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有重要世界影响力的古老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彰显着求真、向善、尚美的价值理念。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是相通的，这是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的前提和基础。

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文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开启了两大文明碰撞、对话和交融的历史。这个过程就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就是伊斯兰教主动适应中国社会、扎根中华文化土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核心教义，又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最终实现两种文明的和谐共存与深度会通。

伊儒文明交流互鉴的千年历史，产生了可资总结的历史经验和重要成果。

一是贯通共有的价值理念。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是开放的体系，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将各自文明的义理落实到道德价值的阐发和道德教化的实践之中。如和平、仁爱、忠恕、孝亲、诚信、中道等，是两种文明共通的价值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两种文明都讲求将这种价值理念付诸生活日常、益济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实践之中。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学者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盖天下之大，心同理同”等。这为化解不同文明的误解、隔阂，特别是为增进不同文化载体的了解、理解以及推动伊儒之间的根本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伦理基础。

二是构建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明清时期，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复初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们，将文明对话推向新的高度。他们都是会通四教（伊、儒、道、佛）的文化学者，通过开展译著伊斯兰教经籍活动，用中国的文字和哲学概念阐释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涵养了中华文化品格。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将伊斯兰教认主学（“凯拉姆学”）和儒家性理之学深度会通，创造了系统的“天方性理图说”，较为全面地阐述伊斯兰教的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形成以“真一说”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这既为世界伊斯兰文明提供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也为中华文明丰富了新的内涵。

三是转化为切实的爱国行动。两种文明的对话交融为中国穆斯林强化国家认同、生成强烈的爱国意识产生了切实的效应。“伊儒会通”首先体现在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上，进而将宗教认同深深地嵌入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认同之中，以此为基础，形成“国家至上”的爱国意识和实践，与国内其他同胞结成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

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在经济、文化、科技、医药、建筑、航海等领域多有建树。古代丝绸之路上，穆斯林为商贸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穆斯林和各族人民一道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勇担社会责任，投身国家建设和改革的伟业之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穆斯林坚决遵守国家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科学防疫，并纷纷表达爱心，先后捐款捐物约1.2亿余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穆斯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挚情怀。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极端主义同样给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带来重大隐患。面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反映了人类的共同诉求，聚合了人类的共同愿景。伊斯兰教中也含有人类同根同源的思想，如人类同源、彼此相连、求同存异，共同追求人类的福祉，共同维护人间的正义。《古兰经》不仅呼吁对话，而且关于对话应当以何种形式展开、以何种方式进行，确立了明确的原则。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千江映月、美美与共”，我国伊斯兰教学者马启西有一副楹联所阐发的思想与论坛的主题完全一致。他说：“斯大明始足分映万灯，惟妙笔乃能装修两世。”“分映万灯”的意思是真理的光芒映照着不同的灯，灯的形状可能各异，但是映照灯的光芒是一样的。这一概念为处理伊斯兰教与其他学说的关系，引导穆斯林正确开展文明对话、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开放包容的眼光。

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宗教对话和对外友好交往，稳步扩大国际交流“朋友圈”，特别是深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伊斯兰教组织的互动交流，其中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伊斯兰教组织探索建立了“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国际研讨会”这一弘扬正信、抵御极端的国际合作机制，旨在为应对极端思想渗透、极端主义挑战和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产生了较好的国际影响。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合作机制，广泛宣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分享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讲好和合共生的中国故事。同时，我们还将通过学术研讨、文化展演、交流互访和人才培养等方式，加强与相关国际伊斯兰教组织和机构的互动对话，自觉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汇聚更多智慧和共识，为开创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杨发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