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的强大必然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的强大。作为一门从整体上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部门哲学”，发展哲学主要关注现代化实践、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话语等三大问题。所谓现代化话语，是指围绕现代化这一核心概念而建构起来的具有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实践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的系统言说及文字表述。从语言学或符号学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一个由各种符号、修辞、寓意等要素构成的庞大的现代化话语系统，大体上由学术性话语、政治性话语、大众性话语、实践性话语等构成。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的确立，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的理论观念成为主流社会观念的现实，以及国际社会在发展方面的激烈竞争等，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强大动因。构建并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发展哲学；认识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的中国高举着中国式现代化大旗，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崛起，必然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构建与兴起；中国的强大，必然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的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新时代以来，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理念。既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的最强音，是学界关注的显学，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应当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话语。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软实力”，没有阐述和表达国家崛起的话语力量，那么，这个国家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崛起。本文遵循逻辑与历史、分析与概括相统一的研究思路，以发展哲学为切入点，拟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意涵、构建及意义等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相对独特的认识论视角。

一、发展哲学关注现代化的三大问题

在党的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我国发展哲学研究正式兴起。随着发展问题的不断涌现和国外发展理论的持续引入，30多年来，我国发展哲学研究呈现出清晰的本土化、时代化、规范化等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成为观照和指导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认识工具。现代化由于是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而成为发展哲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发展哲学主要关注现代化的三大问题：现代化实践问题、现代化理论问题和现代化话语问题。

首先，发展哲学关注现代化实践问题。社会实践是现代化的基础或载体，因此，研究现代化，不能不从实践入手。如果不从实践角度理解现代化，那么，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会成为一种抽象空洞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看来，应当将实践和现代化统一起来，掌握实践和现代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统一关系。现代化首先是一种实践，或谓之“现代化实践”，这既为我们从实践角度把握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能，也使实践角度成为观照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基本视角。这种观照或关注的目的是，探讨现代化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探讨“现代化实践”这一范畴的基本意涵——包括本质、规律、结构、功能、条件、方式、演进等。

其次，发展哲学关注现代化理论问题。发展哲学既要关注现代化实践，解决“行”的问题；还要关注现代化理论，解决“知”的问题。这是因为，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是运用自身的体力尤其智力来进行现代化创造的；现代化实践始终贯穿着人的理性思维因素，没有理论指导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发展哲学从理论角度关注现代化建设，其目的是探讨现代化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探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现代化理论与时俱进的问题。从结构上看，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现代化学术理论和现代化政治理论两部分：前者主要由学界提出，从学术角度探讨并阐释现代化问题；后者主要由政界人士提出，从政治观念角度规划并指导现代化实践。

最后，发展哲学关注并研究现代化话语问题。现代化话语主要从言说叙事等角度反映现代化。以往发展哲学的研究域只涉及了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忽视了对现代化话语的关注。事实上，现代化话语应该成为发展哲学的又一重要或基本的研究对象，因为现代化话语是连结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实践的桥梁，是表达、传播现代化主体的发展意志、主张、理念的重要载体，是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如果不关注和研究现代化话语，那么，发展哲学的内容结构就不完整，诸多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就说不清楚。因而，新时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要将现代化话语纳入自己的研究域中。

现代化实践、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话语三者各司其职，全方位、立体式地反映着现代化。虽然现代化实践和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备言说、解释或宣传等功效时——也具有“现代化话语”的性能，可谓之现代化实践话语和现代化理论话语，但是现代化实践和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话语毕竟有所不同。现代化实践是现实态的，主要解决现代化的实然性问题，人们正是通过现代化实践创造出了一个实然性的发展存在或“现代化存在”。现代化理论是精神态的，主要解决现代化的认识问题，人们正是通过现代化理论创造出了一个精神态的现代化——主要构建关于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内容。具有符号性、工具性等特征的现代化话语，具备现代化实践和现代化理论所没有的独特性能，主要解决关于现代化之反映、表达、宣传、组织等问题。构建特定时代现代化话语的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共识和共行。共识就是要确立和增强全民的现代化意识，共行就是要激发全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统一行动。

当然，现代化实践、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话语既有区别，更有统一——它们的主体都是人，它们统一的基础是现代化实践，它们的目标指向是推动或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某一特定的立体、丰满、完整的现代化图景。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概念体系

话语是人类交往和传达信息的基本工具，而从传达信息的角度看，除了语言这一载体外，还有文字——文字也具有传情达意的功能。话语在结构上有三大要素：话语主体、话语客体和话语介体。话语主体是指一定话语的构建者或阐释者，是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主体，包括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话语客体是指话语受众，即话语的接受者。话语介体是指话语的载体或中介性因素，如语言、文字、实践结果以及依托于语言、文字、实践结果的思想观念、大政方针、文艺作品等。凡是传播了一定话语并表达了明确信息的媒介因素都可以称为话语介体。话语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话语不仅是对话语主体的思想、主张、情感等的表达，也是对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的反映。语言的社会学功能在于，“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孙正聿，第17页）。人所理解的世界基本上是他在语言中所获知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他所面临的现实世界。然而，语言（话语）是意识的物质外壳，意识具有主观性，所以语言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主观性。话语所具有的选择功能，就是这种主观性的表现之一：表达什么、怎样表达，由话语主体掌控。例如，西方国家企图通过“话语殖民”或“话语洗脑”，对非西方国家进行“认知战”，因而其关于非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常常表现为失败国家话语、独裁者话语、集权主义话语等。在话语的社会功能中，最为突出的是政治功能或意识形态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符号，总是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在当今国际社会，少数西方国家总是将本国或本集团国的意志、价值观念等通过一套“话术”强行推广到全世界，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话术”是将全球化变成西方化的重要手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话语”这一概念不断越出语言学的界线，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发展话语分析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很可能将延续到90年代”（埃斯科瓦尔，第12页）。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后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运用福柯的话语分析法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矛盾重重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并对西方控制和统治下的发展体制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剖析和批判。在埃斯科瓦尔看来，“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开始运行的，也就是说，它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只有特定的事物可以被言说，甚至是想象”。（同上，第43页）在其名著《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一书中，埃斯科瓦尔指出：“通过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研究者得以继续关注发展的统治地位”，“同时能够更有成效地探索发展的可能条件和普遍效果。话语分析营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研究者可以‘从发展话语后退几步，绕过它那司空见惯的现实，去分析它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话语分析使我们能够将‘发展’分离出来，将它视为一个涵盖其他事物的文化空间，同时，让我们抽身其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辨发展”。（同上，第4页）可见，埃斯科瓦尔试图通过话语来关注和思考发展，以探讨发展现象背后的东西。在我国，对发展话语的关注和研究大约有十余年的时间，而对现代化话语较为集中和正式的研究主要是近几年的事情。现代化话语研究目前还主要停留于提出问题的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话语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一种现代化话语的形态。所谓现代化话语，是指围绕着现代化这一核心概念而建构起来的具有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之实践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的系统言语，由一系列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观念、阐释、陈述、要求等具有话语性能的因素和形式构成。话语体系形成的最显著标志是，提出核心概念，且这个核心概念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和认同。从语言学或符号学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一个由各种符号、修辞、寓意等要素构成的庞大的现代化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围绕着“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及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普及运用情况。40多年来，在九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现代化”始终都是高频率出现的概念，分别出现了29次、45次、59次、40次、40次、22次、35次、47次、86次。这充分表明，“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新时代以来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概念。

“要想理解作为话语的发展就不能只关注这些要素本身，而必须关注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正是这个体系使对象、概念和战略的系统化建立成为可能，它决定了在发展的范畴内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什么是可以言说的。在制度、社会经济过程、知识形式、技术因素以及其他要素之间建立起的这些关系，界定了在何种情况下对象、概念、理论和战略可以被纳入到话语之中。”（埃斯科瓦尔，第44-45页）既然发展话语是一个体系，那么，作为发展话语的现代化话语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自然也是一个体系，这一体系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圈层结构：其核心概念或基础性概念是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最内核、最根本的东西，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于人的现代化方面、落实和体现于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其外围的第一圈层的衍生性概念主要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等；其外围的第二圈层的衍生性概念则主要是一系列与发展有关的概念，包括高质量发展、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新发展理念等。上述不同圈层概念出现的阶段或时期不同、位次不同、涵盖的范围不同、表达的意义不同，因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容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始终围绕着在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元问题”展开。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解答、阐释、宣传等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主题、主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或基础性概念并非凭空产生，也无法单独传情达意，它唯有形成与之相呼应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以及实践话语等，才能进行表达和交流，进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逻辑体系。

首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是指通过学术语言、文字和逻辑论证等产生的具有学术理论形态的话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以及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问题主要由学术话语予以阐释、论证和表达，学术话语为我们提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阐释要以深入研究为基础，研究深入，阐释才能透彻。”（习近平，2023年）学术话语形态以逻辑论证的方式阐释和表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正当性，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其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话语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话语是指以党和政府领导人员为主体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作出的规划、论证、阐释、表达和部署，主要体现在宪法、党章、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工作部署文件及领导人讲话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话语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为重要和直接的话语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由于该话语与国家的政权机构紧密相关，所以其传播最为迅速和广泛，社会影响力也最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观照指导作用。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话语的界定不难发现，政策性话语是其题中之义。政策性话语更多地属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的执行话语或落实性话语，是关于如何去做的话语，发挥着把理论话语转化为实践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成实践，离不开相应的政策方针及其话语表述。

再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大众话语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大众话语主要是指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日常生活话语，是对人民大众在现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是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追求发展的一整套话语表达。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大众形态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具有广泛性、多样性、易变性、口语化较强等特征，其语言风格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更为朴实易懂。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贴近现实、贴近人民的话语表达，这是由我们党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和人民立场所决定的。我们党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治逻辑。为了体现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性，为了组织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形成关于现代化实践的历史合力，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构建面向人民大众的话语形态，实现由理论话语（包括学术理论话语和政治理论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一是要结合人民群众的认知水平，“因人而宜”地使用他们的语言，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既能出现在电视报刊上，又能出现在田间地头、厂矿企业、集市码头等地方；二是要结合人民群众的主观喜好，运用生动活泼、多样有趣的形式特别是新媒介进行传播表达；三是要结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事说理”，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人民群众的切身体会和认知中得到阐发和表达。

最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话语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话语是一种以现代化过程特别是现代化结果为形式而呈现的话语形态，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或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变化感性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直接发挥言说、宣传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话语形态有两种表现：其一，现代化实践的丰硕成果“无言”地展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正当性，即现代化实践成果本身以直接感性的形式发挥着“言说”功能——“事实胜于雄辩”；其二，人们在对现代化成果的宣传介绍中形成了关于特定现代化的实践话语。只有在实践话语环节，一切关于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才最终建构了起来。换言之，现代化话语体系伴随着某一特定阶段的现代化实践的最后完成而阶段性地完成了其历史任务。现代化话语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对现代化的言说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本身就是最直接、最感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宣传，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鲜明的传播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话语形态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逻辑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辩证统一关系。它们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完整图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还具有揭示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或不足的重要功能。有些现代化实践，就其结果而言，存在着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直接带来了现代化的阻力或破坏力，因而我们要高度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问题表达的内容和功能。

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动因和意义

构建并运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做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生成及演进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同中国的现代化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阶段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符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新使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的现代化话语范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形态尽管几经变化，但始终遵循守正创新的基本逻辑、贯穿民族复兴的主题主线、突出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中国人民的期盼追求。

（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动因

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是通过发展解决挨打、挨饿、挨骂的问题。现阶段，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挨打、挨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发展话语力量或现代化话语力量相对较弱。在现代化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直接导致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取得的成就与现代化话语的影响力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情况。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对世界的贡献率达到了30%以上，但“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2016年，第24页）。“调查显示，国际社会受众借助西方主流媒介对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借助其他国家媒介的占10%，经由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仅占22%。这表明国际社会受众获取中国新闻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主流媒体，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塑’，而非‘自塑’。这样西方主导的话语场域与传播语境加深了中国的真实形象与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剧烈反差，加强了国际社会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差。”（洪晓楠，第18页）可见，在新时代构建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尤为迫切和重要。基于大时空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第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的确立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深厚历史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作为一种符号或工具，话语无疑是对时代和现实的反映，当时代和现实发生了变化，话语内容和形式也要随之变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由于现代发展采取了现代化的形式，因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正推进，我们需要确立关于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的观念、方针、政策、标准，构建关于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的话语。党的二十大则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年，第21页）。这里，发展的时代主题尤其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具有根本的杠杆支配作用，这一“刚性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自觉构建和完善具有时空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第二，实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时代任务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强大动因。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最根本、最深层的动因无疑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现代化实践改造中国、富强中国进而实现中国梦。在马克思看来，“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就宏观地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组织和领导的一系列发展建设活动。“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19页）这段话清晰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中心工作、主旨观念、方针路线皆聚焦于发展或现代化建设的客观现实，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更具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这种被新时代“赋能”的客观现实呼唤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

第三，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观念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及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导型理论观念，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素材。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页）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念都与发展或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关。邓小平理论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贯穿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基本线索。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集党的建设经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回答的时代问题也集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诚如“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5-26页）在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西方兴起的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至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欧美等西方国家步入“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开始逐步为发展研究所取代。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发展理论纷纷出台，它们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修正，并从后现代视角对发展问题提出新的解说”（钱乘旦、刘成、刘金源，第128页）。随着现代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一门“显学”而兴起，现代化话语拥有了众多学科研究的背景。这些理论观念及学科背景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素材。

第四，国际社会在发展方面的博弈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推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等历史现实的省思与破解。为了改变贫穷落后、被动挨打、失语挨骂的血泪现实，务必要坚持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推动和组织发展的基本单位是国家，而国家间的博弈特别是大国间的竞争主要是发展，谁发展得好，谁的“发展位”就高，谁就能够处于“核心”地位、“上游”地带，谁的话语权就强；谁发展得不好，谁就会处于“边缘”地位、“下游”地带，谁的话语权就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10页）可见，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就是，我国发展力日益增强而现代化话语权相对弱小。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自觉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意义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7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中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正在构建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2022年，第46页），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同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叙事体系就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体系，中国故事就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中国声音就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声音，中国的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塑造的。这充分表明，我们积极构建并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角度看，构建并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这样一些重要意义。其一，有助于我们通过话语对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代化现象”获得相当深刻的认识。在“现代化现象”中，现代化话语具有综合性或集大成性，现代化实践和现代化理论都能在现代化话语中得到具体呈现。其二，有利于对发展哲学进行拓展型研究。这是因为结合现实、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及其构建是促进发展哲学系统化、深入化的新的重要切入点。其三，有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研究视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予以表现和传播。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有助于我们从现代化话语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念及其对现代化实践的指导获得一种新的体认。

从现实角度看，构建并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这样一些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形成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识和共行。自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有助于全社会获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且全面的认知。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实践话语，在全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全方位的阐释、解读和宣传，从而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形成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识，对有效发动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巨大组织和鼓舞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承载着对未来中国发展所构思的蓝图，在对当下现代化活动进行辩证否定的同时，也创造着关于未来中国发展的应然状态。这种面向未来的应然状态的现代化宏伟蓝图，具有强大的激励鼓舞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有助于调动全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进而有助于形成全民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合力，从而达到共行的目的。

其次，有利于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从而打破西方“一元化”现代化话语的垄断地位。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世界性发展话语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不利于其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早期的模型有一个隐含的样板（那就是繁荣的、发达的国家），因此就必须用西方的发展标杆来测量发展。他们的欠发达概念就这样占领了话语空间，排除了其他话语出现的可能性。生产率低下、资本缺乏和工业化不足三者的恶性循环成了欠发达经济的特征。”（埃斯科瓦尔，第96页）在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话语进一步增强的形势下，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打着真理和正义的旗号，不断在全球“攻城掠地”。当前，“西方话语霸权越来越注重数理逻辑、挖掘数据、建构模型，形成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发展等领域的一系列‘指数’产品，以看似更为‘科学’‘中立’‘精致’的衡量标准和运算结果为西方的强势话语扩张进行注释和论证”。（阚道远，第88页）西方“一元化”现代化话语的垄断导致了“国家集团”的话语霸权，这些由强国组成的集团长期占据世界现代化话语的高地，进一步增强了其影响世界的能力。对于弱小国家来说，话语权的丧失不断削弱着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可见，西方“一元化”现代化话语的垄断仍是世界现代化话语多元化的最大障碍。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积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获得一席之地，从而能够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这既改变了现代化话语西强东弱的格局，也改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位”上西高东低的不利局面。持续推动这种改变首先要做好“现代化”的工作，尤其是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因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2022年，第28页）。持续推动这种改变还要做好“话语”方面的工作，包括采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中国，从而逐步改变中国及其现代化建设在西方世界被扭曲的形象。

再次，有利于在中外现代化交流互鉴中扩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影响力。话语也是一种权力。“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设计），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达到宣传塑造形象的目的。为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谋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各国无不努力创造于己有利的舆论环境。因此，话语权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制高点。”（张铭清）话语包括现代化话语的影响力越大，国家的软实力就越强。作为中国话语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实现了在发展进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和世界、现在和未来、理论和实践的连接融通，是塑造中国形象、增强中国力量、彰显中国智慧的重要渠道。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中外交流对话中的载体和桥梁作用，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影响力的应有之义。

最后，有利于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话语是当今世界最通行的话语。现代化是全球性的发展活动，在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共性，另一方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性，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和传播让世界认可和接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自身现代化的独特个性，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获得体现并予以宣传。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性和自身现代化的独特个性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宣传和阐释，没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我们就无法把握这种共性和个性，也无法让别人认可和接受这种共性和个性。可见，自觉、系统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对于世界更全面、更好认识中国，中国更全面、更好造福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埃斯科瓦尔，2011年：《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邓小平文选》，1993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

[3]洪晓楠，2021年：《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形象构建》，载《人民论坛》第31期。

[4]阚道远，2018年：《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新动向及其政治影响》，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11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7]钱乘旦、刘成、刘金源，2015年：《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8]孙正聿，1999年：《“语言转向”的根据与意义》，载《长春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

[9]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2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3年：《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求是》第7期。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22年，外文出版社。

[1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2016年，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2]张铭清，2009年：《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载《光明日报》12月15日第11版。

[1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人民出版社。

邱耕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四个一批”理论人才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自然辩证法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200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4篇、论点摘编13篇。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