建了与将近4千年前希腊的真正精神上的火焰联系！”当时国际奥委会对这一创举，向希特勒表示感谢，感谢德国对奥运会仪式的贡献：“所有理解从奥林匹亚传递到柏林圣火的象征意义的人们，不仅为您提供了一个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手段，还感谢您让奥林匹克的理念永存所作的贡献！”。自柏林奥运会起，也可以说战后的奥运会，都继承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样一个历史短暂的“新传统”——圣火接力传递仪式。然而，当年纳粹鼓励、利用这样一个仪式的动因，却是要强调日耳曼民族与古代希腊血缘上的直接联系的正统性。《纳粹的竞赛：1936年奥林匹克》著者、美国蒙塔纳州大学教授拉杰指出，国际奥委会不仅不对纳粹价值观表示反对，而且还赞赏这样价值观，其本身严重违反了政治与体育相分离的原则。

美国、英国和法国民间反对运动员出席柏林奥运会的抵制运动未曾间断过。尽管1933年底德国奥委会在纳粹政府指导下，不得不在维也纳对国际奥委会发表一个承诺遵守奥林匹克精神，不排斥犹太人选手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宣言，纳粹政府及完全受其操纵的德国奥委会，对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抵制也作出的不少所谓“让步”。比如，1936年2月的冬季奥运会召开前夕在各国抵制思潮影响下，纳粹当局考虑到反犹言行会引起各国来客“不良”反应，冬季奥运会的失败会导致夏季柏林大会夭折，所以要求冬季奥运会所在地加尔米歇（Garmisch）在举办期间，撤除各种反犹太的政治宣传品、标语牌，严禁反犹事件发生，并对广播、报纸的报道进行严格控制，一反常态禁止任何反犹言论和暴行。再如，德国政府与奥委会表示同意击剑女运动员海伦•梅耶（获得击剑银牌）、冰球队第一主力、明星运动员路德•巴尔（因为受迫害已经在法国避难，因德国奥委会召唤回柏林参加比赛）作为德国选手出席奥运会。但是，这些遮人耳目的临时措施并不表明纳粹放弃种族迫害的政策，除了实际上梅耶和巴尔都是一半犹太血统，在1936年纽伦堡血统法的规定许可之内，根本的原因是让他们为德国赢得奖牌；相反，完全犹太血统女子跳高运动员当时全世界成绩最好贝尔克曼就不在许可参加范围之内。

值得一提，创议举行圣火传递仪式的德国奥委会负责人之一卡尔•迪以姆因妻子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不久被赶下德国奥委会领导的位子，由纳粹党官员接替他们职位，但是，依然作为纳粹领导的部属忠诚地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功效力。迪以姆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不断在报纸上撰文或发表演说，鼓吹民族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讲授战争胜利、英雄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战后也都从来没为自己当年的努力内疚过，而迪以姆一直作为体育界元老担任科隆体育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