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既是承载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实体，也对应着一定的发展阶段、独特的发展过程和显著的发展成就。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文明及其基本要素，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正在向更加高级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文明转型。任何一种文明都生成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发展过程、发展维度和发展成就构成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现代化道路固有模式的束缚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新形态 工业化 发展阶段
一、文明的内涵与现代化的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可以说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哪里？本文试图在厘清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形态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发展过程的独特性、发展维度、发展成就及其世界意义等方面给出初步回答。
（一）文明的内涵
根据亨廷顿的总结，文明最早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针对野蛮状态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亨廷顿，1996），其本质在于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之后，文明的概念不断扩展并更加具体和明确。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论后美国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1991）中认为，文明是一种历史的总和，包括世界观、习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殊联结。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认为，每一种文明都具有其特殊性和历史延续性，有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诸多方面（汤因比，1961）。按照上述界定，文明具有丰富的内涵：
1.文明是承载某种精神和文化的实体存在（如民族国家）。历史上以及当今世界出现过多个这样的实体，其体现在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且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本质属性，特别是生产关系方面的特殊属性。西方理论学者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卡罗尔·奎格利、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塞缪尔·亨廷顿等都持这一观点。他们对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文明类型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其中，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和欧洲》一书中较早指出了10种单独的文明类型，他在批判欧洲文明的同时，提出了斯拉夫文明的概念。亨廷顿（1996）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奎格利认为人类历史上有16个明显的文明类型，汤因比罗列了20个文明，斯宾格勒列举了8个主要文明，麦克尼尔和布罗代尔则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9个主要文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历史上至少出现了12个主要文明，但是其中7个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现存的仅有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亨廷顿进一步指出，未来世界将不会被一种单一的所谓普世文明所主导，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文明所共存。中国哲学家梁漱溟（1949）则认为世界共有三种文明类型，分别为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其中，中国文明是所有文明中唯一延续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文明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还有一种单一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式，这就是“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
2.文明对应着人类社会一定的发展阶段，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文明化的，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这里，文明显然暗含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就文明形态或者发展阶段看，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目前可以说正在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或数字文明时代。每个文明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形成了各种具体文明形态的差异。在特定的文明发展阶段，一种文明和一种文化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和其他文化，则是因为其发展过程的独特性。历史上的几大农业文明几乎都是独立于其他文明而各自发展的，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从而塑造出各自的独特品质。而对于工业文明，其肇始于西方社会。西方国家也裹挟或者胁迫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其主导的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这使得一些人将工业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但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及其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就具有强烈的儒家文化特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或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的一条全新的工业文明道路，其发展过程迥异于西方工业文明。
3.文明包括多个发展维度。除了物质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之外，文明还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的组织化、城市化、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进步。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追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其中，我们特别强调生态文明，赋予文明以新的维度，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上几个方面是文明的主要维度，当然文明还包括其他维度。需要强调的是，文明的核心标志仍然是生产力，文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也是生产力的飞跃。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正如中国古人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4.文明体现为一定的发展成就、发展持续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影响力和辐射力。任何一种文明之所以被称为文明，正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有着明显高于其他文明的生产力和发展成就。它们的生产力一度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引领整个世界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为其他文明提供了发展的养分。例如，古埃及文明为古希腊文明准备了物质基础和文字基础，古希腊文明进而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础。中华文明为西方文明准备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加速了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到来，使得文艺复兴思想更快更广泛地传播。火药的发明更是使得西方文明获得了更大的扩张能力，加快了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此外，文明还必须有一定的持续性，这是形成世界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的文明，不管现在是否还存在，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古埃及文明持续了上千年时间。现存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则都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生产力方面明显超过其他文明，获得了较长时间的扩张和世界影响，但是无法完全消灭其他文明。相反，西方文明为其他文明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其他文明的完善和进步。从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交流和冲突来看，它们是不断互相影响着的，促进了彼此和世界的进步。一种文明持续的发展成就使得它获得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特别是对周边地区形成了较大的辐射，超越了国家的地理界限。其中，西方文明近代以来在生产力方面持续领先世界将近50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人的生产力成就，并借此对世界的其他文明造成强烈冲击，一些文明随之消失或彻底西方化，另一些文明也深受其影响。历史上的中华文明领先世界上千年，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具有深远影响，形成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圈。
（二）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文明形态
按照以上的理解，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工业文明阶段。学术界惯用现代化概念来叙述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历程，主要指工业化以及其所带动的城市化和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正因如此，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文明形态。中国学者认为，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化代表了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巨大变革，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形式（罗荣渠，1993）。因此，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伴随工业革命所诞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代表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甚至可以称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促成中国从传统农业乡土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并使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精神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知识的惊人扩张，使得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环境。在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依靠其生产力优势，对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进行残酷剥削，并通过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来推进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数据显示，19世纪初期，欧洲及其殖民地占据全球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一数字达到67%，1914年达到84%，之后还有所提高；19世纪初期，英国仅有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到20世纪初期，英国占有1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亨廷顿，1996）。在其扩张进程中，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甚至消灭了许多人类文明（如中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其他一些文明不是被征服就是被弱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居于从属地位。
到现在为止，工业文明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中西方文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西方文明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文化上的影响力，而更多是因为其先进的生产力、有计划地文化渗透以及有组织地使用武力。西方文明借助工业革命所取得的生产力成果大力发展军事技术，扩大了武器、交通工具、后勤保障和医疗方面的先发优势，增强了其发动战争的能力，促成了西方文明的扩张。这正如亨廷顿（1996）指出的，西方文明的兴起和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组织地使用武力，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性，西方人已经忘记这一事实，但非西方人从未忘记。
由于现代化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非西方国家也在探索现代化工业文明的道路。但对于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至今依然困扰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都是从西方文明进程和实践中提炼现代化的特性，然后把它们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做法来推广。甚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欧美发展模式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和标准教材。但是，非西方国家却在这一模式中屡屡碰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只有13个，其中还包括5个西方国家，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非西方经济体只有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少数的小型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3）。对于更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现代化模式可望而不可即。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无疑开辟了西方模式以外的现代化方案，并与其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获得显著的发展成就，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底蕴、社会属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属性
作为一种文明的实体，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是因为其具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底蕴、社会性质、领导集体和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也不同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它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古代优秀文明传承、吸收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新的文明创造。
（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起点和条件不同于西方。我们的起点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复制西方的道路，其面临巨大的挑战，从而造就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底蕴。西方现代化的起点是工业革命，先是依靠对国内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的剥削来完成现代化的原始资本积累，随后借助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和掠夺来扩张。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主义制造的各种障碍，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因此中国代表的是被压迫和被剥削民族的现代化。事实上，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无数先贤们就一直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开端，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试图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技术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努力和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这是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点。如果按照西方传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我国将很难快速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很有可能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因此，中国必须提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从而，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努力方向。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大胆的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目前已基本实现工业化，正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
回顾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其他国家和文明进行征服，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和影响都不是依靠武力扩张，而是依赖文化优势以及海纳百川的气度。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更多是一种内敛型文明，讲求“达人达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追求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而西方文明则有殖民主义、干预主义、同化主义的内在冲动，希望以西方为主导构建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属性，由此成为一种文明新形态。而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步调一致，是世界多个文明共同发展的一部分。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社会性质来看，存在着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形态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明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建立起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所有制基础。1953年，我国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由此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也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既能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中，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不会动摇；决定了国有经济必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支撑性作用，现代化建设中的支撑性产业和基础性产业离不开国有企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能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得现代化建设可以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达到动态平衡。更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基础保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能够得以实现，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上层建筑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来组织协调有限的社会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那么现代化建设就根本不可能顺利推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一系列革命之所以无法成功，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先进的政治组织。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面临着极其复杂危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允许我们参与他们所主导的国际市场。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将始终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后，党的领导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其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成功联系起来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既保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还可保证市场经济不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裴长洪、倪江飞，2021）。
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独特发展过程
作为一种发展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黄群慧，2021b）。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过程具有诸多理论和实践特征。
（一）始终坚持工业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强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协调发展
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是工业化，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恩格斯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历史，其实也就是创造了现代化的历史。所以说，虽然现代化不等同于工业化，但其基本内容仍然是工业化。因此，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所驱动的社会变迁过程，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首先完成工业化。这决定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是新中国成立时的首要任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要目标，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也是党和人民始终追求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多次强调，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工业化问题，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黄群慧，2021a）。
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前的策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也注意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协调发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客观规律，也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要求。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业化不仅包括新的科学技术及相应的物质生产，还包括用机器设备去装备和改造国民经济的各主要部门，如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因此第I部类生产快于第II部类生产是客观经济规律，也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因此，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而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观点还可追溯到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列宁很早就提出第Ⅰ部类优先增长规律，即“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要求我国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走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即根据市场需求先发展轻工业，等积累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第二种是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即通过国家指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工业化，然后发展轻工业。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要求我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权稳定，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立足之地。
当然，我国也重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协调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1951年指出：“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1957年，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二）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开展对外经贸合作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虽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从来不拒绝外部援助，而是努力寻求参与国际经济循环。1949年12月，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时就曾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国同志和人民的支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接受了两次比较大的外国援助，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等东欧国家援助我国建设了156项重大工程，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第二世界发达国家为主向我国提供的一系列大型成套设备，弥补了我国轻工业的短板，对解决人们迫切需要的生活物资具有重要作用。
（三）确定并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改革开放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认识到我国处于一个不太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尚未完成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国情，认识到我国的基础太薄弱。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用“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进行了概括。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发达，其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力，其主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工业化水平。
（四）开创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我们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发展，继续推动重工业领域的升级改造，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1年公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消除了经济发展的诸多约束，对推动工业化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效发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双重作用，既可以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也可以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使得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五）始终坚持经济工作的计划性和阶段性
在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系统性和计划性，这集中体现在“五年规划（计划）”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虽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一直坚持制定实施五年规划。从1953年实施“一五”计划到2021年实施“十四五”规划，已经成功完成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在每个“五年规划（计划）”中，我们明确当时的经济发展背景、形势和需求，制定相应的经济增长目标、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方向稳步前进，规避了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剧烈波动。
四、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现代化文明的发展维度
从发展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了文明的各个维度，而且拓展了它们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文明过于注重物质文明的传统，而是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一）在物质文明方面，在生产力提高基础上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生产力的提高是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共性，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在于，我们是14亿以上人口的现代化，这与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的经济体的现代化存在着质的区别。对于几百万人口的小型经济体，其现代化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搞好几个产业或者依附于某个大国就能实现；对于几千万人口的中等规模经济体，其现代化的难度有所增加，需要产业体系比较健全，且具有较强的内源性发展动力。目前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大多是人口规模低于1亿的中小型经济体，超过1亿人口且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我国人口超过10亿，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不是现有的现代化理论能够给出答案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难度可想而知，从而成为现代化物质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几十年来，我国实现了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我们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国内生产总值攀升到世界第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一，成为工业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出口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到2035年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黄群慧，2021b）。
2.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全面脱贫目标，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时，我们一穷二白，1978年时贫困人口仍占很大比重，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全面脱贫基础上，我们力求在2035年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2万美元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突出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高收入事实上掩盖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一直没有改善的迹象。中国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的最大不同就是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3.我们对生产力进步的追求没有终点，未来将加快完成信息化和数字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改造，从而为进入更高水平的文明形态做好物质准备。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是未来先进生产力和文明形态的主要标志，我国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前列。未来将进一步实现生产和服务各领域的智能化、自动化、个性化和绿色化，使得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交通运输领域的自动驾驶汽车、生活领域的智能化家居产品、服务行业的虚拟现实等得到基本普及。
（二）在政治文明方面，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
在国家治理方面，我们没有也无法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经过几十年努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集中体现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共治共享，健全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于西方的两党或者多党制，我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不同于西方的私有制为主体，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大幅度提高，这是上层建筑完善的主要标志。
（三）在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重塑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
物质生产技术只是文明赖以发展延续的外壳，文明的内核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特有的社会风貌。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无论生产力水平如何发达，如果失去了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那么就无法作为一种单独的文明而存在。因此，中华文明一直注重文明的精神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一种文明新形态，还因为它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民族精神得以延续和发展，使得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此外，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同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广泛认同，使得文明的内核更加坚固。
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我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提高，社会风貌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是空白。中国现代化建设推动人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很短时间内就基本消除文盲，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人民福祉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岁；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快速上升到2020年的63.89%。而且，我们从无到有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此外，各种市场化的科学、教育、文化、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给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事业注入新的动力。
（四）顺应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生态文明概念
生态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突出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对文明维度的重要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生产力，也是生活必需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不仅是为了顺应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或者为了占据道义的制高点，而且是解决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稀缺的自然资源这一对客观矛盾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不同。西方现代化道路以对全世界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为代价，在历史上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曾达到疯狂的程度，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和平衡。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绝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走生态文明之路。近年来，我国也在实际行动上践行了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例如，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定了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这使得我国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废气和废水排放量均显著下降。而且，我国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大会，签署《巴黎协定》，响应“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此外，我国坚持推动绿色环保产业发展，努力开发各种新能源，新能源的使用比例不断提高，为世界经济绿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五、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成就
从发展成就看，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然后逐步向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从而将现代化推进到新的高度。
（一）工业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的基础异常薄弱。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有非常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就是当时的工业化基础，可以说是接近于无。但是经过“一五”计划（1953—1957年），新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具备了工业化的基本框架，可以生产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机床、精密仪表、合金钢等高技术产品。1952—1957年间，第二产业增加值由141.8亿元增加到31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增长到原来的2.45倍；第二产业和工业占GDP比重从1952年的20.9%和17.6%提高到1957年的29.6%和25.3%。对于主要的工业产品，生铁、粗钢和成品钢材的产量到1957年达到594万吨、535万吨和415万吨；原煤和原油分别达到1.31亿吨和146万吨，比1952年增长98%和231.8%；发电量达到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汽车生产工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1957年达到0.79万辆。
1957—1979年间，虽然工业发展有所减速和起伏，但总体发展势头基本得到较好延续。197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提高到1745.2亿元，相比1957年增长4.5倍；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指数分别提高到1525.2和1694；第二产业和工业占GDP比重分别提高到47.9%和44.1%，相对发达国家来看，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主要工业产品在1978年之前都实现快速增长，特别是化学纤维和乙烯产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原油产量达到10405万吨；发电量达到2566亿度；粗钢产量增加4.94倍，达到3178万吨；汽车增加17.87倍，达到14.91万辆。
改革开放以来，阻碍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进一步被破除，开始了更加快速的增长。1978—2012年间，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235162亿元，增长约134倍，工业增加值达到199671亿元，增长约123倍。剔除价格因素的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指数也均增长约37倍。但就第二产业和工业占GDP比重看，则没有继续增加，基本保持了较高比重，并在2006年达到峰值（47.9%）。这意味着在2006年之后，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达到高潮，逐渐进入工业化后期。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使得工业相对农业和服务业更快增长，工业占比大幅度提升，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阶段。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调整产业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更加协调，特别是服务业开始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渐上升。此外，我国采用与比较优势更加契合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甚至在某个阶段更加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这在外贸出口领域尤为明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都属于服装、鞋帽、箱包等轻工业产品。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也体现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1978—1998年间城镇化率几乎增加一倍，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1998年之后，城镇化推进速度再度加快，每年增加多于1个百分点，从1998年的33.35%迅速跃升到2018年的52.57%。
1978—2012年间，主要的工业产品也大幅度增长。其中，化学纤维产量增加将近134倍，且明显高于纱和布的增长幅度，反映出轻工业领域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原煤和原油分别增加将近5倍和1倍，其中原油产量增长相对不高主要是受制于我国石油储量少，从而更多依赖进口。发电量增加18.57倍，反映出强劲的工业生产需求。最能反映工业化生产的生铁、粗钢和成品钢材分别增长约18倍、22倍和42倍，中国逐渐跃升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化学工业中使用最多的乙烯增加38倍。此外，汽车产量增加约128倍，达到约1928万辆，由于汽车的产业链供应链较长，更加能够体现我国工业综合能力的提高。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原煤、水泥、粗钢、成品钢材、化肥、发电量、电视机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1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是美国和日本的总和（黄群慧，2021a）。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事实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绝大部分进程。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此进行了概括：一是“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二是“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三是“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我国“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二）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2001年之后，世界进入信息化阶段，利用信息技术对工业进行改造、从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技术和相关产业不断成长壮大，从而开始了以信息化带动的新型工业化进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19》，1992年全球数据流量仅100GB/天，2002年达到100GB/秒，2017年提高到46600GB/秒，2022年将攀升到150700GB/秒；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增加值2015年达到3.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达到4.3%。近年来，信息化更是发展到高级阶段或者说数字化阶段。这也使得工业化出现新的动向，即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这是奠定未来世界各国工业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我国也密切注意到国际社会工业化的新形势和新动向。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对工业行业进行改造的大潮流和生产力发展趋势，我国2001年就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而言，更强调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内涵逐步丰富。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都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完成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改造，“十四五”规划进一步重申了这个目标。可以说，在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我国现代化的新任务就是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来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改造，这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包括这些内容，但有新的属性和任务。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看，信息技术和产业从2001年就开始起步，但是还比较滞后。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当时我国互联网接入比例、移动电话使用比例、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使用比例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其中互联网使用比例仅1.78%，移动电话使用比例仅6.61%，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的使用几乎为零。此后，我国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战略，信息化开始加速，到2010年互联网使用比例已经达到34.3%，移动电话使用比例也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62.76%），但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的使用比例仍比较低，分别为9.23%与3.44%。2010年之后，我国信息化进入更快速的发展阶段，到2020年左右，各项指标与发达国家已经相差较小，如果进一步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和农村地区的制约，那么与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差距，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甚至优于发达国家。
近20年来，我国信息基础设施也快速发展，到2019年左右已经基本赶上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2019年我国各行业中使用计算机的人数比例已经较高，全部行业达到32%，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别达到25%、28%和68%。除了建筑业等少数行业外，其他服务业中计算机的使用比例也较高，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的比例最高，达到131%，教育业达到108%。就企业使用互联网来看，全部行业的使用比例达到51%，制造业的使用比例达到67%，其他行业的使用比例也都普遍较高。可以说，我国已经实现了信息化的初级阶段任务，基本完成信息化通讯和传输技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初级技术改造。
（三）数字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进入新发展阶段提供了生产力基础
1.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加快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向数字化转型奠定了物质技术和知识基础。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发展阶段，世界各国正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我国也面临这一任务。在信息化初级阶段基础上，我国开始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改造。虽然中国的数字化水平与美国仍有一些差距，但是由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数字经济规模发展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其他国家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在数字经济方面明显落后于中国和美国。而就数字经济规模、平台企业数量、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数量、产业数字化程度等指标看，中国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的速度明显加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而且，党中央非常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虽然我国数字基础设施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是近年来也取得初步发展成就。在5G通信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1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142.5万个，总量占全球60%以上。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建成了诸多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在工业互联网方面，诸多大型制造业企业都在加快建设行业层面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人工智能方面，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正在建设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在自动驾驶、人脸识别、医疗读片等领域已经实现一定突破。在此基础上，数据也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2020年4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文件，提出在农业、工业、交通、教育等领域开发各种数据应用场景。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必将成为我国工业升级和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
2.作为最新生产力的代表，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给现代化赋予更多内涵和动力，将促进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第一，数字技术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传统产业的核心所在，对传统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第二，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更好更快流动，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助推市场主体改造升级，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延伸和结合具有重要作用，对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数字技术也是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力量。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我国数字技术的打压和围堵将越来越趋于严格。我国必须在加大数字技术自主研发的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海量数据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更大的国际数字技术市场，从而构成数字技术国际竞争和合作的重要依托。因此，探索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改造，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方向。
3.伴随数字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改造的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将出现新特征。第一，价值创造的主体将发生变化，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进而会引起分配方式的变革。第二，生产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以5G通信技术为基础，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生产体系逐渐完善，并伴随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将使得生产的智能化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将对所有工业甚至农业和服务业进行改造。这也将使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工智能将渗透到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智能化机器将替代大部分简单劳动。第三，生产和生活的绿色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往工业化模式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全球资源能源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危机日益严重，迫使世界主要国家开始寻求新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而以数字化推动的工业化可以有效节约资源能源、不断开发新能源、新的绿色要素和绿色化生产方式。最后，数字化对资本更加有利，可能扩大资本相对劳动力的优势，使得劳动者收入下降。数字化使得生产工具逐渐由传统的人工操作机器转变为智能化信息机器系统，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则由产业工人转变为数字劳工和“在线零工”。这意味着，平台企业及其背后的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监督和经济压榨将更加强化和隐秘，带来数字经济鸿沟。
六、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与世界其他文明也有诸多共同点，吸收并有效利用了世界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生产力方面的成果。这种文明的共同点正是其世界意义的体现，但其世界意义更在于：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文明，促进了世界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在和平发展中形成，具有包容性，追求并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并且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全面脱贫就是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大贡献，解决了几亿人的贫困问题。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拉动因素，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使得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地理，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是对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具有广泛的启示借鉴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无疑打破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教条主义思维，从而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新启示和新选择。它说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求是》杂志编辑部，2021）；“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唯一选择观念的破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保留和发扬自身文化，而不必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现代化本身并不会导致世界文明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将促使世界各伟大文明焕发生机并且彼此融合。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终结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话语霸权，为那些既希望实现工业化又想保持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华文明的智慧。
最后，现代化文明既是一种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的结果，从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结果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都不同于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从而创造了世界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作为一种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文明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发展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着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它将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伴随中国工业化的最终完成以及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为新型工业化奠定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新的高度，从而形成更广泛的世界影响。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注和参考文献略）
刘洪愧、邓曲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lhyhnly@ 126.com。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