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当地时间11点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的街头演讲中遭遇枪击，下午5点03分因伤势过重身亡，享年67岁。犯罪嫌疑人为41岁的前海上自卫队员山上彻也。根据他的供述，行凶动机是对新兴宗教团体“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原名“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以下称“统一教”）的不满。山上的母亲曾沉迷于该教团，为此投入超过1亿日元的巨额家产，导致山上一家破产，连伙食都需邻居接济。山上认为安倍（及其外祖父岸信介）与该教团关系密切，对安倍产生恨意。他最初的暗杀对象是统一教成员，并涉嫌向奈良一处统一教设施开枪射击；后将复仇目标转向了安倍，居然一举得手。安倍作为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竟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令人难以置信。
安倍家族与统一教的渊源
统一教由韩国牧师文鲜明于1954年5月在首尔创立。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满目疮痍，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急需精神上的慰藉，为统一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60年代之后，韩国经济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巨变，令许多青年人感到空虚苦闷，促使他们投向统一教。此后，统一教不断发展壮大，据称其据点已遍布全球194个国家。该团体于1959年进入日本，1964年被认证为宗教法人团体。据文化厅统计，1995年其信众人数约为47.7万人。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被指控对信众施以精神控制、向其敛财和组织集体婚配等，统一教遭到媒体强烈批判，并在多项由受害者提起的诉讼中败诉，导致大批信众退会。虽然至今仍有约6万信众，但规模和势力已经大不如前。
7月11日，统一教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山上的供述作出回应。会长田中富弘承认，山上的母亲确为在籍会员，但否认曾向其敛财。关于统一教和安倍的关系，田中称安倍曾为统一教及其关联团体“天宙和平联合”（UPF）举办的活动寄送了一份主旨演讲的录像。但安倍并非统一教的“成员或顾问”，该教团也不曾为他提供竞选协助。
然而，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表明，安倍及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关联可能不止于此。双方的联结始于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1968年4月，文鲜明在岸信介和笹川良一等右翼政治家的协助下，在日本成立了反共政治团体“国际战胜共产主义联合”（“战胜共产主义国际联盟”），该组织谋求《反间谍法》的通过和推动日本自主制定宪法。为统一教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的“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以下简称“律师联络会”）会长、律师山口广认为，岸信介是连接统一教和政党势力的关键人物，他为统一教协助自民党竞选打开了通道，而政党候选人往往无法拒绝来自宗教团体的政治献金和支持票仓。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也与统一教过从甚密，曾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与该教团方面沟通。因此，日本杂志《周刊现代》在2006年6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称，“安倍晋三与统一教的关系绵延三代。”
安倍晋三本人与统一教的公开交往最早至少可以上溯至2006年。当时，安倍以内阁官房长官的身份，向统一教组织的一场集体婚配活动致贺电，遭到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的严厉批评。于2007年9月辞去首相职务后，安倍仍不时出席与统一教相关的活动。2012年12月，下野三年的自民党重返执政，安倍二度出任首相。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因日韩关系紧张，且安倍欲就北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采取强硬措施，故有意与起源于韩国的统一教保持距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安倍和自民党难以割舍统一教的组织票，与该教团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2013年3月，统一教旗下组织“国际胜共联合”在东京举行新会长就任仪式，多名自民党议员到场庆贺。根据一名化名铃木Eight的宗教记者调查，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期间，“国际胜共联合”作为自民党候选人北村经夫的后援会组织之一，为其筹得约8万张选票，占到北村所获选票的近六成。另据统计，在安倍和菅义伟内阁中，多名政治家与统一教有关联，其中不乏前文科相萩生田光一、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首任数字化改革担当相平井卓也等身居高位的安倍亲信。他们或为统一教及关联团体的活动站台，或亲自上阵与统一教合作举办活动。
2015年，围绕统一教的改名问题，该团体与“律师联络会”等受害者团体又起冲突。文化厅也因统一教诉讼记录累累，拒绝认证其新名字。经文部科学省官员施压，统一教才得以将教名从先前的“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改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日本记者藤田庄市认为，这是统一教势力渗入自民党高层的又一明证。
2016年11月，有传言称安倍得以与即将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先行会面，是由于文鲜明遗孀韩鹤子从中斡旋，此消息真伪尚待验证。不过，2021年9月，安倍向统一教活动寄送的主旨演讲录像中，首先向韩鹤子致意，表明双方确有交情。参院议员有田芳生当时发表推文感慨：（安倍与统一教的关系）亲密至此。
上述信息多由反对统一教的律师和记者曝光，而日本主流媒体大多回避报道新兴宗教与政党的勾连，以免背上侵害信仰自由的骂名，并成为教团反复诉讼的对象。为此，不知政党和宗教团体之间还有多少秘密藏在黑暗中。
新兴宗教与日本政治
在日本，政治和宗教总是紧密相连。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扶植国家神道，以建立天皇大权下的新体制。神道继而与天皇制结合为国教体制，成为不容挑战的国家意志，并成为导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诱因之一。战后，经过民主化改革的日本对此甚为戒惧。《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中明确规定政教分离：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或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要求下，日本政府还废除了被视为军国主义体制残余的《宗教团体法》，从1945年12月起实施《宗教法人令》，为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极大限制了政府对宗教活动的干涉。
同时，正如政治学者张大柘在《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战后初期的日本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乃至灵魂上的剧烈阵痛。经济的崩溃与瘫痪，生活的困顿与无望，精神的混乱与迷惘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成为促动新兴宗教步入佳期的良好土壤。”在上述背景下，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团体数量从战争期间的34个迅速上升到340个左右，最多时甚至超过700个，其中不乏立正佼成会等信徒人数达到100万的超大团体。目前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支持母体”创价学会也是新法规的受益者。该团体由教育家牧口常三郎于1930年创建，1946年正式更名为“创价学会”。其后在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的带领下快速发展壮大。到1964年11月在时任会长池田大作的授意下成立公明党时，信徒人数已经从1951年的3,000人左右膨胀至524万户。
新兴宗教的勃兴很快引起了政党的注意，双方的关系再次重现了战前盘根错节，相互依存的特点，使得政教分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这首先是由于宗教集团可为政党提供大量稳定的选票，如得其支持，对选举大有裨益。例如，在日本的新兴宗教中，创价学会是“进军政坛”最为成功的团体，公明党的拉票力度很少能为其他政党所企及。日本新兴宗教研究者王新生指出，“（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不仅要求会员将选票投向学会的候选人，而且尽可能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商业往来者为学会候选人投票。”为激发会员的投票热情，防止弃权，公明党干部还“努力向学会会员宣传参加投票是广宣流布妙法的辅助活动，使他们认识到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议会是实现‘王佛冥合’（即政治与佛教相统一，国法与佛法相一致）的关键，从而为建立社会繁荣与个人幸福相结合的社会奠定基础。”从历届国政选举来看，公明党推举的候选人极少落选，显示了该党强大的集票动员能力和支持群体的忠诚度。因此，对于自民党而言，人数众多、选战经验丰富的公明党支持者是一笔偌大的财富，两党之间的长期同盟正是建立在“当选第一主义”这一前提之上的。
另一方面，宗教团体也需借助政党的力量传布教旨教义，并提高其成员的社会地位，摆脱宗教集团神秘晦暗的负面形象。同样以公明党为例。王新生指出，“学会成员通过参与各级选举，不仅将自己的政治代表送进立法机构，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可以使其成员产生与其他社会成员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平等的意识。”因此，公明党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意愿非常强烈，甚至不惜转换政策立场，也要以“阁内结盟”而非“阁外协作”的方式与自民党联袂执政。
第三，政党与宗教团体关系融洽，还因为双方往往具有相同的政治诉求。自民党与宗教团体“神道政治联盟”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保守团体“日本会议”关系匪浅。在安倍第三次和第四次内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阁僚属于“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和“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其中多人担任财务大臣、外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等重要职位。安倍本人还曾担任过“神政联国会议员恳谈会”会长。神政联和日本会议主张废除宪法第九条、支持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等侵略历史、倡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与自民党右派成员的政治理念高度趋同。日本会议还擅长开展宣传活动，在各地组织演讲和集会，大力宣扬其政策主张，影响和动员社会舆论。对自民党部分右派议员来说，这样的组织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宣传工具；而神政联和日本会议也视自民党为实现其入世理想的代言人。
总之，日本非但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政党和宗教团体反而结为盟友，于暗流涌动之处左右着日本政治的走向。
“信仰自由”阴影中的“教徒二世”
以政党为盟友的新兴宗教团体，其力量更加壮大，对于信徒、公众和媒体也更具威慑，往往使受害者求告无门。刺杀安倍的山上彻也及其家人，便是典型的宗教团体受害者。
从《文春周刊》等媒体的报道中可大致拼凑出山上的人生经历。他原本家境优渥，但在他5岁时，经营建筑公司的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接手公司后，情况便急转直下。1998年前后，母亲开始沉迷于统一教，逐步将家产败光，于2002年宣告破产。山上的哥哥长期卧病，或许还患有精神疾病，5、6年前因无法承担治疗费用而自杀身亡。山上虽然被同志社大学理工学部录取，但因无力筹措学费而辍学。其后，他作为“任期制自卫官”进入海上自卫队。据称他在服役期间也曾尝试自杀。2005年，24岁的山上退役，在测量公司打工，同时取得土地测量师和宅建士（可处理房地产交易）等资格。近10年间，山上辗转于多家公司，2020年进入一家工厂，从事货物装卸工作。今年3、4月间，他在网上看到安倍为统一教活动录制的视频，萌生杀意，5月辞去工作，制造枪支和炸弹，并最终于7月8日铤而走险。他在供述中称，岸信介将统一教引入日本，安倍则欲将之发扬光大（大意）。从山上坎坷的遭遇来看，不难理解他仇恨统一教，并迁怒安倍的心路历程。
新兴宗教团体确实是导致许多信徒及其家人的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这些团体对信徒的控制极为严格，一旦入信便难以脱身。张大柘指出，日本规模较大的新宗教团体普遍拥有坚实的组织建构，“已步入组织正规化的轨道，多采取教主或会长领导下的垂直领导体制，纵向和横向组织系统完善。”在严密的组织控制下，信徒很容易与亲友隔绝，转而以教团为家，将全副身心投入其中。而且，新兴宗教还建有“激励信徒精进的机制”，要求信徒为实现自身价值和壮大教团势力，努力传教和捐献财物。据“律师联络会”日前公布的资料，从1986年到2021年，统一教通过灵感商法销售和其他手段造成了约1237亿日元的损失；在过去5年间，律师和各地的消费者咨询中心仍受理了约580起受害事件，损失达到54亿日元。但是，那些脱离教团的信徒基本无望追回所捐财产。最后，新兴宗教团体尤其擅长对成员实施精神控制，如奥姆真理教通过人身监禁、暴力殴打、情绪和信息控制等手段管束信徒，迫使其从事犯罪活动。统一教也曾被控对成员“洗脑”加以监控，造成其精神莫大痛苦。据山上回忆，他哥哥找母亲要钱看病时，遭其斥责“啰嗦”，显见她已经到了丧失人伦，将教团置于亲情之上的地步。
新兴宗教团体造就了一大批被称为“教徒二世”的受害者。父母为组织奉献一切，无心教养子女，使得他们在混乱不安的环境下成长。更有甚者，许多信徒父母还向子女灌输教义，劝导他们入教，山上未成年时也被母亲带往教团参加活动。统一教下属集团“Unite”便由其信徒的子女组成，安倍率自民党强行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期间，“Unite”也在街头演讲，以助声威。这些子女即使侥幸能够脱离教团控制，精神也往往受到极大摧残。
尽管“教徒二世”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但他们得到的社会扶助却极为有限，也很少有媒体将宗教团体的劣迹曝光。原因之一在于宗教团体往往对批评者和暴露其真相者穷追猛打，甚至以暴力行为予以打压。1989年，奥姆真理教成员便曾奉教主麻原彰晃之命，杀害打算揭发教团弊端的律师坂本堤一家三口，震惊日本。再如，今年4月，漫画家菊池真理子在集英社网站连载根据其亲身经历绘制的漫画《长在“神”家：我们教徒二世》。作品原型、新宗教团体幸福科学教投诉，迫使连载停止，并删除已发表的部分。集英社还就“伤害了特定宗教和团体的信徒及其信仰之心”而致歉。
“教徒二世”问题得不到正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高层以信仰自由为由，对新宗教团体的所作所为采取放任态度。在回答山上刺杀安倍的动机与统一教有关的问题时，文科相末松信介日前称，由于宪法保障宗教自由，“（管理宗教法人的）文科省在发表意见时应极为克制。”该发言表明，政府对新兴宗教相关事宜讳莫如深，连安倍之死也无法动摇这一态度。因此，尽管《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媒体多次报道统一教向信众敛财而产生的索赔问题，并揭露该团体与自民党高层的互动；“律师联合会”也频繁就安倍与统一教的关联问题向其致公开谴责信，但被点名的政客根本不屑回应，新兴宗教团体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也从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处理。
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政党在“信仰自由”这面旗帜的荫蔽下，罔顾政教分离原则，与一些宗教团体发展出伴生关系，对其造成的危害置若罔闻，是酿成安倍之死的根本原因。日本政坛确实应该认真审视自己与宗教的关系，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来源：本文2022年7月15日首发于“端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