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五日，是卡尔·马克思二百周年诞辰。纪念这位迄今为止仍然参与现代世界的“塑造”、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最好的方式，是客观、准确、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其文本、思想及当代性。但检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近一个半世纪的演进历程，就会发现，这一方面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
尽管宣传和研究马克思的著述确实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可能只有专业研究者知道，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上也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俄文第二版五十卷（以此为原则选编了德文版著作集四十一卷，以此为基础翻译成中文第一版五十卷），其实并不“全”，这一版本的编辑原则很明确，它“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特别是马克思辞世时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等，还没有全部整理出版。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力图“按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的“历史考证版”（即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上马后，便命运多舛，第一版只出版了十二卷十三册就夭折了，第二版在七十年代中期着手编辑后，也历经坎坷，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来才走上正轨，到现在为止只出版了六十多卷，完成总计划一百一十四卷的任务还需耗时良久。马克思原始手稿相当部分没有面世，意味着文本研究中尚存在不小的空白需要填补。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于“通行本”和MEGA已经出版的部分，过去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成型的著述中，而对大量的笔记、札记、提纲、书信研究得非常不够，或者有的仍是空白点。举例说，马克思的著述中，三分之二强是笔记，它们是马克思计划中写作的著作的准备稿、过程稿、补充稿，要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离开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特别是正式稿与过程稿的比较，是不可能达到对马克思思想全面、准确而深刻的把握的。诸如一八三九年的七本“伊壁鸠鲁笔记”，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的八本“柏林笔记”，一八四一年的五本“波恩笔记”，一八四三年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五年的七本“巴黎笔记”，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提纲”，一八四五年的七册“布鲁塞尔笔记”，一八四五年的九本“曼彻斯特笔记”，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三年的二十四本“伦敦笔记”，晚年的七册《编年摘录》和《印度史编年稿》等等，对国内学者来说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甚至是没有涉足过的。
再退一步说，即便是对于那些曾经着力研究、宣传过的著作，也还有一些理应加以梳理、探讨的内容。比如，马克思文本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共产党宣言》，我们过去关注的主要是它的思想和策略，但对它的创作过程、对它的四个部分的文体结构等的研究就非常不够，而离开由这些方面构成的当时的特定语境，孤立地阐发其思想，是极易造成误读和偏差的。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表征的文本，迄今为止对其的把握仍不全面，国内外学者大多把注意力盯在该书的第一卷关于费尔巴哈的论述部分，而把占全书十分之七篇幅的《莱比锡宗教会议》特别是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部分和第二卷“搁置”起来存而不论，而根据我自己的初步研究，后者无论就思想的容量还是就论证的方式都是前者替代不了的。再如，《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心血之所在，对它的研究国内学界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也较为显著，但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成型的第一卷，而对该卷的不同版本，第二、三卷的正式版（即恩格斯整理过的）和手稿本（马克思），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正式版（即考茨基整理过的）和手稿本（马克思）的比较，尤其是把透露马克思长达四十余年艰辛创作历程的重要心迹的书信纳入《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等工作，我们基本没有触及，而这些是文本研究的内在要求。
由此可以知道，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尚有如许空白需要去填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此外，成熟的研究还必然有一种完善的方法论做支撑。按照我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当包含前后相续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或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文本研究的主旨和归宿是思想研究，但对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及版本源流等所进行的考察与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做的详实的剖析和解读。但是，文本研究又不能仅至版本考证而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节甄别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这与撇开版本，单纯依据文本段落甚至话语就随意演绎、提炼思想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而且，版本考证的成果必须运用于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才能得到确证。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编辑者还是思想研究者，如果只是片面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正当性甚至唯一性，而割裂了在文本研究（包括编辑）的整个过程中版本考证、文本解读与思想研究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的紧密结合，则将会导致一系列困难，致使研究陷入一定困境。
我们不妨以“巴黎手稿”为例来对此进行申说。
迄今为止，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无一例外，所依据的版本都是根据德文或俄文的“逻辑编排版”翻译而成的（英文本亦是如此）。但实际上，一九八二年出版的MEGA2刊出了两个版本，除“逻辑编排版”外，还有一个“原始顺序版”。后者是根据“三个笔记本”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说是马克思当时写作的真实面貌的直接呈现。
这两个版本的不同会给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呢？我们知道，“逻辑编排版”的第一手稿开头是按照“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依次编排的，读起来让人觉得这只是当时三个阶层的不同的收入形式，它们之间现实表现不同，历史渊源和未来命运也看不出有大的关联，这样，就很难把握到整个社会的总体状况。但如果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认真阅读能够呈现马克思写作过程的“原始顺序版”，就会知道，马克思是将一张稿纸分成三栏或者两栏，分别标上“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来写作的，而在阐述其各自的内容时则是一一对应着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种写法恰恰表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三者之间是受到一个社会总结构控制的，这就是“资本”的独特功能。无论在“地租”“工资”部分抑或“资本的利润”本身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如影随形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参与、塑造、渗透和创生着社会现象，影响着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境遇和未来命运，而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又因此而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换句话说，离开资本，其他三者就得不到准确的描述和到位的说明。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从“总体性”上把握社会结构和资本运行的最初尝试和探索成果。这样，在作为这部巨著四十余年漫长的写作生涯起始阶段的“巴黎手稿”中，他就从国民经济学的议题出发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民经济学。所以，“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所带给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
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扎扎实实的研究，最终会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马克思形象，形成对马克思思想新的理解。篇幅所限，这里我撷取几个重要问题来讨论。
其一，马克思思想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关系辨析。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在少数的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在这一问题上列宁的“三个来源”说影响广泛，可以说起了主导作用。但现在看来，离开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客观而到位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而列宁的看法也有必要重新进行甄别，因为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完全画了等号，而且在对“来源”的理解和解释中，将其与所谓的“组成部分”紧密关联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列宁实际上是以“组成”来反向逆推出“来源”的，从而决绝地判定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十九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事实上，在接受这些学说之前，马克思有一段相当复杂的思想起源期，是欧洲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培育和塑造了他的观念、思维和价值。如果仅仅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大而化之地进行估判，就会遮蔽多元的文化渊源和思想形成的具体轨迹、环节。
而当我们把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马克思的“中学材料—大学文学作品—哲学笔记—博士论文”作为一个文本单元统摄起来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后，上述问题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经千年风雨洗礼仍巍峨耸立的古罗马恢弘的建筑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成为马克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启蒙主义教育和大量人文经典滋润着他年幼的心田，在“适合抒情诗的年龄”，他“以情感来观照人性、理解世界”，在爱中体味、追问和展示爱的功能和内涵、浪漫与困境，最终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回到古希腊‘衰落’的时代”对“原子论”哲学的追寻，激发他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思维框架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理念。这些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马克思后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展开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之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绝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溪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是滥觞之上的勃兴。
其二，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的线索及其实质解释。
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其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其出发点。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对这两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进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其不同的形态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切中肯綮地指出其症结：唯物主义体系中的“纯粹唯物主义”坚持客体至上原则，特点是“敌视人”，“直观唯物主义”则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只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了的“理念”或“自在之物”，主观唯心主义则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的是个体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既不是从观念、精神、自我出发，也不是单纯从客体、自然、物质出发，而是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从实践出发。因为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这是对僵持于本原问题上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
在一般唯物主义的通常理解中，世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甚至等同于“物质”或“自然”，并且认定“物质、自然界或存在，是意识以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这种观点意味着，这一“世界”是人之外的一种存在，是人观照和讨论的对象，而不是人参与、人创造、人构建、人占有和人赋予其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和图景。很显然，这样的“世界”体系淡化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对自然、社会的实践改造，是一个失落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能动性的体系。然而，有相对于主体而言是先在的、外在可感的物理世界，也有内在于主体、不可直观的精神世界，还有由人类精神财富及其载体所构成的客观的精神世界；而且人是以“自我”为视角、为中心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的。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不仅是人类自身创造性劳动不断展开、不断凝结和不断巩固的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和多样态的统一体。
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世界观绝对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新世界观”，它的逻辑基石是对象化劳动、是实践，即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过的完全迥异于异化劳动的自由劳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要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定的作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的感性活动和生产。所以这一世界观不以抽象的哲学“物质”或“自然”范畴为逻辑基础，也不以抽象的“主体”“自我”和精神为逻辑基础，而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础，并视劳动、实践是解开自然之谜、社会历史之谜、人类之谜的钥匙。这样，马克思哲学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抽象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探究的对象和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我们都深切感受过把一种非常丰富的思想用极为简单化的哲学术语给予定位和概括会与原始思想之间形成多么大的差池和错位。就是对于马克思这样并不是在严格而明确的意义上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哲学”“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判别其思想的深刻内涵和价值其实主要应该聚焦于它在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新”的、“现代”的方面，而不是看他著述中有多少思想是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契合或向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
其三，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复杂性和批判过程的曲折性甄别。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读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论者也多是借助“成型”的三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和阐释。现在看来，这是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的。随着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十五卷二十三册出齐，再加上第三部分“书信卷”第八至三十五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和第四部分“笔记卷”第二至九卷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发表，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被直观而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其中包括了“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和正在编辑的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危机笔记”）、“初稿”（“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手稿”“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手稿”和“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七年手稿”）、“整理、修改稿”（德文第一卷六个版本；第二、三卷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和“书信”。
更为关键的是《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迁。《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从来都不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如何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过程，马克思可以说费尽心思，《资本论》的理论结构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他这种探索的忠实记录。由两卷本著作—三本书计划—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结构—四卷内容的曲折变迁，浸透了一个思想巨匠整整四十年的殚精竭虑的探索过程。由于在过去的《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对其成型、定稿部分（即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
以上的梳理昭示，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必须紧扣《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充分揭示了：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思考；“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
其四，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解放 ”还是 “普遍的个人的解放 ”的含义辨析。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解释为、等同于“人类解放”，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梦想，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竭力深究、撇清的一个观点和思路。
马克思主要是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中讨论以上思想的。他认为，曾经作为其思想先驱的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无视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异，试图用“人（类）的解放”的信念来消弭其分歧；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太抽象”了。相反，他不仅用世俗关系替代鲍威尔的宗教信念作为观察犹太人问题的视角，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化解鲍威尔所提出的借助“类”的解放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出路的“抽象性”，而且更深刻地注意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其实也只是一个“中介”，较之真正的“人（个体）的解放”它们也是“抽象的”。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还“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还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德文原文是“Freistaat”，原义为“共和国”，也含有“自由国家”的意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当然只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仍然只是用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是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由此看来，国家只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仍然不能真正摆脱束缚。
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他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具有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导致马克思这样煞费苦心的思考没有被忠实理解的原因，一方面与过去中文译本的翻译不无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如：Nicht die radicale Revolution isteinutopischer Traum fürDeutschland, nicht die a llgemein menschliche Emancipation, sondernvielmehr dietheilweise, die nur politische Revolution, die Revolution, welche die Pfeilerdes Hauses stehenläβt.翻译为中文应该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但过去的翻译却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一九五六、二〇〇二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3页、第三卷第210页）和一九七二、一九九五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1、12页）均是如此，直到二〇〇九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4页）和二〇一二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2页）中才得到纠正，但是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不在少数的论者在研读马克思著述时“不求甚解”，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语境、思路和论证逻辑中理解其思想，结果马克思煞费苦心、苦心孤诣的努力就被漠视乃至曲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来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过变化，但这一观点始终是一直坚持着的，他不遗余力地予以强调、深化和推进，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哲学的贫困》前“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和在该书中更明确提出把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的论断；《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反复“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时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认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可以说，这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中心线索之一。
总之，“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言说了近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并没有获得人们明确的认知和深刻的理解，反而愈益陷入聚讼纷纭的境地，很多言说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及其思想演进。就二十世纪而言，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原生形态，而更多地依赖于其后继者在特定的现实境遇下的阐释、发挥与重建。过去的历史已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分情绪化地指责或为其辩护，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质及其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清理这段学术“公案”和历史“公案”对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而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理解更加客观、准确，也更有助于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及其长远价值。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聂锦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