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在少数的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在最近出版的《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一书中，我通过对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文献的详尽解读，深入探究在其思想起源期西方文化传统因子的渗透和影响，试图对长期以来流行的解释思路和观念进行矫正和辨析，把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引向微观和深入。关于马克思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我着力探究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特里尔传统”及其宗教背景对马克思思想的培育
马克思的出生地是德国古城特里尔市。“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现在仍然完整地保留着的城中心十余栋古罗马时期的建筑，规模宏大，豪华富丽，雄伟壮观，本有歌颂权力、表彰战功、炫耀财富之意，但历经千年风霜洗礼和社会变迁，显示的则是大气的设计、精湛的技艺、完美的施工和浑厚的历史感。而近代以来留存下来的那些房屋的风格，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容身之地和生活居所，外观多样，追求动感，富丽的装饰、雕刻和强烈的色彩穿插着曲面和椭圆形空间的设计，显现出奔放、自由而又不无神秘的特点，真正代表了欧洲文化典型的艺术风格和时代风貌。
那么，“特里尔传统”带给马克思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宗教情感和人文关怀。我们可以看一下少年马克思所处的神学或宗教氛围。那些壮丽的建筑基本上都与宗教有关，而其中天主教的理念又体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当然不是严格的教规、固定的礼仪和刻板的程序，而是其中所渗透的精神气质。许多论著都注意到作为律师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称其父为“启蒙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拒斥神学，走向无神论或反宗教，而是改换门庭，皈依新教。诚如科尔纽所说，“使他摆脱了偏狭的犹太正统宗教的这种理性主义，是他改宗与他志趣相近的开明新教的部分原因”。而在特利尔弗里德利希·威廉中学6年学习期间，宗教读本一直是贯穿于马克思所修《语言》《历史》两大课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观念的灌输再加上父亲所受到的开明新教的影响，促使少年马克思的价值追求和人性关怀得以确立起来。我们应该在这一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思想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能将他后来基于宗教产生的世俗根源和现实流弊而转向无神论和“反宗教”立场与此完全对立起来，在表面的矛盾之中内在的价值仍有一致之处，因为宗教不仅代表着具体的、特定的教派，更体现着人类学意义上的情感、意识和终极关怀。对于欧洲人来说，宗教是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就少年马克思而言，情形并不例外。
我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反宗教斗士的形象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被无限地夸大了。他一生关于宗教发表过大量论述，就否定性意见而言，事实上马克思在成年时期抨击和反对过的只是特定的宗教教义及其思想流弊，研究和透视的是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及其社会影响；作为西方文明孕育的一代思想巨匠，很难说他与普泛意义上的宗教情结、宗教心理和终极关怀截然隔离，没有关联，至少在青少年时期，神学与宗教一直是他成长和运思的背景或底色。尽管马克思后来走出了特里尔，但这里永远是他的故乡；马克思毕生探究和追求超越资本主义的自由、公正、平等和正义，这些都源自“特里尔传统”的浸润和培育。
二、文学作品的写作使马克思意识到“情感与爱”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除了成长环境和家庭氛围的潜在影响，随着年龄渐长，进入中学特别是大学之后，一方面马克思的阅读量加大，视野拓宽，交往空间扩大，另一方面他的情感也呈现出澎湃发展的态势，用他自己的话说，处于“一个适合抒情诗的年龄”。于是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作了大量诗歌，还有剧本和小说，现在保留下来的有111首诗歌、1个剧本和1篇未完成的小说片断。历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不看重这些材料，甚至马克思本人后来也对它们不以为意。然而，公允地看，这些作品展示的情感真挚而感人，观照人性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既有必要性，当然也有局限性。
我对上述文本一一进行了解读，在我看来，这些作品的写作至少使他在思想上有如下的收获：
首先是领悟到情感的意义。在爱的视角下，世界不是一维的，而是“两重天”：一重是我们头顶上的自然星空，另一重是人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而且自古及今，永远不会改变。爱的功用就在于，它貌似无形，却足以撑起一片天空（《两重天》）。不仅如此，令人称奇的是，自然之夜被马克思匠心独运地描述成用“黑幕”掩盖着的状态，而且这夜幕不是用黑线编就的，而是用“旋律”织成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为在静寂的夜晚思忖“爱”，会获得比白天更多的感悟和体味（《夜》）。所以，与自然之物相比，精神与爱堪比天体的永恒绵长、海洋的深奥雄壮、宫阙的宏伟辉煌和理想之邦的美丽壮观（《思念》）。而在社会生活中，爱更是人生的“护身符”，它能医治创痛，激发灵感，唤起心中深蕴的志向，是精神世界永不枯竭的源头，时时能激发人奋进前行的力量（《护身符》）；它又是世俗功利追求的超越，依靠爱与精神的力量，人可以摆脱种种羁绊和束缚，成为世界的主宰和灵魂，成为真正的“上帝”——这是人的建构，也是“人的自豪”（《人的自豪》）。
其次是理解了情感的复杂性。爱首先是甜蜜而美好的情感体验。《惜别的晚上》以一缕秀发、一束鲜花作为信物记录和回味了马克思与燕妮分别时的感受与情境，真挚细腻，温馨动人。但爱又总是与人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爱不可能是一种滋味、一种色彩，爱的故事不可能一帆风顺、平淡似水，甚至在现实中，常常会发生两极相通、相反相成的情形。以爱的复杂性来说，情感的付出甚至可能意味着精神遭受折磨，爱人也许会变成“妩媚迷人的魔女”，而毒药恰恰出自其甜蜜的妙手，品尝“蜜汁”则成了扩散“毒液”（《毒液》）。将爱与恨联系在一起考量和诠释，意味着对爱的理解的深化。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叙事诗占了很大的比例，他借此将爱的多种滋味和多重内涵呈现出来。
最后是意识到情感的局限及超越的必要性。父亲60周岁寿辰时马克思为表达祝贺编定的诗册，虽然仍在吟咏爱和情感，但思考世界的视野有了更大的扩展，显现的意境更加深邃。比如，在由《创造》与《创作》两首组成的《献给父亲》中，他认真思考了父亲与儿子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意义。从小深受神性教化、又浸润于人文经典熏陶之中的马克思把父亲设想为“创造”自己的“上帝”；但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而是充满人间情怀、具有仁慈而博大的爱之力量的“人间神”，就是说，“创造”不是抽象、神秘莫测的行为，而是主体的一种活动，所以才能赋予人和世界以精神的力量和爱的情愫。而回报“创造者”“创造”的，则是“创造物”的“创作”。“创造物”不是永久的被动的存在，相反他之被“创造”不仅仅是造物、塑形的过程，更是“创造者”赋予其“创作”的能力和本性。“创造者”－“创造物”、“创造”－“创作”，这就是马克思对父亲－儿子关系的诠释、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再限于个人间的情感，马克思还深入到对德国国民性格的讨论。《讽刺短诗集》组诗就是这样的作品。马克思开始从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的角度来反思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黑格尔哲学的变迁、黑格尔思想的意旨与局限、德国国民性的特征与时代的关系，这些都预示着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探索、拓展和深化。
三、“原子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塑造
“原子论”（Die Atomistik）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形态，也是观照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成型的理论体系，从酝酿、雏形、质疑、矫正、修补到完善，耗费了当时哲学家绝大部分心力，虽然其中确有朴素性和直观性，但更重要的是它以一个典型的个案记录和呈现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曲折进程和可能达到的高度，并且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马克思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之后，他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开始了对“原子论”哲学的探究。具体说来，这段思想史的巡礼使马克思意识到：
第一，世界是一种包含多重矛盾的存在。
按照“原子论”哲学，构成世界本原的除了原子，还有与之相对的虚空。如果把虚空想象为空空如也，即空间的无，那么作为对其直接否定的原子就是一个空间的有，即空间中的点。仅仅作为空间中的点，原子的特性（比如坚实性或强度等）还是显现不出来，因而它只有通过否定空间，即通过原子运动过程形成的时间来实现。这样，原来在虚空中纯粹由空间来规约的原子通过否定空间就被赋予了另一种存在形式，即时间。就是说，一方面原子的存在是纯粹的物质性存在，另一方面在原子中还包含一个环节，即它是纯粹形式的、概念的存在，同时这种存在也是偶然性的，即是对一切必然性的否定，对既有定在关系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原子论”哲学的功绩就在于，它把这些对立的环节和方面都呈现出来了：原子－虚空、空间－时间、物质－形式、客体－主体、必然－偶性、定在－非定在、绝对－相对等等，它们之间虽然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双方又都包含在同一原子和物体之中。
第二，即便是自然界的运动其哲学寓意也是“自由”。
原子运动只有在其所包含的各种特性、各个环节都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是隐匿的还是显性的）才能进行，而当这些特性、环节互相对立起来、发生相互关系之时就开始了本原向现实的转化进程。如果说原子运动绝对、必然的定在是直线，那么与其相对立的存在、原子对定在的摆脱、对绝对运动的否定就形成了另一种运动形式，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就是脱离直线的偏斜。作为纯粹独立的原子像天体一样，此时它已经不会按既定轨道即不会按直线而是要按斜线来运行了。如果说直线下落运动是原子非独立性的运动，那么偏斜运动就把这种独立性体现出来了。这样，“原子论”哲学既“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对于原子来说，偏斜打破了必然性“命运的束缚”，是它对定在的斗争和对抗。
原子的这种运动的哲学蕴含是自我意识的凸显。无论是物还是人，其形成的标志首先表现在自我的变化和发展中。它诚然要与他物发生关系，但这个他物首先是它自身，即在自身内部这个他物以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的个体性相对立。一个人与之发生关系的他物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要使自己成为唯一现实的客体，就必须在自身中打破其固有的定在，即欲望和纯粹自然的力量。而自我排斥、反省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这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有个体性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正是在这种自我排斥、反省中，真正的“我”诞生了。作为本原，原子的形式与作为其对立面的物质也是在原子的排斥中衔接起来的，即表现在直线下落中的原子的物质性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在原子的这种自我排斥和结合中，“原子—物—人”的体系逐步形成和实现了。
对“原子论”的上述理解不仅厘清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统摄和概括出“原子论”最重要的议题及其所蕴含的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并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哲学体系。这可以说是马克思思想起源期最重要的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理论意义。
总之，我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思想是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哺育和塑造的。对于马克思来说，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发展和理论阐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和交流，确实极大地提升了其思想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然而，我们又必须说，过分极端化的评价和非理性的态度，也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本人的真实状况。
仔细深究起来，导致这种情形最主要的缘由恐怕在于，没有置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看待马克思思想的起源及其内涵，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要么严重误解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要么干脆把它从传统中离析出来。马克思往往以一个“激进者”“反派者”的姿态独立于思想史和哲学史：或者傲视群雄，历史上的思想家无论做过什么样的贡献都只能是其思想的注脚和论据；或者被贬得一无是处，甚至被逐出思想史、哲学史的序列，成为一种“另例”和“古怪”的存在。
就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关系而言，他的思想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之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决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溪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是滥觞之上的勃兴。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