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一个四处游走的调研工作者。我从调研中得到的大体上都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可能确实没有理论深度，也就不能从理论上去给大家解说现在的问题，只能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做发言，就是给大家讲故事。曾经有很多年轻朋友问我的学术思想，很惭愧，直到现在我都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我想，我还是就这样做下去吧，等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将来由后人总结归纳，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做了或者说了些什么，是否有理论价值。
一、题解：关于感性认识
今天的演讲题目叫“解构现代化”，英文叫deconstruction，为什么谈这么个题目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概念不好，而是当你要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年你们上海的曹锦清老师写《黄河边上的中国》那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昆明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会上曹老师很激动地把他到黄河边上走了很多路、看了很多村的感受跟我们说。因为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搞农村调研，所以虽然他说的话很有感染力，但我呢，那时就没有随着他的话激动起来，显得似乎有些冷淡。他就很奇怪，问我：
“老温，你怎么回事，你搞农村研究的，我说这么多农村的事，你为什么好像无动于衷？”
我说：“你在这短短几个月的考察中看到的东西确实是真实的，可我这十多年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要问的是：你感动完了，书也写了，那以后呢，怎么办呢？”
老曹愣了一下，后来，他就做了很多哲学思考：我们从何处来？身处何处？将向何处去？……再后来，就写在了他书的前面。
作为上海的一位著名教授，他也很难将现实观察中得到的感性认识转化成对策型的思考，所以，他会回归到他的哲学思考。我想，这对他来说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借用他的故事是打算说明，我们把感性认识转变成政策思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希望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所谓的理论，那就更困难了，尤其需要很多的调研积累。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层面的一般的感性认识上，我们需要根据大量调研的情况，做更多的反思。因此，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谈的，其实是我在大量调研中形成的反思。
二、反思：在调研中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
大家都知道，反思其实是很痛苦的。当你被调研和实践教育得不愿意再把现有的书本概念拿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普遍接受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而这个重新认识确实很难，比当初接受它们的时候还要困难得多。
以我自己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经是个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推进者。我们那一批人当时就以为，过去的问题主要在于体制不好，只要能够比较快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要产生新的可供分配的增量，我们的问题似乎就能够解决了。后来，到了90年代，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正好当我反思过去认识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做考察。
这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欧美发达国家考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很多问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过、思考过了，而我们正在经历，正在思考。很多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交流，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去南亚、东南亚、南美，就会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几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而我们现在所打算实现的很多预期目标，也许人家已经实现，或者曾经实现过。
比如说，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人均GDP在现有水平上翻两番，大家也看到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翻两番大概是4000美元；我们现在达到36%左右的城市化率，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期的，2020年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5%。人们似乎觉得，当我们实现这样的目标时，“三农”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可是，当你走一走发展中国家会发现，这个目标在人家那儿曾经达到过，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咱们不妨以墨西哥为例，在自由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上，墨西哥的这些“化”都比我们走得远得多：人均GDP在金融危机前曾经接近6000美元，现在大约4000多美元；城市化率现在是80%。也就是说，我们预期的目标他们早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墨西哥的社会仍然是两极分化的，城乡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农村问题仍然是很复杂的，有时候矛盾甚至是很尖锐的。1994年曾经有过恰帕斯州的农民起义，起义坚持了9年，现在仍然存在。那是一个印第安土著人群在山区发动的武装起义，现在则正在逐步形成山区土著人的地方自治。在墨西哥，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事实上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得到解决，并没有随着GDP增加、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迎刃而解。
再看巴西，国土面积比我们稍小，人口不过才1亿多，而且没那么多沙漠、山区。坐飞机从巴西上空飞过时，中国人都会非常羡慕，因为那是一片绿色。巴西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过7000多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是，那里仍然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也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社会冲突。
墨西哥城有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巴西的城市里也有大面积的贫民窟，成批的边缘化的人群生活在贫民窟里，“黄赌毒”在里面泛滥，黑社会控制也是很严重的，正规的政府治理是很难实现的。
我上次到墨西哥山区的时候，真的见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脸上蒙着红围巾，上千的土著解放军战士都穿着军靴，戴着黑色的滑雪帽子，只露出眼睛。回来以后，我把见闻写成《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9期上。见到这些现象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他们在经济数据上比我们追求的目标还要高，却还有这些现象呢？为了搞清楚问题，这几年，我先后到墨西哥去了四次，先是做了外围的考察，后来才有条件在当地向导和翻译的带领下，深入土著人群集中的地方，到山区、原始森林去和那些土著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有条件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和立场去看这个世界，也反思我们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我在“首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做了个发言，题目就是“从四个故事引申出的故事”，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后来，这个演讲被人翻译成英文，我去年到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开会时，国外学者也很关注。
今年1月，我第二次去印度，主要是去北方的地区做农村调研。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地方的贫困问题那么严重呢？是那种看了觉得惨不忍睹的贫困。你到不同的农村去看，那里有相当多的农民无地，茅草房比比皆是，农民家徒四壁，贫困农民反抗的激烈程度也是不可想象的。印度的情报部门说：从尼泊尔到不丹，到印度西北，再到斯里兰卡，已经形成了一个游击走廊，农民的武装力量控制了相当大的农村地区。我到了几个村，就问当地的人：“你们说有严重的武装冲突，那些游击队在哪儿呢？”他们说：“游击队是地下的，也许在你所交谈的这些人中，已经遇到过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到泰国、菲律宾，还是到孟加拉、印度，只要到发展中国家去看，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相对来说比我们高的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城市化率，他们的资源条件也大都比我们要好。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制度变革的目标，如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这些国家都比中国走得远。那么，为什么在制度变革上走得远，经济上也比我们现在公布的数据好看，而社会的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亦即我们现在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甚至社会矛盾更复杂、更尖锐呢？
这些考察、这些了解，才逐渐使我的反思显得更广阔一点。因为以往在没有条件去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时候，主要是对我们改革以来走过的路做了一些反思；后来，当有机会到发展中国家做一点比较研究、做一点深入考察的时候，才进一步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差别扩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特有的现象。
由此可见，我现在说解构现代化，是多年自我反思的结果，是在有条件更广泛地去看这个世界，特别是去发展中国家做考察、做比较研究后，才逐渐形成了对我们今天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当然，这还只是片面的、简单的，我调查得还很不够。有生之年我会更多地去做这样的调查，去丰富自己的感性认识。
当然，看了这么多地方的情况，总会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一方面，这些讨论大部分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等杂志上。不仅去年9月的《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值得大家看，今年1月从印度回来以后我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也值得看看。《无地则反》发表在《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党争则乱》发在了《改革内参》上。此外，去年我去孟加拉，写了个《孟加拉注释》，也是在试图解释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
三、转变：由“四个现代化”到“科学发展观”
由这些现象的讨论，我们能做出的进一步思考是什么呢？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要守秩序，我先做个表率：我今天演讲的所谓解构现代化，就是在按照中共中央十六大、三中全会，以及今年“两会”的精神，对过去的问题做反思。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调查研究者的个人感受，也应该和一系列政策讨论相关。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所希望达到的大目标叫“四个现代化”，当然，这个目标不是现在的，而是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当时提的是要在2000年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到了2000年时，好像大家也没怎么关注实现没实现，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如果人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提法上的变化还是有的。1998—1999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改变了20年前的提法。至少，“农业现代化”在咱们这儿大概是最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就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争取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咱们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对这个提法的变化，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一是可以理解为将来只有发达地区能够实现，其他地方就暂时放一放；二是可以理解为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也要通过努力争取才可能实现；三是可以理解为全国都能实现，只是现在是沿海发达地区要争取率先实现。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总之，这个提法是在20世纪末就被中央领导改了。
后来到2002年，在中共中央十六大的政治文件中已经史无前例地写上了咱们国家的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写上这个提法的同时，提出了将来要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这也可以理解为现在条件不足，还难以实现开通城乡。而且，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针对中国现在不断扩大的三大矛盾，文件强调了我们在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就把过去事实上确实没有能够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做了实事求是的重大修改。
2003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又进一步比较清楚地强调了“综合发展观”，可以理解为今后不再“以GDP论英雄”了。中央还同时特别强调了要实现“五项统筹”，如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统筹等。
可见，中央的说法在新世纪开始这几年，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其实，在世纪之交时，中央就已经明确强调“十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再次进一步强调了这个“以人为本”。到2004年2月，中央还专门举办高级干部学习班，把“综合发展”这个战略思想的转变，强调为“科学发展观”。这时候，“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指导思想又得到了强调，还把“可持续”这个理念也引入了新的指导思想。综合起来，也就是要“以人为本”，综合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4年3月的这次“两会”，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很完整地阐述了重大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应该说，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再到2004年“两会”的报告，大体上是把对这个战略转变的认识不断细化、解读，并逐渐演化为政府的政策的过程。
四、溯源：西方现代化的真相
当我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人并不比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考虑问题的层次低，也不比他们的深度浅。他们在思考：“我们现在的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是像一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所解释的那样，是我们的文化不行、制度不行，甚至人种不行。”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是这样开头的：“美国人在1992年就说了，在我们这儿的印第安土著，已经不能再算是一个民族了，因为他们只剩下了42万人。”可在300多年前西方人来的时候，北美大陆有大约1亿印第安人口。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西方人实现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长期殖民化的结果。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忘记的常识是，如果把欧洲搞殖民地转移出来的人口，都计算回欧洲，那欧洲现在应该有多少人？也就是说，如果把16世纪以来的殖民化人口都送回去，现在的欧洲人口会有多少？大概有10亿。亦即，把欧洲大陆向北美、南美、非洲、大洋洲这四个大洲移出的人口及其繁衍的后代计算回欧洲，大约有10亿人口；如果再把殖民过程中欧洲人和当地人混血形成的人口，也算欧洲血统的人口计算回去的话，那恐怕就会超过中国现在的人口。那么，在主张个性充分发展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紧张，会导致比那两次世界大战还激烈的冲突，那还会有现代化吗？
第三世界的人们提问题的这个角度，恰恰是我们中国人很少想到的。按照他们算的账，300年的殖民化，欧洲本土总共移出1/4人口，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占的殖民地便宜最大，移出人口也最多，大约1/3，其中最贫穷也最善战的苏格兰转移出去一半。结果就是欧洲人占领了其他的四个大洲，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此彻底改善，资源环境空前宽松。
而又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本身必须有原始积累，欧洲的产业形成伴随着“三角贸易”的过程：一方面殖民者占有了北美和南美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因为那里的土著居民不适应奴隶劳动——土著部落本质上就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族，几千年的理念就是不向自然多索取。因此，这个民族按他们的理念来说，是最可持续的，他们不多猎杀野兽，只要够自己吃就好了。当欧洲人到了新大陆时，发现这边自然条件非常好，生活在这儿的人是不破坏环境的——土著要自由，要可持续生计。他们就是不愿意到殖民者的矿山去劳动，于是土著人口在反抗中就大批死亡。而殖民地新的资源开发又急需劳动力，所以就把占领的非洲大陆的劳动力转移到南北美洲。这个过程中，南美大陆和北美大陆各减少了1亿土著人口，而非洲l亿人口在被抓过程中杀掉了l/3，转运中死掉1/3，到美洲这边大概有几千万吧。
因此，这个殖民化过程伴随着美洲土著和非洲上亿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这个事实演进过程，当然就产生一套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接受的所谓“现代化”的实质。当然，后来的那些第三世界追赶型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不是这样的。
乃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欧洲的市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也与此有关。欧洲有这样四个大陆的殖民地开发，产业资本的扩张带来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加之人口的大量迁移，劳动力就短缺（尤其在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大机器生产的时候），从而就能够形成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于是就有工人运动，就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接着就有福利政策的提出，也就有了后来的福利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历史来说，也是有殖民地这个根可寻的。你们可能会记得当年恩格斯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说过，英国工人之所以不强烈反抗，在于英国的殖民地能够大量向本土回流资本收益，被国民分享。
假定300年的殖民过程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客观上也是形成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能不能仅仅把这些话语拿过来用，而不去考虑这一套话语是怎么形成的？
这些问题使人不得不认真去思考，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东西。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早地被送出国去学方法，当时美国的教授就有一个关于方法论的解释：为什么社会科学不能被称为科学？主要就是因为社会科学不能试验。为什么只有试验得出的结果才是科学的呢？那就是因为，如果在给定的条件下沿着一条技术路线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应该可以被别人重复，这才是科学的。
如果我们把所谓的“现代化”也作为一个科学的理念拿过来，那西方走过的300年殖民化，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实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被别的国家重复吗？如果不可重复，对于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直接把那一套东西搬过来呢？
应该说，我现在只提出问题，还不能解答问题。但至少我觉得，这么一讨论，就需要对过去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东西重新认识，不能搬过来一套话语，就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以往在很多书本上、会议上去讨论那个“现代化”，但人家本来形成这些东西的经验过程，在客观上又实在是不可重复的。
我们就近看，亚洲国家按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的，确实有几个先驱者。如日本，是最早提出“脱亚入欧”指导思想的国家，但当它想按照西方搞殖民化扩张的经验再走一遍的时候，却被西方狠狠地教训了。日本可能由此就觉得很委屈，现在还不肯认罪，内心深处是愤愤不平的：“既然你欧洲人可以这样，你们在美洲和非洲干的事要残忍得多，为什么我不可以干？我不外乎就是占了朝鲜，中国的台湾、东北、蒙古[1]的一大部分。日本几乎没有资源，按照西方的经验去占领殖民地有什么错？”日本要脱亚入欧，结果却被老师打回去，狠狠教训了一顿，就是不被允许按西方模式走。至今日本还是被美国驻军的非独立国家。
现在看，要按西方模式，再走一遍扩张的路，第一是没条件，第二是日本曾经走过，没成功。
那我们呢？
中国在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钢铁第一，彩电第一，煤炭第一，纺织品第一，水泥第一，化肥可能第二……中国很多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是因为：我们市场比较广大，国内正在发展；另一方面，其实中国产业形成、扩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需要提问题的过程。
我们无论到亚、非、拉丁美洲国家，还是到发达国家，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中国威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得太多了。2003年我们经济增长9.1%，但消耗了世界石油市场总量的10%，钢铁消耗量占全世界的24.9%，水泥消耗量大约占全世界的50%。以钢铁为例，中国铁矿石的购买量占澳大利亚铁矿石输出的一半以上，是我们推起了澳大利亚的GDP，推起了澳元汇率。但是，如果照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中相当大的份额将会是向中国供给。你说世界会答应吗？
我们已经有过教训了。比如说1995年到1996年，我们连续18个月进口了3000万吨小麦，导致国际小麦市场价格上涨大约100%。这引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你们中国有钱了，可我们买不起，我们没钱，难道我们就该饿肚子吗？”
我们国内的人，当然不认为这样的指责有道理，但你到世界各地去看看，人家都觉得咱们这样有问题。于是，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崩溃论是认为“你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消耗世界资源”，而威胁论的出发点差不多，就是认为你这样下去会把世界市场抢光。
美国费正清中心有个说法，20世纪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曾经因为试图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然要求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冲突，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我觉得，咱们这种所谓的高速增长，首先对中国自己就是一个挑战。
也因此，我们才高度评价现在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观，一再强调“以人为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都意味着中央对这种粗放增长的警觉。我们不可以再这样浪费、这样无节制地消费，不可以再放任产业资本盲目扩张。所以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定在7%。中国在高增长的阶段上为什么把指标定得这么低呢？国际上有人评价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不止9.1%，实际上超过10%，但我们却似乎趋向于保守，同时把2004年的其他经济指标也大幅度压低。例如，我们2003年的进出口增长是37%，而我们把2004年的进出口增长定为8%。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突然降下来？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中央已经认识到这样的粗放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高度评价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经济，循环经济，不能盲目地鼓吹消费主义。可是，我们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开始了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这也是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考虑有一定的呼应——当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政策的那种联系。
五、强权政治：资本经济时代唯一不能替代货币的信用来源
我们再来看中国曾经位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大约5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官方大约4000亿美元，民间还有1200亿美元。这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这是真金白银，可我说未必，因为1944年国际上就放弃了金本位制，货币发行就不再以黄金作为储备；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连美元都放弃了与黄金的挂钩。
那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呢？应该说那是一个表明财富的符号，过去的表现形式是一张纸，可现在是所谓的电子货币，是虚拟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电脑里的符号。你说有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财富，那它可是虚拟的，你要这个能干什么用呢？一般说，有美元当然可以买国际市场的东西，尤其应该能购买美国的东西，可如果你用这个去买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它不会卖给你；你买制造业的产品，对不起，在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几乎全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又主要是来自中国的。
是的，正如布什政府所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确实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可能是因为，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是在美国，为美国撑着他们的资本市场。美国的GDP可以达到80%以上来自第三产业，其实主要是来自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因此它可以让一般制造业退出。请注意，美国的GDP主要不来源于实质经济的生产，而虚拟经济的增加值却占GDP这么大的比重。
虚拟资本，当然主要是以货币符号来表现，而货币到底是什么？货币信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最近，搞宏观战略和虚拟资本研究的王建指出，日本的外汇储备再次超过中国，达到大约6800亿美元，那是日本政府大幅度增发日元购买美元的结果。据他说，日本去年用了20万亿日元购买了大约1800亿美元，而到2004年计划再拿出140万亿日元购买美元。这对于日本来说，似乎不必生产出物资去换汇，只不过是政府多画几个零出来。这说明，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发达国家，当然会按照虚拟资本的游戏规则行事，直到这个虚拟资本疯狂膨胀的世界再也玩不下去。
而由于中国所处的阶段不同，我们在十五大才明确提出“资本经济”的概念，因此中国获取的外汇是用大量的产品出口换来的。王建还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虚拟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揭示了虚拟经济膨胀必然走向崩溃的运行规律。既然是规律，就是不可逆转的，值得大家看看。过去我们接受过“三性”的道理，亦即，资本主义进入所谓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必然是“寄生、腐朽、垂死”的，现在仍然是个规律。而有人说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也可能是他们还不了解王建揭示的这些情况吧。
当全世界放弃黄金本位后，货币发行的唯一基础——经济增长当然很重要，但不是绝对的，真正绝对的、可以说是唯一不能替代的货币信用来源，就是政治强权。如果美国没有超过其他国家多少倍的军事力量形成全球霸权，就不可能维持美元的硬通货地位。
2003年10月我在德国的时候，去了柏林的国家经济研究所，跟那里的学者讨论欧盟东扩问题。我说，德国马克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阵营解体之后，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而迅速扩张的。随后欧盟接纳东欧国家，整合东欧的实体经济，因此能够发行欧元，进一步与美元抗衡。
可是，庞大的苏联经济为什么坍塌了？尽管苏联的实质经济总量仍然很大，但是其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恰恰是货币体系的垮台，而货币体系垮台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政治改革先行，它的政权不存在了——没有政权就没有政治强权维持的货币信用，由此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国家和老百姓的财产都随之大幅度缩水。所以我们说，金融的信用，主要来源于强大政府的政治信用。
同样的道理，现在说人民币要升值，一个原因是中国现在进出口总量很大，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是目前相对来说政权最稳固的国家。无论国家发行多少货币，信用是来源于政府的。为什么现在国有银行据说有多少不良资产率，但老百姓照样存款，没人怀疑存款会贬值？那是因为，国有银行的信用程度并不在于按照“巴塞尔协定”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是多是少，而在于它背靠着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亦即所谓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六、从不怀疑“翻两番”
那些个翻过来倒过去地不断召开的研讨会，都是言者谆谆，可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人们想来想去似乎还没讨论清楚。有时候，那些普遍存在的疑惑，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很意识形态化的感觉。
十六大召开之前，有的老同志问我，你怎么看待“翻两番”？我们是不是真有条件能够实现？我说，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翻两番其实不是问题，三番、四番都行，前提是中国不开放货币市场、不开放资本市场。什么道理呢？货币发行的最重要基础是稳固的政权，而中国现在的政权不仅足够强大，而且在不断深化自我改革。如果现在这种政权稳固且不断完善的状况基本能够保证稳定大局，那么，只要我们不急于开放货币市场，政府就可以印发货币，印出来就可以增加投资，进入GDP。因此，问题不再是GDP能否翻番，而在于这是不是我们真正要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我还提出不要开放资本市场呢？因为，当你开始反思过去的真实经验的时候，就不会再用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去讨论问题，就会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来考虑我们国家现实的选择是什么。
我认为，资本市场主要是一个把资源和资产通过“资本化”来产生增值的工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解释：过去我们都是分房子，那时的房子是什么呢？是生活消费资源，连资产都不算。后来住房制度改革了，人们去买房子，房子就转变为资产。如果房子的建造和经营企业再进入股票市场，就是把房地产资本化。人们一旦想买房子，就得先得到多少万元的货币，比如10万元的房价，国家就得增加发行10万元货币。于是购买房子的开支就进入GDP了，亦即增发的10万元货币进入了GDP。如果房地产企业再进入股票市场，股民还得获得更多货币来参与交易，如果再创造出“衍生品”，那又得是多少货币被政府增发出来了？因此，在过去分房子的时代，房子虽然也事实上被人们消费着，却不表现为GDP增量；可是通过改革，从分配变成购买，再变成房地产业的资产进入股票市场，这个GDP增量可不就是翻着番地上去了吗？
这就是我从来不怀疑过去咱们已经实现了翻两番、到2020年也肯定能够再翻两番的道理。
何况，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还有很多草原、森林、水土、矿产，还处于资源形态，只要进入交易市场，再进入股票或者期货，GDP就上去了，别说翻两番，二十番都没问题。
七、我们到底要什么
但是，你要这个GDP到底打算干什么呢？诚然，当你翻两番，或者翻到二十番的时候，你就有几十万亿元的财富总量，就能够以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就变成中国也参与几个虚拟资本大国之间的新的一轮竞争。难道咱们的确就要这个东西吗？
如果要，咱们就这么走下去！这就是当前的主流！沿着这个主流走得下去吗？当然走得下去。可同时必须附带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到能把阳光变成能源，能把海水变成原材料，能把地球的、太空的资源无限开发。亦即，假定西方主导的这个现代化能够实现，那就必须是建立在人类的能力无限扩张，能够无限地占有资源上。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走得下去，那我想，咱们尽可以就这么继续走。其实我也没意见，我只不过就是提出问题，因为人的想象和目前主流的思路大体还是吻合的。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也未尝不可，就可能变成《黑客帝国》的居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你以人的状态生存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很难以忍受的；而在另一个世界，当你以数字化的虚拟状态生存的时候，即人被完全虚拟化的时候，也可以生活在幻化出来的无限空间中。
可如果你觉得这样走不下去，也许你会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前景；也许未来会像其他科幻小说、好莱坞电影给我们描绘的，要么全球变暖，变成“未来水世界”，要么变成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直到人类无法居住了，从而走向火星，走向太空，那里就有了新一轮的竞争甚至战争……
如果人们觉得这样的路走不下去，那么，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应该考虑人与资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恐怕就需要有一些反思，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人口不断膨胀、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而且进一步看，即便我们到2020年能够实现人均4000美元的GDP目标，真的能够让55%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即使那时候大约有8亿人生活在城市，也还会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农民的人地关系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按照现在的统计，农业人口是7亿8000万，到那个时候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不过减少几千万而已。而按照现在的城市化速度，平均每年耕地面积减少1000万亩，到时候会减少2亿多亩，那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得到改善，反而会恶化。
如果由这个现实出发，你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城市里所有的这一套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经济，对那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农村来说，仍然是不适用的。现在的法学家们所设想的现代法制社会，对这样一个小农经济遍地的状况来说，可能也不适用。小农经济高度分散，并且有3/4比例的兼业化经营，这个基本的经济基础恐怕到那时也还是目前这个状况，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还是难以实现所谓的现代化。
我们把这个还是先放下，总之，20年之后也还会有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还会有大量的人生活在农村中，人们现在认同的全部的这套现代化治理的制度，对“三农”社会还是不适用。那时，国家也仍然不能按照所谓的现代法制来形成一个政府治理。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差别就还是存在，那贫富差别和区域差别呢？恐怕这三大差别都还是会存在的。
如果你按现在提出的大目标去看2020年，我们的人口达到15亿的时候，情况也许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再往远一点看，2030年我们16亿人，或者18亿人。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以可持续的观念来看中国，现在的物质资源最多能够维持16亿人的生存，如果那时有18亿人，那么，这超过的两亿，就是打算移民也没有地方，咱们往哪儿移呢？
当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反思，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这一套现代化的话语指明的方向，真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吗？
再说了，有机会你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贫民窟，会发现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恰恰就因为咱们是城乡二元结构，恰恰就因为现在的制度是给农民按人平均分地。如果农民真的彻底离开农村，家里那块地就没了。所以尽管开放农民打工已经12年了——1992年取消粮票以后就出现了4000万以上的农民工，从那时起大规模的流动打工就开始了，但是现在12年过去，流动打工仍然是流动打工，定居下来的很少。假定我们想加快提高城市化率，让这些人定居下来，至少应该先去看看墨西哥实现的城市化率有多少是出现在贫民窟的。这种城市化你是要呢，还是不要？如果说要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都给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那咱们有这个财力吗？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提法只要拿到发展中国家一衡量，就会发现都是问题。因此我才觉得，作为和这个国家一起长大的一代人，我们应该趴下做年轻人的垫脚石，让他们走过去。我们能提供垫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反思，是我们的解构，是我们对这一套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话语的认真思考。
大家现在在书本上学的、大学里教的东西，可能连这点起码的反思精神都没有。等你们出来工作了，到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你们所感受的东西，可能和书本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时你们也可能会这样痛苦地反思。那还不如我们先把我们已经经历的东西、能反思的东西先做反思，然后告诉大家，让你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不至于到时候麻烦成堆、教训成堆，再想调整已经很难了。
所以，我这些年跑来跑去，凌乱地形成了这么些感性认识，也没能清理出条条来。到哪儿大家让我讲，我都觉得很惭愧，给不了你们理论，现在还只能处在感性认识阶段。但这个感性认识已经让我觉得很多约定俗成的话语值得怀疑了。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两个极端的东西都不可取，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谁能翻译俄文，照俄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是学术权威，就是博士生导师。今天，谁能翻译英文，照英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还是学术权威，是博士生导师。我们难道这样就算进步了吗？
我的父亲就是在大学教书的，我就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挺可怜的，从来没有跳得出来。今天看看我的同辈，我觉得也挺可怜的，甚至更可怜，因为他们甚至不想跳出来。为什么呢？利益已经决定了思想，他们只有这样干，才能得到职称，得到房子，得到博士点，才能到处去挣讲课费。那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我觉得，我说这些既得罪我的父辈，又得罪我的同辈。可是如果不跟大家说，我就觉得没尽到责任。如果确实得罪了谁，只好请原谅。
[1]1946年以前，蒙古分属黑龙江、吉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几个省份。1946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日本侵华时期，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相继侵占了内蒙古多地，1937年内蒙古西部地区主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相继沦陷。
*此文是作者2004年2月21日在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演讲。标题为收入本书时所加，再版时略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