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同于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有着独特的精神境界建构之路。传统文化中以德性修养为支配性价值取向、以逍遥解脱为最高意义追求和以宗教信仰为终极关怀的三种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时代转型、轻视社会关系对自我实现的重要性、贬低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等问题。现代西方文化批判中的精神追求，往往注重精神世界的某一维度，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因而显得有些零碎和缺乏真正的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精神境界应该是内化和外化的综合、适应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反对精神理想化或碎片化，建构与现代化合力共振、交相辉映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应然的文化理想。我们主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架构之中，从“欲望主宰”和“精神至上”的两极张力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建构“现代化·欲望·精神”的协和境界。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精神境界 现代性

关于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联，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理论阐释。关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也逐渐成为一个共识性课题。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架构中关注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境界，却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国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路，基本突破了传统的“运用和推广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石的“新的世界观”，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或解释原则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这些研究，既把“精神统治世界”的观念揭示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也反对抹煞精神的能动性以及把精神存在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副产品等论调，强调应在实践活动中研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就为研究精神境界问题限定了“可能性空间”，但缺乏开拓性探索和实质性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精神存在及其力量，如卢卡奇的“总体性”和“物化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否定的理性”“社会性格论”“爱欲解放论”等。这些研究强调却也夸大了精神的地位及其作用，逐渐溢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路径及其基本限度。

沿着历史唯物主义开辟的道路，研究如何走出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和建构现代性的精神境界，既可以阻止对精神境界的思考陷入玄妙虚空，也可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精神境界是人在适应、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精神需要的满足层次的提升状态，标识着一个人精神追求的格局或品格。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对精神生活的抽象化理解和直观性阐释，为把握精神境界问题提供了一种结构性和过程性相结合、社会性和历史性相统一的分析框架以及整体性的视角。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不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架构，才能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取向

追求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懈探索的一个问题，尤其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深厚的智慧积淀。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因此和物质文明一样，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也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人们的精神境界追求，显然不同于具有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家庭本位等特征的漫长农业时代。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程，也是人的内在力量日益彰显的进程。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曾对全面开启现代化的19世纪作了这样的描述：“19世纪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将抽象的理论应用于实用技术，让物质世界的内在力量为智慧所控制，成为文明人的驯服工具。”然而，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如精神生活的世俗化、物化、工具化、虚无化等也随之而来，这也正是现代性的精神境界追求所要直面的问题。此外，唯物史观把精神生活归为社会的精神现象，主要从人民大众而不是个别人物中探究“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总之，不同于农业时代及其少数精英的精神追求，唯物史观的精神观照基于大工业时代的实践，且具有世界眼光和人民大众立场。概而言之，在传统文化中主要有三种精神境界取向：

其一，以德性修养为支配性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在于强调人的德性修养。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尤其强调以德性觉解和道德理想超越本能与世俗的限制，进而不断提升精神境界。马克思曾经肯定了道德修养在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当然，人们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推崇道德，是与农业时代的血缘依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政治需要等分不开的。道德是历史的产物，作为社会意识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修养，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环境。“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无法保留“独立性的外观”，“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社会化的人无论何时都不该无视德性修养。然而，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空洞的道德教化和没有实践基础的德性觉解，很难真正发挥引领精神生活的作用。在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批判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深入人心之际，德性修养的境界追求尤其容易受到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冲击。马克思、恩格斯严格限定了不同时代境遇中道德境界的作用，提出了“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等论断，他们追求的是解放全人类、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这个最大最根本的道德。

其二，以空灵逍遥、解脱无执为最高的意义追求。道家强调做世界的旁观者，摆脱外在诸相的束缚以及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妨碍，防止物滞心染或身心沉沦，追求摄心反观、迥然明觉、致虚无为、澄然清静、凝敛内在生命深度的超越性境界。禅宗的智慧在于破除人们对表象世界及其知识系统的执着，在启发内在的自觉和直悟生命的本真之中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获得精神的解脱和自由。道家和禅宗的精神境界追求，对于平衡由于人的生物本能和功名利禄的牵引而引起的精神散乱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净化人心和建构精神家园也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来看，人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一体的。这一视角在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一系列论断中得以充分呈现，如人的自由发展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个人的联合和自由离不开真实的集体这个条件、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集体的活动和集体的享受是表现自己和确证自己的活动和享受、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涉及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等等。显然，精神存在及其发展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应从社会角度去研究，关注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向度。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脱离社会关系追求个人的逍遥解脱。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追求也是历史的产物。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和条件决定着一个人的意识特殊性和精神空间。人的精神追求“应该是什么”“能够怎样”“在一定条件下必然成为什么”，是随着时代境遇而不断变化的。实际上，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无法长时期脱离或超越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而一味追求精神的纯粹、解脱和自由。

其三，以宗教信仰为终极关怀。一提到精神境界问题，西方人往往首先想到宗教。基督教轻视人的肉体满足，贬低世俗生活，将灵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通过皈依上帝以获得拯救。神学家安瑟尔谟说过，“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可见，应当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因为，你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愈是得到上帝的珍视”，他还提出了“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的著名论断。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基督教与诸多世俗制度逐渐脱离。现代科学进军到哪里，基督教在学术思想领域就从哪里退却。当然，宗教信仰在今天依然可以发挥情感慰藉或终极关怀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宗教信仰实际上贬低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曾称宗教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恩格斯说得更为直接，被压迫者“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在一个主体性得到凸显的时代，皈依拯救的境界取向面临理性主宰和精神觉醒的挑战。在马克思看来，作为“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宗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的社会原则，对“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的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积极性作用。马克思所追求的是，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依靠主体的能动性建构人的现实性，因此“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架构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境界追求

现代化的进程，既是物质文明加速发展的过程，也是精神意义相对失落的过程。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教化逐渐失去了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支配性地位，降低为情感慰藉、规范意识或偶尔泛起的敬畏感。现代科学技术架构和合理化的制度体系，与新型意识形态携手并进，越来越深入地内嵌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发展会更加自由全面，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幸福指数也自然会水涨船高，这个假设的历史幻想显然已经破灭了。现代化在今天的发展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意义失落、精神贬值、价值迷茫、理想缺失和虚无侵袭等诸多问题。

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出现的问题，自然为现代人所普遍关注，也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诊治方案：如尼采追求以权力意志为塑造力量进而重估一切价值；存在主义提倡个人主义的情绪体验、自由抉择和自我造就，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旨在培养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通过建立现代心理基础与现代人格以适应现代技术工艺与管理制度，以奈斯比特和英克尔斯为代表；侧重于激发内在参照系统形成的自我反思性进而建立自我认同的长效机制，以吉登斯为代表；马克斯·韦伯期待恢复价值理性以抵御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的无所不在；哈贝马斯则提出重建以主体交往为手段、以主体间的理解为目的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要求把欲望的运动从等级体系社会所强加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不同于“精神分析”的“精神分裂分析”，以德勒兹为代表；等等。这些探索既引起了人们对现代性精神批判的重视，也揭示了多样性的现代生活意义追寻。然而，在“批判”鞭辟入里、“推陈”基本完成的同时，依然存在着缺乏共识性“建构”成果、“出新”任重道远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缺少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而显得有些零碎和缺乏真正的力量。和现代西方文化批判中的境界追求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把人的价值实现和精神提升放置于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与这些注重某一精神维度的现代性文化建构相比，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和研判精神问题的整体性框架。

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以实践为基石、生产关系居于支配性位置、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等论断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实际上，马克思在把精神存在及其发展牢固地置于实践基础之上，并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考察精神力量及其实现的同时，不是简单地概述客观存在和主观存在之间的决定性与反作用，而是具体区分了精神的不同层次及其与现实存在的多重关联。马克思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有关论述，至少包含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感觉、意识、观念、思维等感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适应于实践活动与现实世界及其历史发展，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大量论述。第二层次，情感、目的、意志、觉悟等动力性精神因素，具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彰显着人的尊严和主体性地位，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系列论断。第三层次，对象性存在与人的内在本质力量互相依存。在透视“对象性存在”和“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曾深入揭示了对象和人的本质力量之间的关联及其转化。第四层次，“最高的精神生产”和“自由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原理及其决定性作用。

一旦深入到马克思对外在世界与内在精神结构及其关联的整体性研究，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所谓用弗洛伊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或“结合”，并不能说是一种完全创新性的添加，而反倒可以认为是某种“延伸”或“细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制造虚假的需求，压抑了人的情感需要与发展潜能。技术理性与异化劳动不仅消解了人的批判理性，而且渗透到人的本能欲望之中。现代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如何摆脱此精神困境？马尔库塞提出：“幸福的实质就是自由”，“自由的原型就是欲望压制的解除”，进而以“爱欲的解放”作为诊治药方。马尔库塞认为爱欲就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理想”，“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既在劳动成果中满足了自己对客观的情欲对象的追求，又把劳动成果作为人的现实，在现实中实现了他自身”。这种爱欲观显然受到马克思劳动观的影响。如果说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因此人的解放主要就是劳动的解放，那么在马尔库塞那里，人的本质就是爱欲，劳动的解放也就是爱欲的解放。实际上，关于与“欲望”紧密相关的“需要”和“利益”等问题，马克思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而且注重改造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取向，可以为解放绝大多数人的欲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弗洛姆那里，以获取利润为原则的西方工业社会的社会性格主要是重占有，即人的生活中心就是对金钱和名利的追求。其中以“人格”为商品、以赢得众人喜欢为目的的“商品销售型性格”就是典型。能够突破重占有的社会性格的，是强调对“超越”和“关联”的需求的重生存取向。人的真正的自我，应是以心理和情感的力量，突破与他人的隔绝屏障，并唤起与创造新的世界。“不是那种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心的活动，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要自我更新，要成长，要饱满涌流，要爱、超越鼓励的自我的性格、有兴趣、去倾听和去贡献”，这就是弗洛姆所追求的具有“创发性性格”的现代精神境界。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关于“最高的精神生产”和“自由的精神生产”等重要论述，那么弗洛姆的精神追求，并没有溢出马克思的理论视界，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发挥和系统化。

三、在“现代化·欲望·精神”的关联中探寻现代性的精神境界

唯物史观所批判的是唯心史观，而不是追求“无心史观”。不能因为马克思的科学精神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格分析，就遗忘了他的道德理想和对人的自我实现的热情。当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主义、物化、工具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严重冲击人的精神生活时，我们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去深入思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力量和独创性，是怎样照亮现代精神生活的”。人是自然、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综合产物，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相统一的特征。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整体性，因而不能单靠个人的冥思苦想或玄妙体验来提升精神境界。人的精神境界，不是通过逻辑严谨的科学之思就能获得的，也不是凭借理想范式推演所能建构出来的，它不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生存方式和社会关联。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所谓纯粹精神，现代性的精神存在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构成物。现代人的精神境界，既不能盲目超越现代性的时代境遇，又不能完全拘于既有经验和现实环境，它应该是内化和外化的综合、适应性和超越性的统一。

理性审视精神存在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随着主体性力量的日益彰显，观念化、理想化、创造性的精神走上了觉醒的历程，逐渐从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束缚中抽身而出，成为时代的“新主人”。一切现实存在都被纳入观念秩序之中，理性精神雄心勃勃地为自然立法并自觉建构社会理想。在现代化的中期阶段，充裕的物质生活和膨胀的欲望相得益彰，精神的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价值理性日益蜕变为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开始主宰价值世界，精神存在不得不退守至存在主义式的个人化、差异性和情绪化体验，精神走向了沉沦。在现代化的晚期阶段，文化唯物主义凸显，精神日益碎片化、物性化和虚无化，后现代主义甚至开始追求精神存在与现实的“零距离化”。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反对精神理想化或碎片化，注重精神境遇化，建构与现代化合力共振、交相辉映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应然的文化理想。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可以把现代性的精神境界建构问题，放置到“现代化·欲望·精神”及其关联之中进行研究。在人的内在世界中，欲望与精神是一对基本的矛盾关系，也成为推动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现实的人及其解放和发展的历程中，“欲望”处于不可或缺的位置。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也就是说，离开欲望，无法谈及人的生存和发展。恩格斯也批判过资本主义不能满足多数人“追求幸福的欲望”。“精神”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居于价值系统的高处。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是“人类精神的特权”，而且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这种真正的精神自由的实现，依赖于“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自由王国”甚至只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而“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是基本的条件。对于欲望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康德“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显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精神自由作为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具有超越性，但其实现离不开欲望满足这一前提性条件。欲望和精神最终汇聚在现代化实践中，这既让心灵获得了“实现”，又促进了现代化的生机和灵性。在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欲望与精神的关系”作为人的内在世界的基本问题，或许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路。

欲望是人的内在世界重要的动力源，也是人类取得物质文明成就的推动力。欲望在人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经济研究首先要有“理性人的假设”，政治研究离不开关注“承认的需要”。饮食男女、功名利禄是本能性的欲求，只有妨碍了别人的正常诉求，才成为所谓的恶欲或贪欲。在黑格尔看来，即使贪欲也“有内在的根源，是一种普遍的东西”，“贪欲的乐趣既不会随同寻乐工具的消逝而消逝，也不会因戒绝了个别欲求而消逝”。欲望之不断膨胀，伴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欲望主宰”境界，成为一些现代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生活状态。在此境界中，人的生活一味追求生物本性和生理需要的满足，其他精神因素仍然存在和发挥作用，但皆处于附属或被控制地位。同时，感性至上、功利标准、丛林法则等成为基本的价值导向，而以我的需要为主、以“非我”为客和以占有为目的，相应成为重要的生活追求。然而，当一个人把主要的甚至全部精力都放到了物性需要的开发和满足上时，用于创造和满足情感、认知、价值、道德和信仰等精神需求的动力和精力就容易弱化甚至衰竭。人显然都有一定的欲望追求，并需要遵循相应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但这绝不意味着退化为机械式存在，若成为欲望的奴隶，就谈不上所谓的自由全面。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用“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等论断揭示了这种境界状态的局限性。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日益激起且缺乏有效制约的感性至上原则和欲望膨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提出，“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恩格斯认为，“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

精神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内在世界的基本动力和平衡力量。从外在诸种控制和内在情欲束缚中解放出来，求得精神自由，是人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超越性追求。人生过程中遭遇诸种坎坷时，也要靠一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有效化解而不致陷入崩溃境地；既不应一味追求占有，也不必有深入的认知，还可以不受概念的钳制和束缚。重视宽阔平和的胸襟、愉悦的情感、有涵养的德性和虔诚的信仰，是具有一定追求意义的精神状态。同“欲望主宰”境界相对，一些现代人追求“精神至上”境界。当然这里的“精神至上”绝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而是在内在世界范围内强调精神的主导作用。在此境界中，一切围绕精神需要，欲望不会消失，但处于附属或被控制地位，即在满足基本物欲之上，热衷于涵养气象、拓宽情怀、提升格局等精神上的升华和满足。传统的文化理想把道德或信仰置于极高位置就属于这种追求精神主导的境界。然而，精神追求太高，就容易太空。人应该有精神性的向往和追求，但这绝不是某些抽象的、无根的玄想。人不是纯粹的精神性存在，如果人的生命活动被完全归结为精神生活，那就等于让人受制于纯粹精神目标的束缚。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以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精神理想，就存在这样的局限性。物质匮乏的传统时代，更容易强调精神追求，但往往也只是少数精英的文化理想。如宋明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就主要是针对作为未来的政治社会领袖的士大夫而言的，自然无法转化为一般百姓的生活追求。“精神至上”境界，一定意义上没有跟上现代化的历史转型，也没有深入现代性的社会现实，而且往往因为缺乏对科学精神的尊崇，而难以有效助推以现代科技为重要支撑的现代化。看似清高，实际上美好而不现实。对一个人而言，这种境界状态往往短时期内有效。如果人人都沉醉于这样的精神追求，社会历史发展恐怕会难以为继。显然，这也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所秉持的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等基本理念。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没有纯粹欲望的人，也没有纯粹精神的人。在内在世界中，欲望与精神是共生、共在的，这是其本然状态。无论是“沉浸在欲望之中的无精神性”，还是“彻底摆脱欲望束缚的精神性”，显然都是片面的。我们既要反对“精神不在场”，也不赞成“欲望不在场”。离开欲望，只讲道义，无法对人的生存方式及精神状态进行科学分析，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离开精神，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也无从谈起。马克思积极追求精神的实现，“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对于人的发展而言，欲望和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维度。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反之，“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基于欲望与精神的同生共在，追求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和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的统一。

面对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与意义危机，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恢复传统”，也不赞成“解构现代”。在“欲望主宰”和“精神至上”的两极张力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建构“欲望·精神”协和境界，是一种应然的文化理想。这种“协和”，对于现代化实践而言，是寻求一种能够与之良性互动的适应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相统一的精神状态；对于内在世界而言，是要在欲望合宜性与精神合宜性之间视各种情况的先决条件而加以权衡，以取得两者间充满着张力的平衡。或者也可以说是寻求欲望力和精神力的合力，进而能够与存在于现代化深处的科学精神有效互动。欲望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足够强大，但精神力不足，会制约欲望力的充分释放和合理发挥。没有精神力的引导，欲望力容易偏离理性的轨道，而没有欲望力的牵引，精神力的发挥也容易走空。当然，顺着欲望走，比顺着精神走要容易得多。精神境界的智慧，实际上就在于如何把控欲望。传统文化或者注重道德修养，通过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诉求以制约个人欲望，或者诉诸宗教信仰，在此岸和彼岸之间调整欲望。在现代生活中，传统的道德修养和宗教信仰，也可以转化为情感和敬畏感而发挥制衡欲望和精神解放的作用。黑格尔说过：“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敬畏感同样可以提升人的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庄严的精神修养。如果人处在“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当然，那种极力贬低欲望，认为精神因素越多品位就越高的看法，也缺乏合理性和时代感。实际上，孔子追求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即一种欲望和精神能够协和的理想状态。荀子在《乐论》中说：“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这也是在探寻如何制约欲望以与精神达成平衡。此外，一些学者提出的精神境界的最高层次，如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张世英的“审美境界”，也都蕴涵着对欲望与精神之协和共处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