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晚年住进宽敞舒适的“部长楼”完全得力于胡乔木的帮助。杨绛先生在她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有幸见过胡乔木“最好的一面”的，当然不止钱锺书夫妇，胡乔木的校友季羡林也曾目睹了这“好的一面”：“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湖南的钟叔河先生，也在文章里提及过乔公的“好的一面”：“总之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有了一点点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来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夜读抄》还没有印出来，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质问：‘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还能好吗？’
讨论政治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愿。幸亏搞政治的人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自己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和七?年那样的境地。”
钟叔河提到的那个“懂文学、懂周作人的”“搞政治的人”就是胡乔木。
这内情在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
从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中，我们得知，看到胡乔木“好的一面”并从中受惠的，至少还有以下几人。
王蒙。1982年，有人想借批“现代派”的机会批王蒙，是胡乔木帮王蒙渡过“难关”：“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批王’的雄心壮志。”
张洁。“胡乔木对张洁的小说与生活也很关切。他知悉张洁婚姻生活的波折与面临的麻烦，他关心她，同情她，并且表示极愿意帮助她。”
舒婷。胡去厦门时曾到舒婷家去拜访舒婷。“——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谢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于电影《芙蓉镇》的挽救……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包打不平的英雄气概。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映了。”
有“最好的一面”，自然也就有“不好的一面”。如果可以用“温情脉脉，礼贤下士”来形容胡乔木“最好的一面”，那么，其不好的一面则可概括为“疾言厉色，横眉冷对”。领教过胡乔木这一面的人当然也很多，但限于篇幅，本文只想举两例。
周扬。1983年，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报告后，胡大为恼火。因为胡乔木发难，周扬的这场报告后来酿成轩然大波。“事情的实质有些同志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夏衍就曾对周扬说，这篇文章的问题所在就因为是你周扬写的。据说，胡乔木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讲过，他周扬只是个中央委员，凭什么在理论上对党指手画脚。”
两人在理论上有分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争论，可以商榷。但乔公对周扬的指责似乎是不容分辩的，如果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也只能低头认错了。
林淡秋。林原本在《解放日报》工作，后，胡乔木慧眼识珠发现了他，立即把他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负责文艺部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林淡秋对胡乔木十分敬重，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乔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元化《怀林淡秋》一文对此有详尽的叙述：“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他（林淡秋）在反右运动中也遭不幸。虽然没有被戴上帽子，可是被赶出了《人民日报》，降了级，下放到杭州。他说在鸣放期间，胡乔木开列了名单，要他去组稿，让这些人去鸣放。反右开始，风云急转，他受到了批判。我问他是怎么挨整的，他说胡乔木不承认鸣放期间是他自己指定谈秋向那些人组稿的。这次谈秋和我说起胡乔木，和他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工作时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以苛求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么，胡乔木的“不承认”也许并非不可原谅。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为了自保，胡乔木的“不承认”想来也属违心的无奈之举。如果从顾全大局的角度来看，胡的举动也可算作丢卒保车的策略。但如此一来，他就把“不好的一面”留给了下属。
笔者想申明的是，本文无意鸡蛋里面挑骨头，找名人的茬；更不想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伟人的某个错误不放。伟人不是完人，犯错误在所难免。本文想探讨的是，为什么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会在胡乔木身上“和平共处”；为什么乔公会给世人留下截然相反的两种印象？
在我看来，胡乔木矛盾的“两面”恰恰源自他矛盾的身份。一方面，正如诗人袁鹰所说的那样，乔木是一位本色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以诗人的炽热感情和思想家的严肃探索倾注于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又由于风云际会而侧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各种复杂错缩的高层政治斗争”。
是本色的诗人，有眼光有品位，所以，爱才惜才，他力保王蒙，关心张洁，拜访舒婷，乃至给周作人的书放行，为《芙蓉镇》辩护，均缘于此；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所以对“权力”对“官位“不可能不在乎，不可能不敏感。“他当然很重视他的权力与地位”（王蒙语）。有一次，他就很激动地对王蒙说：“作家敏感，我也敏感！”这样，当某个同僚（如周扬）或某个下属（如林淡秋）或擅入了他的“领域”或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时，他“不好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可以说，终其一生，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士”和“仕”的矛盾。他对王蒙态度的变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别人要批王蒙，他因为爱才力保王蒙，但他的保是有限度的。一旦他意识到王蒙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就会“舍卒保车”了。比如八十年代末，他对王蒙的态度就很不亲切了。“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十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着秘书作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胡乔木很赏识也很倚重钱锺书，曾三顾茅庐请钱锺书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锺书为他改诗，钱锤书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这样一来，胡乔木就不高兴了，他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 “后经李慎之斡旋，钱锺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公去了封信：“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看来，胡乔木的礼贤下士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影响不损害他“‘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的身份。
在官位、仕途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胡乔木“最好的一面”亦即“士”的一面就显露出来：温情脉脉，礼贤下士，十分念旧，也十分重感情；而一旦他觉察到某人或某件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时，他“不好的一面”亦即“仕”的一面就显露出来：疾言厉色，横眉冷对，甚至有点神经过敏。
“士”和“仕”的矛盾一直交织在胡乔木的身上。胡乔木身上的这一矛盾，带来了以下两种情况：
一、乔公身上“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学者们洞开，因为后者一般不会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给了同行或下属。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为了自保，他有时不得不做一些违心之举。
二、作为一个本色诗人，难免诗兴大发，口无遮拦，说出一些与政治家身份不相宜的过头话，从而给自己的“仕途”带来麻烦；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某些场合，又不能不板起面孔打官司腔，说出一些让文人反感的话。这样一来，乔公竟成了两面不讨好的人。
我想，胡乔木生前也一定意识到自己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关键是造成这一矛盾的历史原因太复杂，胡乔木对此只能随波逐流，只能听之任之，只能让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在别人眼中此起彼伏。
另外，“士”和“仕”的矛盾也可看作是一个特殊时期文学和政治的矛盾在胡乔木身上的“投影”。作为后人，指责乔公身上的“两面性”当然轻而易举，却于事无补；对造成“两面性”的原因作追根溯源式的探讨，或许才有益，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摘自《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2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