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7月8日，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行刺者是一位深受新兴宗教团体——统一教之害的中年男子。明治维新之后，安倍是第一位因宗教问题被刺杀的首相。虽然日本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然而安倍遇刺后，包括安倍在内的多名自民党政治人物被揭露出与统一教有着各种利益交易。修宪是自民党自建党之初就定下的政治目标。为达到修宪目的，自民党内保守势力与试图寻找政治庇护的宗教团体彼此关联，有着各种私下交易，不仅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导致众多家庭遭受精神和财产的损失。本篇拟以安倍遇刺事件为例，揭示自民党保守势力的政治违宪真相。

关键词：统一教;安倍晋三;国体维护;新兴宗教;修宪

作者简介：赵刚，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社会文化。

文章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3年第6期

2022年7月8日，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前内阁总理，同时也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战后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发表演讲时突然遭枪击身亡，享年68岁。嫌犯山上彻也面对警方的调查，声称刺杀安倍的理由是源于个人对统一教有着深仇大恨所致，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

自明治维新实行宪政后，日本历史上遭遇行刺的首相、前首相包括安倍在内一共有8人。安倍则是唯一一个因为宗教问题导致怨恨而被行刺致死的，这也折射出当下日本社会宗教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国内矛盾的尖锐化。

安倍遇刺后，包括安倍本人在内的自民党多名大佬，被揭露出与统一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拟通过对安倍遇刺事件的分析，揭示在战后日本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下日本社会保守势力与宗教团体的关系以及自民党政治违宪的真相。

一、政教合一是明治维新的政治遗产

众所周知，天皇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了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集君权与神权于一体的“现人神”1。作为近代化国家的君主，与幕府专权之前的古代天皇同时享有君权与神权时代不同，其地位的法理依据是《大日本帝国宪法》2(以下略称：旧宪法)第一章第一条所规定：“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系之帝位”。天皇根据宪法得到了国家元首和总揽统治权的地位。与此同时，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也就成为了日本的“国体”。自“国体”的概念诞生之日起，日本国内对“国体”的内涵就有着不同的见解，主要分为宪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导的“国体论”,以及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导的“家秩序国体论”。

然而，在旧宪法时期，无论是明治初期穗积八束所主张的“国体论即主权”,还是大正时期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都证实了天皇同时扮演着“神舆”和“役人”的双重角色。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天皇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神，是国家的核心象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旧宪法明文规定天皇既代表神权，又代表世俗政权。因此，日本战前的政治体制属于政教一体的双重构造。

为宣扬天皇统治的正统性，达到对国民进行思想洗脑的目的，1890年，文部省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家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奉献生命。1937年3月又编撰了《国体之本义》的教科书，宣称：“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而永久统治此乃我国万古不易之国体，基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奉体亿兆一心之圣旨，尽忠克孝发扬美德，此为我国体之精华，国家永久不变之大本。”[1]像这样依托皇权和行政手段，用《教育敕语》等高压形式来“教化”国民接受天皇统治权的行为，使旧宪法彻底成为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统治国民的工具，也让日本在穷兵黩武的末途，走上了战败的不归之路。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向日本法西斯发出最后通牒即《波茨坦公告》,令其无条件投降同时严惩战争罪犯。在明确日本已无法挽回战争败局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竭尽全力维护天皇为统治中心的国体。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内阁于上午八时将附加了要求“不得损失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2]的外交照会经瑞士及瑞典政府转交给中美英苏四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4日，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并录音《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接受中美英三国命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终战诏书》通过日本放送协会正式向日本民众广播，日本政府也于当日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如同《终战诏书》中所强调的“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等措辞内容，《终战诏书》的重点与其说是宣布“终战”,还不如说是为了安抚日本国内民心。昭和天皇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号召国民隐忍一时之痛，表明了日本仍将坚持保留战前国体、延续皇权统治的决心，但是，通篇未对战争的责任进行明确表态。

二、保留“国体”是导致政教分离悖论的根本原因

1945年，伴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改变，尤其是同年5月8日，轴心国一方的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战事宣告结束后，盟军内部各方势力为争取将各自最大利益最大化，在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处理问题上同床异梦，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而日方提出将保留“国体”作为日方接受投降的要求，导致了日本在战后国家制度的重建以及军国主义清算的不彻底性。

同盟国军队方面，尽管麦克阿瑟在1945年8月30日登陆日本本土后，宣布成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General Headquarters,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为日本实际的统治机构。在1945年10月至12月期间，GHQ相继向日本政府下达了《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对教师及教育官员的调查、开除、认可》《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护、监督及弘扬》《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等“四大指令”,除强制日本实行政教分离的之外，试图从教育制度上铲除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毒害。然而，如同贾璇氏所述：“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天皇制意识已潜入日本国民内心的深层。一旦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立即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日本国民将会集体对美国占领当局产生敌对思想，这些无疑会为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而那样的窘境是占领军当局所不愿面对的”[3]。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军队最高层出于对历史(延续千年以上的天皇制)和现实(占领后政治社会的平稳过渡以及美国远东政策的需要)的考虑保留了天皇制国体。不过，麦克阿瑟在限制天皇战前“现人神”地位方面采取了一定措施。1946年元旦，根据GHQ的指示，裕仁天皇发布了题为《关于新日本建设之诏书》(即《人间宣言》)的讲话，宣称：“朕和诸等国民之间的纽带，是依靠互相信赖、互相敬爱所形成，并非是单靠神话传说而生出，而说朕是神，日本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素质，拥有能扩张统治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事实的观念，也是无根据的。”通过天皇发布的《人间宣言》,GHQ迫使天皇亲自否定了战前天皇崇拜和极端民族主义核心的神的血统，否定了天皇的“神格”,确立了天皇的“人格化”,大有动摇国体的迹象。然而战后第二年，为平息日本国内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裕仁天皇在麦克阿瑟的默许下，展开了国内巡幸。天皇的巡幸不仅起到了精神统合、稳定民心的重大作用，同时也为《人间宣言》后的天皇重新找回了在日本社会的立足点。也致使战后民主化改造的重心偏向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在遵循美国制定的《日本统治体制的变革》[4]文件(SWNCC-228号文件) 中规定的所谓“麦克阿瑟三原则”:(1)保留天皇制；(2)放弃作为解决本国纷争之手段的战争，进而放弃作为保卫本国安全之手段的战争，决不认可日本的任何陆海空军，决不给日本军任何交战权；(3)废除日本封建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由日本“自主”修定而成的。围绕上述原则，日本于1946年11月公布了《日本国宪法》(亦称为“和平宪法”)的草案，并于1947年 5月 3日 开始正式实施 。关于天皇在战后的国家地位和权力，在新宪法体现为第一章第一条所规定的：“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第三条规定：“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3上述规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但是，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昭和天皇并未被追究战争责任，皇位和天皇制得以保留，也就保留了日本传统政治最重要的底色。而且，仅被规定为象征的天皇，在政治体制实践中仍在扮演重要角色”[5]。既然接受战败的根本原因是维护“国体”,作为承上启下的战后政坛的主流政党就必然要承担起这个重要责任。

三、自民党保守势力是战后修宪的主要推手

如前文所述，促使日本放弃战前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国体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日本的战败。然而，二战前作为日本政教合一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在战后虽然通过宪法被剥夺了实际的权力而成为了日本国家象征的“虚君”,同时，《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又规定：“保障民众的信教自由，国家及国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进行宗教活动”,禁止了宗教作为国家官方的行为。但事实上，天皇根据《日本国宪法》第七条的规定，“从事各种仪式”并未停止各项祭祀活动，与此同时，天皇制“国体”也以新的形态被保留了下来。

回顾二战后日本社会实现“重经济，轻军备”和平转型的发展历史，有学者将其总结为3个要点：“一是以美英为范本的政治民主制度，二是以放弃战争为核心的和平宪法，三是重经济、轻军备的国家发展路线”[6]。在盟军占领期间，日本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的民主改造和军国主义清算。西式的民主制度也普遍为日本社会所接受，但是，伴随战后东西阵营的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为了遏制前苏联势力在东北亚的扩张，放弃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这使得最为关键的“天皇制国体”及其背后的保守宗教势力经过改头换面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以永久放弃战争为核心内容的和平宪法，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到保守政治势力的挑战。《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及交战权：“(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6]然而伴随冷战的结束，围绕宪法修订问题，日本朝野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自建党之日起，修宪就成为其主要的政治目标。无论是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发起“战后总决算”时代，自民党内部保守势力有过多次修宪的实际动议。

同时，如同政治学者坪井秀人所述：“人们常说新宪法等于战后，修宪也代表着战后时代的结束。实际上，新宪法已经被逐渐肢解，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后宪法时代，这也是‘战后结束’[7]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进入安倍时代后更为明显”。真正为修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安倍政府。早在 2006年安倍第一次组阁之时，安倍就明确将修宪确认为首要政治目标。安倍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致美丽国家》一书中，对日本成为一个美丽国家的前提条件描述为以下4个方面：(1)重视文化、传统、自然、历史的国度；(2)以自由社会为基础的有规制且法制完备的国度；(3)未来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度；(4)受世界信赖、尊敬、爱戴并具有指导权的国度。然而，他又直接将日本不能被称美丽国家的理由归结于受宪法九条限制以及法制不完备[8]。 自民党于2012 年 4 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修改草案)》,明确了自民党修改宪法的主要目标就是：(1)强化天皇的权力(不仅是全体国民的象征，同时还是国家元首);(2)强化国民对国旗以及国歌的尊重；(3)成立国防军，国防军除保卫本国的安全之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活动；(4)强化宗教管控；(5)强化内阁总理在紧急事态情况下的权力4。该草案针对强化宗教管控，虽然强调了确保国民拥有信仰自由，但提高了申请成立宗教团体的门槛以及对宗教团体的监控，同时草案又将政府机构对“礼仪”“习俗”活动的支援排除在对特定宗教的支持范围外。其中将原先的象征天皇制改变为元首天皇制，这明显与战后“和平宪法”对天皇权力进行限制的原则相悖。另外，加强对宗教团体管制的同时又为公职人员参加“礼仪”“习俗”活动解除了限制，无疑在限制了战后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为政党及公职人员与宗教团体的勾结提供了方便。而且，修改宪法第九条，为“国防军”正名则是自民党蓄谋已久的。根据自民党修宪案，安倍在2012年12月第二次组阁后，即刻着力推进修宪，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和平宪法”对保守势力的约束与维护。

四、政教勾结，暴露保守势力政治违宪本质

战后日本在宗教信仰方面进行了全面放开。盟军司令部颁布“神道指令”后，先是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自己是“现人神”,政府也废除了战前制定的严格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宗教团体法》,新发布了《宗教法人令》,规定简化成立宗教法人的手续，只要履行申请手续就会得到许可。二战前受到国家神道体系压制的各宗教团体纷纷浮出水面。1947年开始实施的新宪法更是明确规定政府 “保障信教自由”。根据井上顺孝的研究，宗教团体登记数量在1946年到1953年期间以两位数增长，其中也不乏以免税和赢利为目的而成立的宗教团体[9]。 也正因为如此，部分宗教团体也成为与政界发生权钱利益勾结的特殊存在，统一教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统一教(The Unification Church)又称“统一协会”或“统一教会”,全称为“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Holy Spirit Association for Unification of World Christianity, 简称UC),1954年由出生于平壤一农民家庭的韩国人文鲜明(Moon Sun Myung)(1920—2012)创立于釜山，后成为一个根源于基督教的跨国右翼新兴宗教团体。统一教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传入日本，1959年日本统一教正式成立，最初的信徒以二战前生活于日本的在日韩国人为主。1964年，统一教完成宗教法人登记手续，正式成为日本国内的宗教团体。首任会长是原宗教团体立正佼成会成员久保木修己5。日本统一教的总部位于东京的繁华街道涩谷，下辖284个分部，分布于日本全国各地，号称拥有60万信徒。

自1968年1月开始，统一教以反共姿态向日本政界保守势力示好，积极参与日本政界活动。1966年，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笹川良一成为统一教名誉会长。在笹川良一引荐下，文鲜明与自民党保守势力大佬岸信介建立了联系。

其后，文鲜明先后在统一教内部创立了两个右翼政治团体，分别是1968年创立的对抗共产主义的右翼政治团体“国际胜共联合”和1991年创立的“世界和平联合”。两大团体吸收自民党多名重要党员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其中就有安倍晋三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外务大臣的安倍晋太郎。以此为契机，统一教主要干部曾多次与日韩高层政治家会面，也曾多次组织包括日韩政界、财界、学界和宗教团体在内的大型政治集会。比如：1970年9月2日，久保木拿着岸信介的亲笔信拜会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邀请韩方派遣代表团出席该组织在东京的武道馆召开的、由“神社本厅”等23个为推进团体以及“自卫队之友会”等为后援的“世界反共联盟大会”。岸信介本人更是亲自出任“世界反共联盟大会”的推进委员长。1973年11月，到访日本的文鲜明在久保木的引见下，在涩谷的统一教总部会见岸信介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各种迹象表明，文鲜明与岸信介在此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民党岸派也因此与统一教形成了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1984年，文鲜明因为偷税漏税在美国被起诉时，岸信介亲自给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写信说情。1989年，文鲜明在韩国与信徒的一次聚会上更是宣称，要与以安倍晋太郎为会长的自民党清河派为中心的日本国会议员加强交往6。事实也是如此，从岸信介、安倍晋太郎直至安倍晋三，自民党内保守派以“清河会”为中心，与统一教的交往持续了几十年。

安倍晋三在担任官房长官以及首相期间，曾多次向统一教组织的活动发出贺电。其中也不乏与其他自民党大佬一起联名祝贺的情况。2006 年 5 月，时任官房长官的安倍不顾当时统一教身陷“灵感商法”丑闻，向统一教组织的集体婚礼发去贺电，因此受到“日本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的抗议7。2021年9月，安倍通过视频在统一教所属“天宙和平联合”组织的大型聚会上发表了基调讲演，向已故统一教最高领导人文鲜明的遗孀韩鹤子表达了敬意。会议主办方也向会议的出席者介绍了岸氏家族三代与统一教的交往渊源。对于舆论的批判，尽管安倍一直声称自己只是以私人名义发送贺电，而非以官方身份参与，但当时安倍作为现任内阁总理和自民党总裁岂有私人身份可言。此外，安倍在2013年至2016年，多次邀请统一教的主要干部出席官方组织的“赏樱会”的事情，后来也被媒体揭露了出来。日本政府自1952年开始举办的“赏樱会”原则上只邀请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费用出自政府预算，安倍却将其用于招待包括统一教在内的支持者，明显存在违反《公职选举法》以及公费私用的嫌疑。经媒体爆料后，虽有在野党的追责和舆论的批评，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表1 自民党各派别议员人数及其与统一教有交往的人数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NHK调查资料整理制作

统一教之所以能在日本纵横数十年游刃有余，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庞大的资金来源以及众多的信徒。统一教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以下4个渠道：(1)教会所属企业的营业收入；(2)“灵感商法”的推销收入；(3)举办“集体婚礼”的收入；(4)信徒的捐献收入。统一教的产业涵盖了从制造业到金融机构、从媒体报刊到学校教育、从社会团体到文化设施的方方面面，规模庞大。“灵感商法”是统一教利用消费者对其信任，采取了近乎于传销的行径。在20世纪80年代，统一教往往通过这种办法推销的商品，以原价格的几十倍乃至数百倍出售获利。据日本“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的统计，在1987—2021年期间，日本共发生“灵感商法”相关案件34 537件，受害者达32 00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1 237亿日元以上9。 统一教“灵感商法”的做法后来也被奥姆真理教所效仿，成为教团在短期内聚集庞大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集体婚礼”源自教祖文鲜明声称世间男女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结婚才能得到救赎的说法。未婚者成为信徒后，将本人照片和简历发送给教会，由教祖进行婚配。参加统一教组织的婚礼，每对参加者须缴纳340万日元的费用，而每场婚礼参加人数可高达两三万人甚至更多。显而易见，统一教举办“集体婚礼”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信徒和获取钱财。同时，这种拉郎配式样的婚姻无疑会造成众多家庭的不幸。

同时，统一教还要求信徒将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捐献给教会，不设上限，多多益善，有些被洗脑的信徒为了向教会捐献财务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直接导致不少家庭破裂。行刺安倍的山上彻也就是其中一个。他因为深受统一教之害，成为了一个既无稳定收入又无婚姻家庭的悲惨中年。山上之所以要冒险行刺安倍，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母亲山上洋子因为加入统一教，导致其家庭情况迅速落沦为赤贫。山上彻也因此怀恨在心，从而铤而走险做出了极端行为。然而，在日本像山上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仅前述“灵感商法”的受害者就超过了3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即便受害者联合委托组成律师团对统一教提起集体诉讼，直至安倍遇刺，也丝毫未能影响到统一教在日本的宗教活动。

而在山头林立的自民党内，欲成为派系首脑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筹集资金的能力；(2)确保拥有与资金相关联的人员；(3)基于前两项能力基础上的党内发言权；(4)基于党内发言权基础上的对政府的影响力[10]。自民党内的保守势力，为了达到其修宪的政治目标以及维持其政治地位，培植利用新兴宗教势力为其提供资金和选票则是其惯用的手段。而新兴宗教团体，若想能在日本社会混得风生水起，雄厚的资金以及与政治势力的勾结是必然前提。以统一教为例，除了教会本身，旗下还有政治团体“国际胜共联合”、教育团体“国际和平联合”以及NGO组织“天宙和平联合”(UPF)等。这3个团体是代表统一教与日本以及国际政坛保守势力进行利益交换的机构。2022年8月，UPF理事长梶栗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专访时，不但承认上述机构的创始人均为统一教的教祖文鲜明，而且承认该机构的资金来源于教会。梶栗在谈到与自民党保守势力交往之时，也认可了该机构参与了从组织政策研讨、自民党所属议员的选举支持、到向国会议员推荐秘书等政治活动[11]。对照《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对于任何人均保障其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不得由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之权力”“任何人均不得强制参加宗教上之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例行活动”“国家及其机关不得从事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 ”。结合表1所列自民党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与统一教的各种关联，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政治违宪的事实，一目了然。

前述统一教与自民党的各种政治关联，仅仅只是揭露了日本政坛保守势力与众多宗教团体的关联勾结的冰山一角。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的背后，不仅有统一教这类的新兴宗教团充当别动队的角色，为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和流动选票，更有诸如神道政治联盟的大型传统宗教组织公开为修宪站台。但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实施政教分离的日本社会，对此似乎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声音。究其原因，正如五十岚所述：“在实施昭和宪法的时候，为了确保明治宪法的解体，不仅需要针对天皇元首制度以及战时体制，对官僚制度以及法律体系也应该进行全面改革。但是，由于盟军因为避免战后的混乱利用了天皇制，从而未能进行彻底的改革。虽然内务省被撤除，但是其所属官员被分配到了自治省、建设省、厚生省，明治国家的法律，特别是与公民与权力相关的行政法以及官僚体系，一直留存至今”[12]。不仅是政党，连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承接着战前的脉络。

战后《日本国宪法》明文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目前日本登录在册的宗教团体超过了18万个[13]。 但是，在日本，可能除日本共产党及少数左翼政治团体以外，各大政党与宗教团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宗教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日本象征的天皇，名义上虽然已经从战前的“现人神”,通过《人间宣言》的形式降为了“凡人”,然而皇室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并未因为一纸“宣言”而消失。正如宫田光雄所述：“由于《人间宣言》表述的天皇与“臣民”的“纽带”基于“相互的信赖与敬爱”,这里的“敬爱”是民众奉献给天皇的，而“信赖”则是天皇赐予民众的，两者绝非平等的关系”[14]。显而易见，这样的不平等关系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同时，皇室作为神道文化的传承者，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方面依然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如牛建科指出的那样：“尽管战前和战后相比日本人的天皇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对天皇文化象征价值的功能的认定则是一贯的。因此源于神道文化所确立的天皇权威乃是日本民族一贯的文化象征”[15]。这里所谓的神道文化也同样具备浓厚的宗教背景。

而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自1955年11月由原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成立后至1993年为止，曾经连续单独执政38年。即便在1993年以及2009年分别有过两次短期下野，但自2012年12月获取众议院选举大胜重返权力中心至今，自民党仍然是日本政坛不可动摇的主流势力。究其原因，离不开其背后大大小小各类宗教团体的支持。面对自民党保守势力与统一教沆瀣一气的行为，民众也表现出极度不满，伴随真相不断浮出水面，自民党的支持率明显下滑10。自我标榜为鸽派的岸田文雄及其内阁今后如何应对政治违宪的行为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 文部省.国体の本義[M].東京：文部省，1937:9.

[2] 杨奎松.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战胜纪事之六[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29.

[3] 贾璇，杨华.战后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的多元因素分析[J].大连大学学报，2018(4):31-35+51.

[4] 国立国会図書館.日本の統治体制の改革[EB/OL].[2023-01-03].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3/059shoshi.html.

[5] 李超.宪法视域下天皇与日本国体的关系[J].日本问题研究，2021(5):27-37.

[6] 王珊.试评析安倍政权“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举措[J].现代国际关系，2013 (9) :39-43.

[7] 戦後末から維新を問う[J].現代思想，2018(6):100.

[8]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M].東京都：文藝春秋，2006:21.

[9] 井上順孝.人はなぜ新宗教に魅了されるか?[M].東京：三笠書房，2009:282.

[10] 居安正.自民党ーこの不思議な政党[M].東京都：講談社現代新書，1984:102.

[11] NHK.旧統一教会関連団体トップに問う——教会と政治、安倍元首相との関わり[EB/OL].[2023-01-03].https://www.nhk.jp/p/gendai/ts/R7Y6NGLJ6G/blog/bl/pkEldmVQ6R/bp/pNnj4kdxEN/.

[12] 五十嵐敬喜，小川明雄.議会ー官僚支配を超えて[M].東京：岩波新書，1997:69.

[13] 文化庁.日本宗教年鉴(2022)[EB/OL].[2023-01-03].https://www.bunka.go.jp/tokei_hakusho_shuppan/hakusho_nenjihokokusho/shukyo_nenkan/pdf/r04nenkan.pdf.

[14] 宮田光雄.日本の政治宗教[M].大阪：朝日選書，1981:30.

[15] 牛建科.日本神道教功能试论[J].日本研究，2011(1):116-122.

注释

1 根据《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现人神”的意思是天神以人的形式在世间存在的模样——即天皇。『日本語大辞典』第一巻、小学館、1989年。

2 参见：⌜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大日本帝国憲法⌟.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etc/j02.html[2023-01-05]。

3E-GOV法令检索: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2023-01-03]。

4自民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2012 年 4 月 27 日,https://jimin.jp-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130250_1.pdf.

5久保木修己作为统一教在日本的主要代理人,也是统一教与自民党清河会的主要联系人,他的保守思想对安倍晋三有着深刻的影响。代表安倍晋三政治思想的著书《致美丽国家》书名就是来自于久保木的遗作《美国国家日本的使命——久保木修已遗稿集》。参见:久保木修己遺稿集刊行委員会編『美しい国日本の使命―久保木修己遺稿集』、世界日報社、2004年12月。

6「『安倍派を中心に』旧統一教会による“政界工作” 創始者·文鮮明氏の発言録で判明」.日刊ゲンダイ.(2022-11-07)[2023-01-03].https://www.nikkan-gendai.com/articles/view/life/314022。

7(5)「動機は『私怨』、国葬は『民主主義守る』ため?霊感商法被害1237億円、弁護士らが安倍氏に抗議文」.47NEWS.(2022-07-15)[2023-01-03].https://www.47news.jp/8053716.html。

8据NHK的调查,自民党所属的参众两院379名议员中有179名与统一教有着包括获取政治资金、参与政治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更有直接接受统一教的选举支持的议员。「自民“旧統一教会と接点の国会議員は179人”うち121人氏名公表」.NHKニュース.(2022-09-08)[2023-01-03].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908/k10013809081000.html。

9「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https://www.stopreikan.com/syohin_higai.htm[2023-01-03]。

10根据NHK的舆论调查,对自民党总部对统一教的对应结果,感到不满意的占65%以上。(NHK.解说委员室.[2023-01-03].https://www.nhk.or.jp/kaisetsu-blog/700/4732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