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相对于中国以前崇尚“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胡适称之为“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这种文化潮流的转移，与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从地下到公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无孔不入”：面向基层社会，力图使文化大众化；结合实际斗争，保持“政治的优位”。如此种种，显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盛。而能够引领时代思潮，或许正是中共领导革命胜利的最重要原因。
1933年11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维新变法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疑义”，“那时代的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玷污了。”“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①对这种“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胡适显然十分感慨，似乎很不认同，但又无可奈何。
20世纪30年代，在自由知识人的视野中，“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而在革命家的眼中则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②，“文化革命”得以“深入”③。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同一历史现象，但是同一种历史现象又隐含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一是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这两个问题，以往的学术界都分别有所研究④。与此前不同的是，本文试图在一些新的史料基础上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察。
一、“一般知识界之主潮”
社会主义的流行源于五四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危机，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向来为士人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体系崩溃了，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精神支柱；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也“破产了”，人们又失去了并未根深蒂固的精神寄托。这两种精神危机就为社会主义的风行预先准备了土壤。一时间，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竞相涌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⑤。在“各派学说”演进的过程中，即使反对中共的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⑥。
特别是到了30年代，这一潮流已变得相当普遍和深入。从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来看，无论是论战的哪一方，所使用的话语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⑦。难怪当时有人说：“现在的人一开口便说什么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等名词；并且时常用这些名词去解释中国原来的社会。”⑧这表明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⑨。时人真切地体察到，“目前中国流行的共产学说”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11)。有“旁观者”说，“近年来唯物史的研讨颇为活跃”，并“呈一面倒之势”(12)；“翻阅上海出版刊物，竟看到不少的千篇一律之鼓吹新唯物论的文章”(13)；“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它比臂的”(14)；“因为马克思学说既然在现代思潮中有他的地位，故一切学术思想上，暂时不可解的问题，一般学者遂都要引马克思学说来试试，全部恰可应用，自然再好没有”(15)。因此，“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16)。
马克思主义之深入，使那些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张东荪指出：“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马克思的可怕不在其主张而在其范畴。人们于无意中不期然而然把这些范畴套在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好像孙行者永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17)其实，张东荪即使在有意识层面也不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比如他在一个批判唯物辩证法的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因为本书著者数人可以说差不多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倘共产主义一辞与社会主义有一部分相同，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反对共产主义。”(18)“批判唯物辩证法”，却“赞成社会主义”，或“不反对共产主义”，这尤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威力。
至于30年代的“一般青年学生”，更是“并非少数的喜读马克思”(19)。大学生不说，即使中学生谈起马克思主义也能头头是道。陶希圣在山西这样一个内地省旅行时，真切地记载了“马克思主义的格式流行”：“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学去讲了一回。随后几位很努力研究政治社会尤其是文学的十五六七的学生来谈话。他们提出的问题有：1.中国革命应当由那一个阶级领导？2.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20)马克思主义的喜好之普遍与深入由此可见一斑。难怪有人慨叹：“吾国今日青年学子似已尽在若辈(指马克思主义者——引者注)掌中教育陶铸”(21)。当时青年学生思想的“左”倾大多是受了文学的影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论，竟披靡全国，普罗文学刊物，亦如雨后春笋般的到处皆是，国内青年，在这样狂澜巨涛中，失去了思想的中心”(22)。
清华大学一次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清华大学入学试验，平沪两处参加的共二千二百多人……这回的题目是《苦热》、《晓行》、《灯》、《路》、《夜》，考生只要选作一个，文言白话均可。但作文言的很少。五题中选《苦热》的似乎最多，其次是《夜》，又次是《晓行》；选《灯》、《路》的最少。”这表明当时的青少年对于现实的主要观感是苦热和黑暗，而很少人能看到光明与出路。再看做《苦热》这个题目的，北平考生“总是分两面立论：‘阔人虽也热得难受，但可以住洋房，用电扇，吃冰激凌，还可以上青岛，北戴河去。‘穷人’的热可‘苦’了，洋车夫在烈日炎炎的时候还得拉着车跑；跑得气喘汗流，坐车的还叫快走，于是乎倒地而死”。上海考生做这个题目，“也分阔人穷人两大段，但多说到洋车夫气喘汗流而止，不再说下去”。“做《夜》的也常有分阔人的夜与穷人的夜的；做《晓行》的……也常将农人的穷苦与苛捐杂税等等发挥一番”。可见，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大部分青少年的头脑中。朱自清在判完试卷以后感到：“这种恨富怜穷的思想，是这回南北试卷里的普遍思想。我不说根本思想，因为看出来这并不一定是考生诸君自己真正相信的思想。凡相信一件事，必知道得真，议论得切；但卷子里只是些人云亦云的门面话，像是那儿捡来似的。”一考生注解说，“读诸杂志上谓时代渐趋于普罗(23)文学，生遂追时代潮流”。“‘时代潮流’这一句话，我想可以说明这回卷子里大部分恨富怜穷的思想。我们知道这是近年来最流行的思想，‘诸杂志’确是多说的这个。青年人不怕落伍？怕，便非追不可。”(24)作为生长在当时中国两个最繁华城市的中学生，竟也有这样的思想，或者没有这样的思想而为了怕落伍却不得不追随这种思想，足以说明一个时代的“主干思潮”。
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的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25)“左”倾之世风，竟使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国民党大员也不得不跟着跑，表明30年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热情确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此外，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那么严重，中国共产党却总是能够不断地扩大力量，不断地获得发展。其实，在30年代，胡适自己仍对社会主义抱一份热情。胡适晚年回忆说，“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26)。所谓“一班知识分子”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从他说这话时的“当众忏悔”也表明确系如此。
1936年11月苏雪林在致胡适的信中还曾谈到：“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侵略，政府态度不明，四万万人都抱有行将为亡国奴的忧惧。不但青年感到万分的苦闷，我们中年人也感到万分苦闷。左派理论，恰恰指引我们一条出路。于是大家如饮狂泉，如中风疾，一个个左倾起来了。”其本人也差点“为汹涌的时代潮流扫卷而去”。(27)这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之流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基础，二是宣传方法。其实，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生存的社会土壤，恰是“左”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由。由此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思潮与宣传方法的关系最为密切。
二、“左翼文化运动”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系统，具体称谓常因时间、地点和语境而有所变化。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种：
一是“革命文化”。1927年中共刚刚决定进行武装革命后的一个文件提出，“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28)。而到1935年关于“苏区文化教育”的报道也有这种用法：“革命文化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革命文化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无比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29)
二是“普罗文化”。比如，1930年二三月间，在中共顺直省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北平“普罗文化运动大同盟”。茅盾曾指出，鉴于“普罗文学”运动的错误，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名字只称“左翼”而没有再称“普罗”(30)。
三是“苏维埃文化”。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要求，“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其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31)。另一个文件指出：“在苏区进行文化工作，就是要尽量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和理论。”(32)
四是“无产阶级文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中说：“我们为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理论，必须参加目前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势必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底一翼！”(33)一位左翼知识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是在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它是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实践的活指导。”“目前无产阶级文化——无论其为文字，艺术，社会科学或教育，它的中心任务，应该努力成为无产阶级及被压迫大众参加这些政治斗争的一件精锐武器。”(34)
五是“左翼文化”。“目前中国左翼文化一天一天的在开展着，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35)“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就是担负当作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之一分野的文化斗争。文化斗争的目的，是在阶级的革命的实践中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文化。文化斗争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和教育群众，使群众有阶级的革命的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指示，自动的参加中国社会的改造过程，就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也是世界文化革命的一个原素。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必须拥护苏联，摄取苏联及其他国家文化斗争和文化革命的经验”。(36)
左翼文化是30年代以后在白区的环境中最常用的一种用法，因为不但可以公开这样说，而且外界也以此相称。不过，无论何种用法，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所以又称“社会主义的文化”(37)，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
宣传和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是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案明确要求，“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38)。此后3年间，仅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就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近40种(39)。另外，还有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通俗读物。当时人们也已注意到“唯物辩证法这一类书籍的流行”(40)。这类书籍的问世，一是以社会科学书籍的名称公开发行，比如1930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和神州国光社出的《社会科学讲座》(41)。二是秘密出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行动纲领》专门有一项规定，就是“建立出版机关，编纂苏维埃丛书及大众读物并参加革命刊物的编辑工作，代发行一切革命的宣传品”(42)。比如，1931年，中共党组织在保定秘密筹办的“北方人民出版社”，就发行过“左翼文化丛书”(43)。为了吸引人或避免查禁，左翼文化人在书的封面或形式上别开生面，这可从时人的评论中看出：“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44)；“顺便取来新唯物论社的书来看”，“其上分明是共产党的一张广告或传单，但他却要冠上哲学二字以广招徕”(45)。借美女和哲学来宣传主义，充分说明左翼文化人与知识界的一般书呆子不同。
办刊物是当时左翼知识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比如，在北平，社联及其支部办的有《社会科学》《今日》《北大学生》等(46)，这些刊物时常刊登马列著作的摘译、介绍，以及有关苏联、苏区的报道。办这些刊物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有人回忆：“北方左联成立之后，为了编印刊物，曾费了不少周折。先与出版商接洽，他们怕担风险，不愿接受，决定凑点钱自费印行。集稿编定后，跑印刷所，看校样，这些都没啥困难，成问题的是怎样发行。几家正式书店，甚至连经售代销都推辞，不得已，只好拿到各校传达室和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几家书报摊去寄卖，条件相当苛刻，卖出后对折结账。”(47)尽管如此，相对于上海的左翼刊物，“北平的情况还稍好些”。“反动统治者虽然在北平同样残酷杀害革命青年，却还不曾封闭书店，逮捕编辑”。(48)
除此之外，当时在北方发行的左翼文学刊物，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春至1933年夏，计有《星星》《夜莺》《鏖尔》《转换》《前哨》《我们周报》《南中学生》《北方文艺》《大众文化》《尖锐》《北平文化》《天津文化》《北方文化》《科学新闻》《冰流》《开拓》《北国》《在前哨》《朝晖》《曙前》《破晓》《子夜》《亚分野》等数十种(49)。左翼文化团体不仅自己办刊物，还想方设法进入当时一些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刊。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信中曾专门强调：“党的某种主张或号召，不要轻于在我影响下的刊物上登载，以影响该刊物的存在与吓跑落后的以至中立的群众，我们可以用某种代名词交公开的大报或小报发表，或经过某一新闻记者传出，或不署名的散发等等。”(50)缘于这样一种策略，北平的《京报》《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济南的《国民日报》《未央》周刊等，都曾刊载过北方左翼盟员的文章(51)。当事人也回忆指出：“我们一时出版不起自己的刊物，也要争取在报纸(当时北平的《世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的副刊上去发表文章。”(52)这充分体现了宣传方法的巧妙和“无孔不入”，查看这些报纸的确可发现此类文章。如《京报》的一篇文章写到：“我们也不过是个无产阶级……经过了各种面孔的冷淡，最后才看见了无产者的面貌，听见了无产者的呼声……同一阶级的生去努力去吧！这是时代给我们的工作，历史给我们的工作。也不见得是极大的残酷吧！努力，为个人，为阶级，牺牲个人，不算什么？”(53)该文通篇都在谈一个名为“安君”的辍学问题，却贯穿了阶级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认识。天津《益世报》的一篇文章以介绍“改造社会之其理论”为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点”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但又表示这种观点“只能解析社会形态之转变，而不是以言革命”(54)，显然是为了障人耳目。《北平晨报》的一篇文章论述了“新唯物论”与共产党的关系：“主持新唯物论之共产党徒与新唯物论本身，乃是有二种不同的价值。”“试看今日号召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则可知他们之革命，纯是一件事实问题，是饥饿痛苦迫他们不得不出此一途。”(55)该文尽管旨在说明“共产党也，与新唯物论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但是，其对共产党革命的同情浸透了字里行间，宣传之“巧妙”大概莫过于此。《大公报》的副刊《世界思潮》，由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张申府主编，其中以介绍新知识为名，刊登过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文章，甚至直接登载过《马克思笔记》、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等原著。比如，第36期就刊载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下葬时的演说》(56)。
以上文章很有可能是左翼文化人所为，即使不是，也更说明马克思主义影响之普遍与深入，报刊文章往往是时代思潮的反映。如果没有写作群体和阅读市场，对于当时“企业”性质的报刊社来说，显然是很难去人为创造舆论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党控制言论之不成功。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阵地是学校。这一点，教育方面的左翼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成立于1931年底或1932年初的北平教育劳动者联盟，有人回忆：“参加教联的大多是中小学的教员和一些大学教授。记得范文澜、许德珩、侯外庐等都参加过教联。台静农、李霁野大概也是教联的成员。我们曾组织这些名教授到各大专学校进行演讲和宣传，向青年学生和市民做唯物史观的启蒙教育，侯外庐还讲《资本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有时也用一个假名，穿上笔挺的西装，装扮成一个教授的模样，到一些大学去做演讲。”(57)另一个人的回忆指出：“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很多是知名的教授，如黄松龄、范文澜、侯外庐、马哲民等，这些老同志能在上层和社会上产生影响，又能用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学生，很多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58)
此外，北方左联成立后，在绝大部分的大学和一部分中学，也都有基层组织。各校编成小组活动，各小组开会时大都有左联执委会指定的执委参加，小组活动的内容，一般是讨论创作作品，每人提出创作计划，努力写出作品来(59)。许多小组都组织有外围的(有非左联盟员参加的)群众团体，像文艺研究会、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和读书会等(60)。有人回忆指出：“那时我们的主要活动是组织读书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政治路线，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给进步的期刊和报纸写稿。”(61)
不难想象当时学校里常规教学之外的另一种讲台、另一种学习，作为一种秘密的文化“运动”，对于喜欢新奇、刺激的青年人是何等地具有吸引力。况且处在“内忧外患交迫的时期”，普遍感到“烦闷”的青年(62)，“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如饮狂泉”。
三、“文化大众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盛，除了左翼知识人宣传的“巧妙”，还与他们所致力的“文化大众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本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属于“高深”之类的外来学问，且不说知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即使一般术语也是令普通中国人所难理解的。为此，左翼知识人掀起了“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北平社联的斗争纲领指出：“要加紧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深入工厂农村兵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一般大众，努力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提高劳苦大众斗争的文化水平，吸收工农前进分子，巩固本盟阶级基础；帮助劳苦大众经济政治的斗争，及文字上宣传与鼓动。”(63)《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行动纲领及组织纲领》规定：“要坚决执行新闻大众化，发动全国的工场新闻、农村新闻、军管新闻、学校新闻、街头壁报等阶级新闻运动，并努力促其深入普遍的实践，以期使其成为鼓动大众组织大众之武器。”(64)北平文化总联盟成立之后也一再强调：“真正的健全的文化应该是为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解放的文化，启迪大众，教育大众，为文化大众化而斗争，这是本盟一切努力的重心。”(65)“真正的进步的文化，必须抓紧时代的脉搏，为着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利益，为着民族的利益社会的解放而奋斗。在目前形势下的中国，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文化，是反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作为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武器的文化，只有在这一路线之下才能创造和发展新的健全的大众文化。”(66)一个左翼刊物创刊伊始，就宣称“我们的旗”，“是大众的”！(67)
有人还强烈呼吁：“各文化团体，势必抓紧抓取大众，把握大众，接近大众”，从事“在工厂中，农村中，兵营中的文化活动”(68)。“左翼运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一切革命的事实和政治环境，广泛地深入于工农大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文化水平低下的环境里，工农群众十之八九没有受过教育；因此，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的问题，更是中国左翼运动一刻不能缓解的任务了。”(69)那么，怎样才能“大众化”呢？“为要文化大众化，努力发动通讯员活动，建立工农通讯网，即抓取大众，接近大众。”(70)“为着普遍的打入大众当中去，在文字上力求明白深刻和含有教育的意义，一切艰深的辞句，一般大众所不了解的术语，和标语口号化的东西极力避免不用。”(71)“但更主要的意义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研究，批评和创作从‘专门家’的书斋或编辑室，转移到工厂，农村和兵营，从这中间养成真正无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社会科学家或文学家；来转变左翼文化运动的阶级基础。换言之，就是研究大众化，批评大众化，创作大众化。”“事实上，近来无数的工人和农民已随时在表现出他们对于了解和研究马列主义及革命问题热烈的要求。”(72)
“十之八九没有受过教育”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一下子对马列主义有了“热烈的要求”，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左翼知识人的想象，或努力要制造的一种“热潮”。当时讲求实际的左翼知识人就曾揭露《北方文艺》《文化周报》等左翼刊物“假造些农村通信”(73)。有人还批评说，“文艺大众化的喊声，又在腾飞一时，然而也只是一个喊声而已”，“我决不相信你们所说的夸张的报导的”(74)。这揭示了“大众化”作为一种文化口号，只是在左翼知识人中间“相与呼应汹涌”，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地接近了大众是另一回事。不过，国民党宣传委员会制定的《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书》也提出，要把“大众文艺”看做是“最紧要而迫切的工作”，以“遏制共产党之恶化宣传”(75)。由此可说明左翼文化的“大众化”并非完全纸上谈兵。
无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如何，而作为左翼知识人的一个努力的文化方向，却一直得到强调。比如，1935年马克思主义者改变政治策略之后的两个文件仍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的盟员为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要进行社会科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工作。”(76)“中国左翼文化，要在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斗争中和革命的实践中形成起来”，“成为大众自己的文化”；“左翼文化运动应该面向大众，对群众开门”，“保证文化运动大众化的路线之彻底的执行”；“左翼文化总同盟是建立于工场、农村、兵营、学校、街头的群众基础上面，它的历史使命和战斗任务是求着组织的大众化”，“青年学生、店员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目前是左翼文化运动主要的群众基础”(77)。即使在以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新启蒙运动中，大众化也是一个鲜明的口号。艾思奇指出，“文化落后的中国，大众化的运动是切迫地需要着的”(78)；陈伯达号召文化人，“应该由亭子间中，图书馆中，科学馆中的个人工作转向文化界的大众，转向作坊和乡间的大众”(79)；陈唯实更明确地说：“新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意义是进行大众的文化运动，普及与深入大众的一种文化运动。”(80)
左翼知识人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象定位为一般大众，并力图创造能让大众接受的文化形式，这不能不说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巨大的潮流”。在“大众化”的方针指引下，艰涩的马克思学说被化约为简单的公式，有人还更具体地设定为“五日的工作周，七小时的工作制”，这怎能不令人向往呢？
四、“保持政治的优位”
由大众化的种种规定和实践来看，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意旨是让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由此就涉及了左翼文化思潮的另一面，即不仅仅体现在宣传鼓动上，而是与“运动”、“实践”和“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像不少文件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限于理论，它的伟大的特点，还在它是和实际运动相联系的。理论与行动的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谁要是空谈理论，而不作实际行动，那他就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8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随伴实际行动的实证”(82)，“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单单是一个伟大无比的‘思潮’，在无数量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大众中间得到热诚的信仰与拥护，而且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及殖民地实际革命斗争唯一的指针”(83)。
五四时期，胡适曾主张新文化人专门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建树，反对谈政治，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胡适变成既谈文化又谈政治，“讲学复议政”。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谈文化谈政治，而且还从事政治。彭康在批评胡适提倡的人权运动时说：“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发生关系，这是必然的道理，因为文化斗争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它一定要有政治的意义。”“旧的文化和旧的政治组织是在同一的物质的基础上发生出来的，旧的文化巩固旧的政治组织，旧的政治组织拥护旧的文化，这时候，新文化运动为发展起见便要对付两个敌人：一方面在文化本身上要与旧文化作彻底的斗争，他方面要推翻旧政治组织来开拓新文化发展的地盘。所以文化斗争一定要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政治斗争的转变而转变，政治斗争与文化斗争是整个社会革命之两方面，是紧紧相联系的东西。”“文化斗争是新兴阶级以自己的文化来代替统治阶级的文化的斗争。”(84)
这样一种认识和要求反复地体现在各类中共的文件和左翼知识人的言论中，其中还一再强调反对文化和政治工作相分离，而主张“保持政治的优位”。中共北方局的一个指示说：“在进行文化工作时，必须严厉反对藉口文化运动而规避斗争的右倾危险(即将文化运动与阶级斗争脱离的危险)，要使同志明白，文化运动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战线。”(85)那位署名“信一”的左翼知识人说：“理论和文化正确的发展，必需是当它做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时，才有可能。一切脱离了实践的斗争生活的文化工作或理论研究，必然要坠入资产阶级学院式的泥坑，而成为阻碍时代开展妨害实际斗争的反动的文化或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必须成为实际的政治斗争的一件武器。”(86)左翼刊物《文化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政治的正确即是文化的正确，就是说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是以伟大的历史过程做内容，正确地把握着历史的动向。所以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文化，绝不会有真实的文化”，所以，要“打到文化与政治二元论”(87)。《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规定：“文化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翼，在斗争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的优位，发挥政治的领导作用。”(88)即使到了新启蒙运动时，艾思奇等人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和政治应该是相辅而行的”，“并且是互相影响的”，“两者不可分离而独立存在”，“假如有人主张文化离开政治，那便是为文化而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89)。
那么，当时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呢？不同的时间、地点，对于不同的人，意味都是不一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工作或作为文化团体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29年秋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1930年3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部争论、共同对敌的指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随后成立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教育家联盟、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等。同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北方，1930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随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北平普罗画会、北平教育劳动者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北平世界语者同盟、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等。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北平文化总联盟，简称“北平文总”。
中共北方局的一个文件指出：“党在一切群众组织中，必须建立党团(下层基本组织即以支部代党团)，党经过党团的活动，领导群众组织。党团属于相当党部的指导之下，有计划有系统的在群众组织中活动，将自己的一切工作，经常的向着群众，活泼的运用党的策略争取广大群众围绕在党的口号之下。”(90)稍后，中共北方局在给“保属特委”的指示中也规定，“左联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群众组织”(91)。在后来的北平文化总同盟内就设有党团，直接接受河北省委文委的指示领导下属各左翼文化团体党团的工作。其中，“党团的领导，都是不断交换的，并且盟员也时有交叉”(92)。这样，组织中有组织，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网络，党的意志可以迅速地体现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由此来看，左翼文化运动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想的宣扬，是中共在白区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多数左翼文化组织都规定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为宗旨，并展开活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写到：“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93)。左联北方部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努力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集团”；“我们结合政治认识相同的伙伴们，团结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的旗帜之下，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而努力”(94)。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规定，“本联盟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运动为宗旨”(95)；“在中国×××(共产党——引者注)指导下，学习并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96)在参加联盟的社会科学家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世界的唯一真理，“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上占着胜利，在社会科学上，不必说，就是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经济政治，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97)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尽管政治上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仍是一如既往。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新纲领规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是在中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的实践中教育大众的参谋本部”(98)，“对于社会发展的法则，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实，加以理论的说明，藉此证明资产阶级各种理论思想学说之无力及其反动性；表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99)。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新纲领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是中国信仰和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者自由集合起来的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的盟员，为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要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从革命的实践当中去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研究它的过去历史和将来的出路。”“在一切进步的社会科学者中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永远是站在前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科学者最有力的武器，这一武器，现在已成全世界的力量”。(100)显然，对于左翼知识人来说，能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无比的优越感，推己及人，以此普度众生，更增加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其实，这样的左翼文化人及其组织还直接承担着政治斗争的任务，正像有人所说：“加入左联，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劳苦大众和苦难的中国同胞，写文章只是我们一个方面的工作，一种革命的工具。我们的任务是把劳苦大众和苦难的中国同胞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101)北方左联的行动纲领明确要求：“我们文艺运动的目的在求普罗阶级的解放，故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苏维埃政权斗争。”(102)有人指出：“在目前要积极争取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等等的自由。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方能扩大与深入。”(103)有人还说：“应该集中其全副精力于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及扩大苏维埃运动两大中心任务之下。”(104)《文化新闻》的发刊词则指出：“在下层统一联合战线总路线之下，做反帝、反封建、反统治阶级、反一切反动文化团体(社会法西斯蒂，民族主义……)”的斗争(105)。具体来说，就是“打击反动派的欺骗理论，发展马列主义，争取读书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争取戏剧公演，争取美术展览，布置演讲会讨论会，组织(文化)慰劳队，组织(苏联)参观团，样样都有斗争而完成的”(106)。其中打击“反动”的理论，特别能体现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也更具有左翼文化的色彩。
左翼知识人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显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一则全国显然形成了一个党组织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网络；二则左翼知识人开展了实际斗争，“即配合政治形势，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游行示威运动，经常夜间出去散传单，写粉笔标语”(107)。这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气候，不难想象一般社会中人，会不时地感到身边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容易引起好奇之心和了解之念。何况马克思主义还有更令人震撼的存在，“南中国七八省以上工农革命事业飞跃的发展，极其鲜明的胜利成果，在这弥漫全国的反帝怒潮中，不啻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使大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都急速地向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奔腾”(108)。固然，一般知识界不像左翼知识人这样受鼓舞，但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想及：“何以拥有百万大兵的政府之‘威’反不如红军和梭标队之‘威’的有效呢？”(109)因而，在不少知识人看来，“共产党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问题”(110)，“人人心目中，无时无刻不有此问题在”(111)。这一问题的思考自然促使人们去了解共产党所持的主义，或赞成，或批评，无疑共同合奏了马克思主义的交响曲。
五、结语
1928年9月18日，蒋介石在北平以胜利者的姿态说，“思想统一，比什么都紧要”，并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今后“要拿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就“不容许他们活动”(112)。但是，几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竟然成了社会的“主干思潮”，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却又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则说明国民党控制言论之不成功；二则说明“左”倾作为一种社会风气已防不胜防。梁启超曾说：“国民于一时期之中，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113)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形成也是如此。当然，这除了国民思想“不期而同”之外，更有左翼文化者的“相与呼应”。与其他思潮的形成不同，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左翼文化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能够“运动”，又与中共的领导、组织、规划和斗争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曾发生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联(114)，“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这样的时髦新鲜，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们帮助的功劳。”所以，罗隆基嘲讽国民党：“莫恨遍地是荆棘，只怨当年乱播种”。(115)当时有人也认为，共产党自与国民党分裂后，“崭然露头角，以急进之思想号召青年，以在野政党之地位攻击在朝之国民党，其吸引力之大，破坏力之强，大足自豪。宣传国民党之革命为右，标榜该党本身所领导之革命为左，使人人心目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将来总有一日来临之印象”(116)。
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尽管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镳，但是思想上并未彻底分清。特别是在当时社会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来研究并不完全是禁忌，而三民主义理论的贫乏使国民党仍有借马克思学说来助威的意图。况且，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使中国各界更加看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国人皆已注意苏俄五年计划”(117)，“这个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验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一件事”(118)。“眼看人家的国家好，自己的这么糟，真叫人眼红。那么要好当然只有学人家了。”(119)由此种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盛行，成为时代所趋，人心所向。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注释：
①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84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2页。
④关于前者的研究，参见陈汉楚：《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会科学》1982年第8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向燕南：《新社会科学运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卢毅：《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李红岩：《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探析》，《文史哲》2008年6期等。关于后者的研究，参见戴知贤：《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饶良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余信红：《掀开中国文化新的一页——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
⑤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第368页。
⑥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⑦参见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第127—172页。
⑧王造时：《中国社会原来如此》，《新月》3卷5、6期合刊，1930年8月，第25页。
⑨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第127页。
⑩罗隆基：《论共产主义》，《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第2页。
(11)彬：《论绥靖》，《申报》1932年4月12日。
(12)圣羽：《旁观者言》，《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第11页。
(13)佳冰：《再论新唯物论》，《北平晨报》1933年5月23日。
(14)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第2页。
(15)斗南：《文学论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京报》1931年5月23日。
(16)苏雪林：《致蔡元培》，《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33页。
(17)张东荪：《阶级问题》，《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月20日，第18—19页。
(18)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弁言》，《唯物辩证法论战》，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1页。
(19)希声：《识了字干吗》，《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第15—16页。
(20)陶希圣：《太原见闻记》，《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第16—17页。有意思的是，陶希圣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归功于“格式主义宣传的力量”。
(21)揆予：《现代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天津《大公报》1932年3月28日。
(22)斗南：《文学论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京报》1931年5月23日。
(23)普罗，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即无产阶级。
(24)朱自清：《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独立评论》第65号，1933年8月27日，第9—10页。
(25)转引自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933年12月3日，第3页。
(26)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台北《自由中国》10卷6期，1954年3月16日。
(27)《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25—326页。
(28)《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29)《苏区文化教育的断片》，《文报》1935年新年号。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50页。
(30)《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
(3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28、331页。
(32)《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一)，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内部发行，1985年，第133、134页。
(33)《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45页。
(34)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第14页。
(35)《文化斗争——代发端》，《文化新闻》第1期，1933年5月30日。
(36)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委员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9、370页。
(37)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平文化》第2号，1933年6月1日。
(3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82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2页。
(40)《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第2、3期合刊，1930年1月20日，第299页。
(41)唐弢：《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第56—59页。
(42)《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行动纲领》，《转换》第2期，1931年1月1日。
(43)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44)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期，1930年7月，第13页。
(45)佳冰：《再论新唯物论》，《北平晨报》1933年5月23日。
(46)宋劭文：《我所了解的“北平社联”的组织与活动》，《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3期，第3页。
(47)《新文学史料》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42页。
(48)《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350、393页。
(49)《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21页。
(5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51)《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21页。
(52)《新文学史料》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53)P. K：《写在时代下的呼声之后》，《京报》1931年5月7日。
(54)谛：《偷理与革命》，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0日。
(55)佳冰：《再论新唯物论》，《北平晨报》1933年5月23日。
(56)恩格斯：《在马克思下葬时的演说》，林风译，《世界思潮》第36期，天津《大公报》1933年5月4日。
(57)李长路：《关于北平左翼文化运动的回忆》，《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1期，第20页。
(58)张磐石：《我所了解的北平左翼文化运动》，《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21期，1984年9月，第7页。
(59)《新文学史料》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24页。
(60)《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39页。
(61)张磐石：《我所了解的北平左翼文化运动》，《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1期，第5页。
(62)翁文灏：《一个打破烦闷的方法》，《独立评论》第10号，1932年7月24日，第2页。
(63)《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第1页。
(64)《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行动纲领及组织纲领》，《集纳批判》第2号，1934年1月21日。
(65)《北平文化总联盟纲领》，《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第12页。
(66)《北方文化总联盟为号召一切文化团体宣言》，《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第10页。
(67)同人：《我们的旗》，《尖锐》创刊号，1932年5月25日，第3页。
(68)萧湘：《革命竞赛的意义》，《北平文化》第2号，1933年6月1日。
(69)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第18页。
(70)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平文化》第2号，1933年6月1日。
(71)《告本刊的读者》，《艺术信号》第1号，1933年3月16日。
(72)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第18页。
(73)莳人：《小组群杂志意义与任务》，《庸报》副刊《另外一页》，1933年5月10日、11日。
(74)李保生：《致中国左联作家的一封公开信》，《尖锐》第2期，1932年6月16日。
(7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
(76)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常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80—381页。
(77)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委员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第370、374、375页。
(78)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第3页。
(79)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24页。
(80)陈唯实：《抗战与新启蒙运动》序言，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第2页。
(81)《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第266—267页。
(82)《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5页。
(83)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第16页。
(84)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第2、4、12页。
(85)《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2页。
(86)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第13、17页。
(87)《文化斗争——代发端》，《文化新闻》第1期，1933年5月30日。
(88)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委员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第369页。
(89)艾思奇等：《“新启蒙运动”座谈》，《读书月报》创刊号，1937年5月15日，第18页。
(90)《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79、391页。
(91)《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1页。
(92)郭达：《我所知道的“北平左联”和“文总”》，《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1期，第34—35页。
(9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第113页。
(94)《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6页。
(95)《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章》，《自由运动》第2期，1930年7月25日。
(96)《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
(97)《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第268页。
(98)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委员会：《关于发表新纲领的紧急通告》，《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第367—368页。
(99)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委员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第373页。
(100)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常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转引自孔海珠：《左翼·上海》附录，第379—381页。
(101)陈沂：《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新文学史料》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102)《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行动纲领》，《转换》第2期，1931年1月1日。
(103)《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第268页。
(104)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第14页。
(105)《文化斗争——代发端》，《文化新闻》第1期，1933年5月30日。
(106)乐文：《为文化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第2页。
(107)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新文学史料》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24页。
(108)淑静：《目前反帝高潮中左翼文学的任务》，《北方文艺》第1期，1932年4月20日。
(109)丁文江、胡适：《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5月26日，第3页。
(110)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独立评论》51号，1933年5月21日，第5—14页。
(111)社评：《如何结束共乱？》，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2日，第2版。
(112)贝华主编：《蒋介石全集》上册第1编，文化编译馆发行，1937年，第49—50页。
(1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
(114)参见李红岩：《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探析》，《文史哲》2008年6期。
(115)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期，1930年7月，第9页。
(116)周炳林：《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第14页。
(11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论评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358页。
(118)“再生”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第2—3页。
(119)申寿生：《新旧交替时代的游移性》，《独立评论》第96号，1934年4月15日，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