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理解马克思的态度和方式

卡尔·马克思二百多年前诞生于德国，享年六十五岁，身后其思想又传播、影响了世界近一百四十年。迄今为止，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社会运动和学术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尤为复杂的状况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历程中，很多人并不是把马克思及其思想当作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对象，而是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手段来掌握和接受的，对他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主观情绪。

按照我的理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括四个相互关联但也有各自独立的、不能完全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的方面：（1）文本；（2）历史（包括思想发展史和社会运动史）；（3）原理；（4）现实化。不同的研究者当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过去普遍看重的是后两个领域或方面，文本和历史研究则主要是为阐释和论证原理、现实服务的。当然，也不能说这种倾向和选择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如果走得太远了，甚至成为一种潮流了，就会出问题：反映和体现在具体研究中，就是人们一般只选择那些与教科书原理、与现实问题有关的文本段落，只注意明确的观点而不深究表述观点的语境和对观点的具体论证；曲折而丰富的思想演变也变成了线索单一的“不成熟”向“成熟”的转换和过渡，衡量“成熟”的标准则是教科书观点、原理和现实策略。

在通常的意义上，对话是一种交流，一种互动，但时空的距离把作者与解读者隔开了，无法进行面对面的倾谈，只有解读者去接受作者的思想，作者已无法接受解读者的反馈。因此，我们不能把形象化的比喻与夸张的“视界融合”奉为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原则甚至圭臬。我的看法是，文本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研究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客观、准确和全面地理解他的文本及其思想。

基于文本研究理解马克思思想及其价值

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扎扎实实的研究，才会最终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马克思形象，形成对马克思思想新的理解。

其一，马克思思想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关系辨析

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在少数的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现在看来，离开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客观而到位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当我们把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马克思早期的“中学材料—大学文学作品—哲学笔记—博士论文”作为一个文本单元统摄起来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后，这些问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经千年风雨洗礼仍巍峨耸立的古罗马恢弘的建筑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成为马克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启蒙主义教育和大量人文经典滋润着他年幼的心田，在“适合抒情诗的年龄”，他“以情感来观照人性、理解世界”，在爱中体味、追问和展示爱的功能和内涵、浪漫与困境，最终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对“原子论”哲学的追寻，激发他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思维框架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理念。这些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马克思后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展开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其二，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的线索及其实质解释

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其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其出发点。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对这两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进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其不同的形态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切中肯綮地指出其症结。而马克思既不是从观念、精神、自我出发，也不是单纯从客体、自然、物质出发，而是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从实践出发的。因为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这是对僵持于本原问题上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

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世界观绝对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新世界观”，它的逻辑基石是对象化劳动、是实践，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过的完全迥异于异化劳动的自由劳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要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定的作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的感性活动和生产。所以这一世界观不以抽象的哲学“物质”或“自然”范畴为逻辑基础，也不以抽象的“主体”“自我”和精神为逻辑基础，而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础，并视劳动、实践是解开自然之谜、社会历史之谜、人类之谜的钥匙。这样，马克思哲学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抽象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探究的对象和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其三，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复杂性和批判过程的曲折性甄别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读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论者也多是借助“成型”的三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和阐释。现在看来，这是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的。随着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十五卷二十三册出齐，再加上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和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发表，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被直观而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更为关键的是《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迁。《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从来都不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如何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过程，马克思可以说费尽心思，《资本论》的理论结构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他的这种探索的忠实记录。

仅仅按照《资本论》三卷“通行本”而不依据MEGA提供的原始手稿不能完全体现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后续影响。比如，第三卷第15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中“Ⅰ.概论”最后一句话：“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在马克思的原稿中“崩溃”一词用的是Klappen，恩格斯将其改为Zusammenbruch了（Karl Marx.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hen Ökonomie dritten Band Hamburg 1894.（Text）,im: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I/15,Akademik Verlag 2004.S.243.）。很显然，前者的意义弱于后者，马克思表达的是尚未达到“崩溃”程度的“动摇”，而恩格斯的改动使其含义强化了。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恩格斯的改动“鼓舞了第二国际中主张‘崩溃论’的理论家（如考茨基）”(Carl-Erich Vollgraf and Jürgen Jungnickel,Marx in Marx's Words: On Engels's Edition of the Main Manuscript of Book 3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2(1),2002,p.62.)。

以上的梳理昭示我们，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必须紧扣《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之本性的揭露和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充分揭示了：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思考；“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

其四，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普遍的个人的解放”的含义辨析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解释为、等同于“人类解放”，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梦想，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竭力深究、撇清的一个观点和思路。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还“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还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德文原文是“Freistaat”，原义为“共和国”，也含有“自由国家”的意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当然只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仍然只是用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是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由此看来，国家只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

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他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同上书，第46页）政治解放具有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来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过变化，但这一观点始终是一直坚持着的，他不遗余力地予以强调、深化和推进，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哲学的贫困》前“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致帕威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和在该书中更明确提出把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的论断；《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反复“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时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认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可以说，这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中心线索之一。

我们知道，很多言说离开了原始文本及其思想演进，使得“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获得人们的深刻的理解。当代中国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更加客观、准确，有助于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及其长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