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贺先生，是在他那刚刚打开不久的书房。时值七十年代中期，文革还未过去，但对老先生的歧视已有所缓和。人已不必再到干校喂猪烧水，挨批斗的事也似乎很遥远了，有些房间依然被人占着，但被抄家之事好像不会再发生了，最让他高兴的是，被封多年的书房终于打开，他又可以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了。我那时在一家工厂做最脏累的铸造清砂工，文革中背上的“政治错误”包袱随着政治运动的风云而时重时轻。在乡下租了一间农舍耳房，工余便在鸡呜狗吠声衬托着的宁静里读书。前途迷茫，上下求索而未得其道。
贺先生个子不高，在家里还常带着一顶软帽，帽沿下露出白发。人极温和可亲，说话之间不时露出真正快活的微笑。他的眼睛尤其清亮，在激动时会放出异彩。一见之下，我烦闷的心一下清爽了不少。与他谈了些什么，已很模糊了，只记得最后由于我的请求，他让我在占满三面墙的书架中挑一本书去看。我找到一本书叫《伦理学》，“目录”页上印着：“第一部分：论神；第二部分：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第五部分：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于是就选了它，因为“神”、“心灵”和“人的自由”合在一起讲，对我来说又新鲜又有一种朦胧的吸引力。贺先生没有多说什么，我就告辞了。事隔很久，他对我讲：“你一下子就选了这本书，我心里就动了一动，因为它正是我最喜欢的。”
从此，劳累过后，便在农舍小屋中读这本还夹着一些繁体字的书。实际上，它就是贺先生亲手翻译的。它一开篇便是“界说”、“公则”，然后是许多“命题”及其“证明”和“附释”，就像几何书一样。我那些年一直读中外文学、政治、历史和一点宗教方面的书，虽多有感受，但总觉的无法应对人生本身的问题。初读这本地道的西方哲学书，风格大异，令我举步为艰。但由于那些新鲜感受和“探险寻宝”的热情在鼓动，就一行行地读下去。几个月中，我数次携书去贺先生家请教。他每次见我，都显得很高兴；待我说完困惑之处，便为我讲解。有时是逐词逐条地讲，有时则是引开来讲，从斯氏的身世，信仰、人品，谈到他与其他人（比如莱布尼兹、笛卡尔）的关系，他对后人（比如莱辛、歌德、黑格尔）的影响，以及他本人学习斯宾诺莎的经历和体会。说到会心之处，那笑容就如孩子一般灿然纯真；讲到动情之际，那头上的软帽也要偏到一边。我有时真听到心中发热，脊背发冷，想不到人生里居然有这样一番天地。每次请教回来，再读此书，就觉得近了一层。这样反复揣摩，反复对比，终得渐渐入境，与贺先生的谈话也更加生动了。他每看到我的一点进步，都欢喜，但极少直接夸奖，而是以更投入的、更意趣横生的谈话表露出来。我们一老一少，不管外边“阶级斗争”、“批林批孔”的氛围，就在这书房里忘情地谈话，由他领着畅游那个使神、自然、理性、情感贯通一气的世界，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我的心灵，从情感到思想和信念，得到极大的净化、提升、滋润，整个人生由此而得一新方向。贺师母开始时担心，怕他“又向青年人讲唯心论”；贺先生则抚慰之：“斯宾诺莎不是唯心论呀。”其实，他与我的谈话中，几乎从不提这些那时颇有政治含义的大名词，只是讲思路、讲人格、讲精神境界。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是在不顾其他一切地倾诉他最心爱的东西，滚滚滔滔，不可遏制。有好几次，他忘了别的事情。比如有一次他与师母约好在外边请人吃饭，结果完全忘掉。当我们谈意正浓时，师母懊恼而归，让我极感歉意。
多年之后，特别是文革以后，贺先生又忙碌起来，我也上了大学。再去拜访，他对我还是一样亲切，但我逐渐明白，那是一段永不会再有的时光了。那之前，贺先生一直处于“思想改造”的环境中，特别是文革以来，他身遭迫害，多年不能读其欲读之书，可能也找不到人来“不加批判地”讲斯宾诺莎。于是，当某些禁令初解，他有了书房，有了时间（他那时除了修定《精神现象学》下卷译稿之外，似乎别无写作可能），又不期然地有了一位极愿意倾听他的话语、咀嚼其含义的年青人，他那郁积已久的一个心灵维度就被陡然打开，一发而不可收。
对我而言，这本《伦理学》是我一生中讲过的最重要的一本哲学书。它给我的陋室带来了一种奇异的氛围。文字上的困难、理智上的阶梯被攀登过去之后，就渐次进入了一个有回声呼应、有风云舒卷的高山深谷般的精神（神与自然交融的）世界之中。凭借超出感性与概念理性的直觉，我们能从神的永恒形式下来观认事物，获得斯宾诺莎所讲的“第三种知识”。“所以一个人获得这种知识愈多，便愈能知道自己，且愈能知道神。换言之，他将愈益完善，愈益幸福。”读这本书，让我从一个极宁静又极有潜在引发力的角度来反省我二十几年的生命，思索未来和一生。读得越多，想得越多，便越是有种种深沉而又美好的感受出现。我开始相信，人的思想意愿确可决定其人生，因为这是与神、自然和最曲折微妙的情感相通的直觉化思想。以前所读的书引发过大感动、大醒悟，却都不持久，但《伦理学》却给我劳苦孤寂的生活带来了几个月、乃至一两年的温煦“幸福”。之所以说“幸福”，而不只是“明白”，是因为其中除了思想，还有极美的深心体验和某种信念。压抑、彷徨感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一生的信心和几乎是每日每时的“快乐”。在这种感受中，我写了这辈子第一篇哲学文章，谈我对《伦理学》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的“神”的含义的理解。当然，我想让它得到贺先生的指教。文章送去时，他老人家不在，于是托师母转呈。下次再去，贺先生见我时非常兴奋，说我那篇东西写得很好，对他也多有启发。这可真让我惊喜得说不出话来了。
从此，我就钟情于西方古典哲学，在贺先生的指导下又学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并由此而走上“哲学”或“纯思想”的道路。过了许多年后我才省思到，像《伦理学》这样能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精神（而不只是思想）变化的西方哲学书是不多见的，而能将《伦理学》读成那样充满个人体会的时刻也是少有的。所幸的是，我遇到了真正能开启我、理解我、欣赏我的一位老师，使“哲学”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成了比艺术、宗教所能给予的还要更美、更纯和更真的一个人生世界！我并不认为贺先生只是善于引导学生，他对我的称赞也不只是一般鼓励；他那时根本就没有用什么“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我们的交谈（不管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中确有真正的精神相投、快乐和缘分。他眼中没有我的幼稚、偏执和可笑，而只有那慢慢显露出来的精神生命。以后，他再也没有建议我把那些习作修改了去发表。这样的老师难道不是最地道的吗？
九二年七月，我留学六年后归来，贺先生已病体沉重。不久即过世。我殷殷思念先师恩情，不能自已，于十月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到过一座雪山，
纯白晶莹，彻地通天。
我见过宁静的朝阳，
噙满高山之泪，撒向人间。
我恩师的头发，雪一样白；
我恩师的心，
能把彩霞铺向天边。
我走过大半个世界，
见不到更高洁的山川。
我进过无数讲堂，
没有进他书房的灵感。
一个孤寂无望的青年，
遇一位劫后余生的老者；
翻一本年久发黄的旧书，
却是活火一团，取不尽的温暖。
恩师的书架中藏有无数法门，
进一门就是一重洞天。
农家小屋里，柴灶余火边，
苦思书中语，母鸡孵蛋般地痴念。
幸福，来得简单又悄然，
如沟边夜开的野花，井畔又绿的麦田。
有一位受苦之人名斯宾诺莎，
他书中有山河初春般的呼唤。
恩师，我想您想在自然里，
我念您念在活水源。
世态苍茫，人事变迁，
但那山高水长处，
自是一片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