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托梦，白马驮经

现在，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得非常早，认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在一般的佛教史上，比较多的都认为是在东汉明帝的时候。

根据历史的记载，有一天晚上明帝做了个梦，梦见在西方有一个金色的人。第二天他起来，就问大臣们这个梦是怎么回事。一个臣子就告诉他，听说西方有佛，您一定是梦见佛了。明帝一听，西方的佛来托梦了，就立刻派了两个使臣到西方去迎请佛。后来，这两个使臣就带了两个西域的僧人回来，同时用白马驮经，带回来一批佛教典籍。明帝就在洛阳建了个白马寺来供养这两位请来的僧人。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佛教的寺庙叫做“寺”。这其实是沿用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官制。中国古代有六卿掌管六个部门，专门接待外事外宾的官吏叫做鸿庐寺卿，安置外宾的地方就叫鸿庐寺。当时西域僧人用白马驮来了经文以后，大家就想要怎么来安置这些外宾。好像老住在鸿庐寺里面也不是个办法，就给他们盖了白马寺。这个寺字就沿用了鸿庐寺的寺，以后佛教的庙宇就都被称为“寺”了。

在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是把它当做跟本土的黄老道家和一般的神仙方术一样来看待的。我们在史书上可以看到，当时在一些贵族家里就同时侍奉着黄老和浮屠，浮屠就是佛了。

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载，有许多从西域来的僧人都有很多神通，比如说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就是走到火里面去，火烧不着他；走到水里面去，水淹不死他；有的还能够飞起来，等等。当时的中国人就觉得这些跟神仙方术差不多，最初就是这样一种认识。

那个时候，信仰佛教的主要还是在外来的商人或者使节这样一个圈子里，还没有听说有中国人出家去信仰佛教的事情。

出家与孝道

渐渐地，佛教传播得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初步的佛教经典被翻译过来后，中国人就发现佛教跟中国的本土文化有许多不相吻合的地方，这就开始有了冲突。

这种冲突大概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一些具体的习俗、礼仪方面的矛盾。比如说，佛教要求你出家，一是要改变你的服饰，再一个要剃掉你的头发，这跟中国的传统习俗就有很大的冲突。

按照中国的习俗，衣服代表等级，是不能随便改的。而头发尤其不能够随随便便剃掉，《孝经》里面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身体发肤都是父母给我们的，怎么能够随便地剃掉呢？这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就有了很深的冲突。

还有礼仪上的冲突。中国非常强调跪拜，对君主要跪拜，对亲属也要跪拜。可是按照佛教的做法，出家了就不应该再遵守这些世俗的礼节了。甚至于出了家就意味着是佛和法的代表，父母反而应该对出家人更尊重，不能够再跪拜父母，对君主也是一样，不能再拜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出家不仅涉及一些习俗礼仪上的问题，还涉及中国的一些根本传统观念。

出家了就不问世事，也就是不能为国家服务了，按照传统的观点，这就是不忠。其次，出家后不能在家里孝顺父母，这就违背了孝道。最不能容忍的是，出家后就不能娶妻生子，这就断绝了香火，这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事情，香火断了还行啊？

中国人非常重视婚姻和子孙的传承，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延续的。每个个体都是有生就有死，但是作为族类来讲生命永远在延续，而这个延续就是靠子女来完成的。中国人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没有后代这是最根本的。现在一出家，不能结婚，不就断后了吗？这还能行？

因此，一开始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冲突非常突出，通过争辩以后，佛教就逐渐向中国的传统习俗靠拢。它反复强调：并不是让所有人都出家，只不过让少部分人出家，出家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如果一个人家里有好几个儿子的话，那有一个出家没有关系，不会断后，是不是？

另外，佛教虽然有出家的要求，但还是要讲究孝道的，要报父母生育之恩。所以，佛教本来在印度并不是很突出对父母的报恩，在中国就很强调，甚至专门造出一种经来讲这个问题，就是《父母恩重难报经》。这正是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环境所作的一些变化。

这是习俗、礼仪方面的冲突。另外还有理论方面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和神灭神不灭这些问题上。

因果报应，生死轮回

先说因果报应。中国人本来讲不讲因果报应呢？这样的思想也是有的，但是跟佛教因果报应的内涵不一样。佛教的因果报应主要是讲个体自己的因果报应，强调自作自受。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呢？是前人跟后人之间的因果报应，或者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一种因果报应。

这就是《周易·坤卦》的“文言”里面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你的父母、先人积了德，后人就可以享受果报。积德不是给自己来享受的，果报发生在两代人或者几代人身上，不是一个个体的自我的因果报应，这当然跟佛教的因果报应很不一样了。

再讲生死轮回的问题。这是跟因果报应相关的，佛教讲个体会在生死中间轮回。当时中国人把这个叫更生，由这一生变到下一生，换了一生了。这个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没有，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生命是气合而生的，清气、浊气、阳气、阴气结合在一起就有了生命。

阴阳清浊之气的根源在于天地，所以天地是生命的根本。古人讲：“天地者，生之本也。”具体而言，又通过父母合气而生子女，所以祖先者，是类之本也。

生必然有死，生是因为气聚，死是因为气散，气散了以后浊气下降，清气上升，我们的肉体就死掉了，然后就埋了，腐烂了。而我们的魂呢？魂就是精神，其实是一种清气，它上升了，在空中散掉，也就没有了。中国人对于生死就是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个体在生死中轮回的说法。

还有一个神灭神不灭的问题。因为如果能够生死轮回，那么就有谁在轮回的问题，肉体是要腐烂的，那么只能是灵魂了。在当时，灵魂这个概念就叫做“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神”其实就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是指精气的妙用，并不是指像灵魂一样的东西，更不是说是不死的。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本身是没有生死轮回观念的，当然也就没有灵魂不死的概念了。

其实，在佛教里面本来也没有那么一个实体性的灵魂，有的时候佛教讲“中有”。“中有”其实是一个过程，从这一生的结束到下一生的开始的这个过程叫“中有”。在这个过程里，是不是有一个承受者即灵魂这样的实体呢？佛教大部分的派别是不讲的。但是有个别的还是讲，尤其后来在密宗里，在藏密里有的派别非常强调“中有”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讲有灵魂转世了。

但在当时，关于神是随着形体的死亡而消逝了呢？还是形体虽然死亡了，可是神还存在，可以再去投胎，再去转生？对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

我们知道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当时有一个学者叫范缜就反对神不灭说，他说，形亡了神也灭了。于是，梁武帝就发动人来围攻他、批判他，坚持讲神不灭。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来都还不断地被讨论。

在这些问题上面，应该说中国的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宽容的风度。虽然中国文化里面没有因果报应，没有生死轮回，但是也接纳了这些观点，后来它们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我常常讲中国人其实负担很重，一方面，自己造的孽自己要来承受；另一方面，祖先造的孽也要承受，两种因果报应都要承受。但中国人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如父债子还，我们认为这是当然的吧？可是这种观念，在印度根本就不可能被理解。印度没有这样的事情，西方也没有。你自己做事自己担当，跟父母有什么关系？父母做的事跟子女又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

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这种生命延续的关系。既然没有生命延续的关系，那么他欠的债就是他的问题，我欠的债是我的问题；他欠的债他自己来承担，我欠的债我自己来承担，为什么我要去负责他的债呢？

但是在中国，因果关系是从一个生命延续到下一个生命，父亲死了，他欠的债子女来还，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你来承担债务是完全应该的，是不是？

中国人两种因果报应都要承担，是不是很累呢？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这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之处，一方面吸收了别人的观念，另一方面也不放弃自己的东西，所以它能延续至今。

原载《中国的品格》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