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街头演讲时突遭枪击身亡，享年67岁。安倍遇刺震动日本政坛乃至国际社会。
作为前首相，安倍凭借自己创历史纪录的超长期执政以及对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强大影响力，在战后日本政治史、国家战略演进中占据了一个显要位置，留下了难以忽视的政治影响。
尽管安倍本人已成为历史，但对日本未来国家发展趋势走向的审视，仍可从安倍“政治遗产”的视角出发加以探究。
01 “安倍时代”与日本社会心态
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于1993年7月首次当选众议员，成为当时日本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2006年9月当选首相，成为首位在战后出生的首相，但任职不满一年即黯然下台。
此后经过5年的蛰伏蓄力，2012年9月安倍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12月再度出任首相。
长达7年零8个月的“安倍时代”由此拉开序幕，安倍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2020年8月卸任后，安倍经短暂休养重新回归政坛，聚拢政界保守势力。
2021年11月，安倍接任自民党最大派阀细田派会长，细田派因此易帜为安倍派，继续强势影响政坛局势。
除超长任期外，安倍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彼时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形势。
从2007年安倍辞职到2012年再度上台的5年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深度依赖美西方国际体系的日本深受冲击。自民党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权以及后续的民主党三届内阁均陷入困局。
美欧霸权相对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并不断拉大彼此的差距。
国际权力结构、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化，各领域秩序、规则、话语权之争日趋激烈，日本的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日益增长，对“强人政治”的需求更趋迫切。
当时《读卖新闻》社论曾这样说，由于频繁更替首相，外国领导人甚至无法记住日本领导人的名字，“这对日本而言是一种耻辱”。
这种具有“悲情”色彩、更加强硬对外主张的战略心态与舆论氛围，成为安倍再度上台并得以维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
再任首相后的安倍凭借派系资源与政治手腕，掌控了党内最高权力，率领自民党连续6次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同时，安倍将自身右倾保守政治观与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紧密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政策理念，即通过战略行动，让日本“重新强大起来”。
实际上，早在首任首相期间，安倍就开始推动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修改《教育基本法》和《国民投票法》，出台《海洋基本法》等。
2012年后的超长任期中，安倍系统性强化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自立”与“自主”，试图拓展更大“战略空间”。
不容忽视的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通过进一步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村山谈话”等既有历史表态、推动“战后外交总决算”等方式，加速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在亚洲邻国中引发普遍担忧。
02 “战略性外交”与地缘竞争思维
“安倍时代”，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日本努力适应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安倍路线”的基本思路是，以安全领域的“突破”为切入点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利用多元化外交手段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这些突破的担忧和疑虑显而易见。
除推动修宪议程、支持自卫队入宪外，在安倍主导下，日本在2013年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成立日本版国安会（NSC），两度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
2014年以内阁政令方式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积极强化“自主防卫力量”，探讨拥有对敌攻击能力并引进大型化、攻击性武器装备平台，积极推动对外防务合作，推动外交政策安全化。
在安全领域，安倍所推动的“改革”全面涉及战略体制、法制框架、执行机制、力量建设各层面，不仅承袭了战后日本保守势力谋求突破战后体制、实现“安全自主”的基本思路，更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外向性和攻击性。
其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加速推进日本“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这些动向预示着日本的安全政策、防卫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目标出现巨大转变，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威胁。
在外交领域，安倍积极推动“战略性外交”，任内访问了80个国家和地区，飞行总里程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多，创下历任日本首相之最。
安倍还高调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概念，力图彰显“道义”色彩。
但事实上，安倍外交以高度的现实主义、实力主义及地缘竞争思维为底色，大国博弈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
安倍力图在中美间维持总体平衡，以利“左右逢源”，在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前提下，以同盟“体制内发展”方式，借助美方战略资产增强自身行为能力。
安倍还主张融合推进对外政策，综合运用经济、安全乃至文化手段，加强与“中等力量”特别是欧洲、印太国家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从日本国内政治视角看，安倍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此前日本外交的收缩态势，提升了日本的国际话语权，但身后也留下了诸多争议和难题。
03 安倍身后的日本政治图谱
安倍创下日本历任首相中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然而，政治人物的政绩并非以时间长短来评判。虽然他对内满足了右翼势力的要求，对外紧追美国的步伐，但少子老龄化、数字时代发展、重大外交难题都没有“来得及”解决。
事实上，2020年8月安倍辞任首相后，围绕其“政治遗产”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安倍“政治遗产”虽具有其鲜明的个人色彩，但同时也代表着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国际秩序、日本国家发展的解读。
这种解读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正常国家”论、“政治军事大国梦”的形式，影响着日本国家战略方向。
一直以来，安倍声称自己是“开放的保守主义者”，对推广自己的保守政治理念、凝聚个人的政治圈子相当热衷。
经过长期经营，安倍身边已经汇聚了一大批保守派政治人物，其中不少人占据着自民党及政府高层要职，成为“安倍主义”的追随者与执行者。
安倍作为当今日本政坛保守势力的“精神领袖”，他的去世不仅不会中断其追随者的追随，反而可能会刺激他们更执着的行动，并以完成安倍“未竟之志”的姿态，争取共情与支持。
作为安倍后继者，菅义伟与岸田文雄在人脉与公职经历上与安倍及其亲随关系密切，尽管两人也有摆脱“安倍色彩”、突出自身执政特色的倾向，但从菅时代政策以及岸田政权目前为止的政策看，其政策仍总体上沿袭“安倍路线”。
岸田积极推动的自主防卫政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其内涵与安倍何其相似。就连岸田为彰显自身特色而提出的“日本式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也有因政策空间不足而退回到“安倍经济学”之虞。
与此同时，需要看到，安倍的“政治遗产”不可能完全左右日本的政治现实。
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安倍探索日本“战略主体性”“能动性”的主张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指导作用。
但是其中过激的成分，比如日本单独拥有或与美国共享核军力、大幅提升日本攻击性军事能力等，短期内不会成为政策现实。
在台湾问题上，安倍所宣扬的美日军事介入“联防台湾”等虚妄主张更难以成为日本的现实政策。
在对朝鲜半岛、对俄外交上，现任政府也在寻求改变安倍以往的思路，以适应当前形势的变化。
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借助国际危机推动国内战略转型、扩大对外战略影响的做法，显然有安倍时代的影子。但在面临国际秩序变革与国家战略转型时，日本的具体应对措施不会一成不变。
安倍“政治遗产”中非理性、非建设性、非可持续性的内容，终将被舍弃并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