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激进与保守一向被视为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一种范式，在此视角之下，纷繁复杂的思想往往被“一分为二”。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两种代表。但是，深入到二者论争发生的思想语境里，探究各自的言说本意及言外之意，则可发现本来认为对立的两派竟有难得的相“和”之境，趋“同”之实，并且彼此也认同各自的弦外之音。可以说，曾被过分渲染的所谓论争，只是发生在名词层面，实际上的思想则是难得的一致。个中意味更加凸显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主流：只有“激进”，而没有“保守”。“保守”只是一种变相的“激进”。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历史为何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巨变。
关 键 词：激进 保守 全盘西化 中国本位
对于近现代思想史，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对立、斗争的眼光审视各种思潮流派，由此不仅容易夸大不同思潮的差异，而且容易忽略各种思潮之中普遍的意识和认知。激进与保守是长期以来研究思想史被普遍采用的一种范例。既然能成为范例或模式，当然有其方法论的意义，但这一模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也很难解释具体的思想。如果屏蔽这一视角，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在众说纷纭中也有共通的东西，即普遍的为各方所接受的甚至已化为无意识的知识和信仰。从对立中如何发现“同一”，本是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回归本相，揭开障蔽，似乎可以由故辙开出新途。
无论当时的批评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看作保守的代表，“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1]；“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2]；“尽管十教授的《宣言》因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轰动一时，但由于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使它失去人心”。[3]与之相对，人们通常把西化派或全盘西化派看作激进的代表，有“激进西化论”的说法。[4]其实，激进与保守并不能完全概括二者内部的思想，尤其不能表现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思想；二者除了形式上的对立之外①，在同一舆论空间中也存在着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共识。
一、不同之“和”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成功，欧美的变动，国难的激荡，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复杂，其中，“计划”“独裁”和“统制”成为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和流行语。究其原因，主要是苏俄的影响，“苏俄实行五年计划而后，统制之潮，弥漫全球，国内之务新者，亦欲及时而动，以尝统制之滋味。”[5]有人就提出：“举凡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化等方面都应加以统制，隶属于一个总的机关之下，这样，新的文化必能一天天地确立而完成，复兴民族也可指日而待了。”[6]尤其是“谋文化之复兴，必须实施文化之统制。盖复兴中国之急务，在于统一，而统一之根本在于思想”。[7]当时的国民党因势利导，不但鼓动舆论机关大肆宣传各种“统制”，而且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34年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陈立夫为理事长，发行《文化建设》月刊，“引组织三民主义之文化战线为己任”；旨在“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建设运动之最高原则”。[8]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就是在陈立夫的直接策划下发表的。[9]《宣言》“是其时国民党在‘复兴民族文化’的幌子下，推行思想文化统制政策的产物”[10]；“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存在着“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11]；国民党“希望以此统一整个思想文化界。十教授的《文化宣言》反映的就是国民党的这种加强思想统治的要求。”[12]其实，当时有人更明确地指出过，“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3]国民党不但从正面大树特树“三民主义”，而且还采取各种措施禁止其他主义或思想。有当事人回忆：
1935年春，陈立夫、潘公展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下面，设立了一个“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为中央机关，而会址却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图书杂志出版的中心地，设到上海，便于执行这种反动业务。由潘公展、方治、丁默邨等为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潘公展任主任委员。一位姓项的秘书驻在会内，秉承潘公展办理业务。下面设文艺组、社会科学组两组，各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审查员10余人。凡是上海各书局、各出版社出版的书刊，有关文艺的和社会科学的，都要事先把原稿或印好的大样送会审查，经批准发给审查许可证，依照审查意见删改，才可付印出版。出版后还要把印好的书刊送会核对。……依照审查条例，出版的有关文艺或社会科学的书刊，都要经过审查，印有审查许可证字号，才能发行。没有经过审查的文艺或社会科学的图书杂志，一律不准发行，如果私自发行，要受到相当的处罚，执行得非常严厉。审查文字内容，是很严格的。“稍有不妥，就要删改。宁可多删多改，不可放松过去。”这是潘公展讲的。所以审查人都吹毛求疵，多方挑剔。不但对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立论稍有公正语气的地方要删去，即使一般性有关马列主义的理论也要删去。[14]
不过，国民党当政后，尽管试图控制一切，但实际上远没有达到它想要达到的地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它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15]，追逐社会主义竟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气②、知识界的一种思潮。③其他主义或思想更难说“统制”了。国民党虽然利用国家的名义，颁布了严格的制度、法律和规范，但是并没有具强烈信仰的忠实执行人员。因此，所谓“统一”“统制”大都停留在纸面上，而“独裁”和“专制”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者给它塑造的形象。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国民党的策略因素。对于没有“武器批判”的思想，国民党常常采取容忍的态度，甚至故意使之装点门面。比如，这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是国民党暗中发动的，又是以一种自由讨论的面目出现的，并未禁止来自体制外的各种批评，相反却表现出优容的雅量。“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总会和各省市分会，都先后举行研究式的座谈会，很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尽量转载赞成和反对的各方文字，他们不加以主观的排拒与迎合，这可使一部份怀疑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本党的外围组织，用来做统制中国文化界的思想的不安观念扫净了。”[16]
虽然这给人以“此地无银”之感，但也不完全是虚言。就拿其组织的文化座谈会来说，按一般之常情，本是应该唱赞歌的，实际上却各言其是：
刘湛恩先生一面看到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一面却也提出“基督教本位”的意见；欧元怀先生提出的是“科学化、标准化、普通化”的“三化原则”；俞寰澄先生主张以农村为本位；黎照寰先生也申说“科学化”的重要；叶青先生则主现代化；黄任之先生很看重中国旧有文化因素的分析与选择；李浩然先生注意的是城乡的平衡发展；陶百川、何西亚、谢俞三先生都主张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的原则；邰爽秋先生又以为应特别注重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吴子敬先生特别提出纪律化与脚踏实地的两点……这第一次座谈会的结果，似乎教我们对于“本位”二字的意义，越看越糊涂起来。许多发言人中间，有的就压根儿没有顾到它；有的把它和原则，标准等事物混为一谈；有的似乎于中国的大本位之外，又提出了一些小本位来；有的并且发为和“本位”观念根本上相冲突的议论。[17]
再如，《文化建设》月刊关于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文章自然以赞成与附和为主，此外，也确实刊登或转载了许多批评甚至尖锐批评的文章，象陈序经、胡适等“激进的西化论”甚至提倡社会主义的，都未曾“排拒”。有人还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出版界教育界名士何炳松陶希圣等最近发表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的编者，要我对这个宣言作一个批评发表在《文化建设》上。他给我的信说：‘请勿徇情，赞成与反对，敝刊俱所欢迎’”。果然，他也不客气，写了批评文章，《文化建设》仍照样刊登。[18]就这一点来说，国民党的意旨似乎重在引领问题，重在引起知识界的关注，而不在硬性的统制。
从整个文化领域来看，国民党似乎也并未强力推行三民主义文化，乃是靠提出时代和众人所关注之问题，以转移视听，令人不知不觉中入其圈套。果真如此，自然高明。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稳定执政的环境，而国民党却始终面临着执政危机。更严重的问题是，它的内部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所以，自以为的一些高明之举就很难达其目的。比如，当时思想界似乎是各种思想都有表现的舞台：“这里，有孔孟偶像的复活；这里，有释迦香烟的缭绕；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酝酿；这里，更有布尔希维克学说的流行。”[19]“复古呢?英美化或苏俄化?中体西用化呢?”“中国的思想界，早成为这三种主张的血战场”。[20]“分析今日中国智识界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大约可以分为四种倾向或派别：(一)复古派；(二)折衷调和派；(三)辩证的唯物论倾向的社会主义派；(四)全盘西化派”。[21]“任何一种都还没有定形化。而且任何一种都在奋斗，以图取得生长繁荣的机会，因此，在文化界呈出了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样子”[22]；“一般社会中坚人物，犹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23]
十教授宣言的本意是要“确立一个比较可以维系人心的公共信仰!”[24]但是，结果却又变成了不同中国本位的“竞走”赛场。每个人每个派别都试图做出自己对本位文化的解释，人们谈论中国本位，各取所需，自说自话。“学者们现在正在提倡‘中国本位文化’，但是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而使人摸不着‘中国本位文化’的头脑也是事实。”[25]“大家发表一个意见，大家都说自己所发表的才是本位的意见，本位的意见是如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太滑稽的事情吗?”[26]“‘中国本位’四字即一十宣言之莫大贡献，而十教授在一十宣言中所欲贡献于国人者恐亦惟有此点。”[27]只贡献一个“名词”，这不能不说是对“一十宣言”的莫大讽刺。那么，“在此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之观念下，而欲产生统一之中国文化体系，实等缘木而求鱼!”[28]所以，中国文化领域仍是一片乱象，一般人仍感到无所适从，“无论新的旧的，都在失去魂魄，盲目扮演，背道而驰，相互冲突”[29]；“无一适当的可循之道，徘徊彷徨，成为中国文化当前最苦闷的问题。”[30]
这种状况说明，自五四以来，思想界已形成了一种怀疑、批判的习惯，对于“立”和“建设”还不具备认同的心理。细察当时人们的态度，责言远远多于赞语，整个社会似仍笼罩在不满的情绪之中。“破”起来，大刀阔斧；“立”起来，举步维艰。更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当政者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而当政者的举措则很难深入人心。从一个广阔的视野看，各种观念和学说能够一起“奋斗”、竞争，本身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在此之上存在着一个可以容纳的公共空间和一个共存的环境。由此可以说，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在其对立之外，又具一种不同之“和”，即“和”于一定的时空之中：是那个特定的舆论场的两种互相突出对方的声音，是那个背后多种力量在较量的思想场域的两种彼此照亮对方的存在；也可以说，它们是一个舞台上众多演员中的两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其中一个是有意要扮演的主角，而为了突显自己，则自然乐意容纳一个鲜明的反面角色。但是，二者的关系还不只如此。
二、异中之“同”
通观中国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的论争④，其不同主要是在字面上和心理上，而在内容上却相差不远。十教授的宣言中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31]不难看出，中国本位乃是一种抽象的说辞，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对“没有了中国”而寻求的一种心理安慰，而“迎头赶上”、“应用科学方法”，则是具体的、不得不去努力的事情。其实，当时就有人发现了这种矛盾，“按‘宣言’的第一种精神，结论应该是而且已经是：中国应‘迎头赶上去’”；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作彻底的改造。就是说，中国文化应当欧化近代化。按‘宣言’的后一种精神，结论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这就是说中国应保留东方文化。然则中国文化运动究应欧化近代化呢?抑应保留其东方文化特色呢?”[32]从十教授的论说来看，对保留“东方文化特色”并没有多少说明，而对“欧化近代化”却言之凿凿。
这里可以把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与署名十教授之一的《文化建设》主编樊仲云的文化言论作一比较。在陈序经看来，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广泛联系之前，是以一个一个圈围的形式存在的；每一个文化圈围都包含着很多的成分。[33]欧洲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圈围，正在成为世界的文化；世界上的其它文化正趋于被它所代替的“一致”。“试把十六世纪以后的世界地域一看，除了中国本部和其藩属的暹罗、安南、朝鲜以及中国文化上的弟子日本以外，所有其它的种族土地，差不多通通都在欧洲文化的势力范围之下。”并且以后，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包括日本和中国等，也都被欧洲文化所染指，或者主动西化，或者被迫西化，或者自甘绝灭。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识“时务”，就该顺应这种趋势；即使不主动地顺应，也会被迫拉到这种趋势中去。否则，就可能象印第安人那样陷于绝灭的境地。所以，“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34]
而樊仲云的看法竟然与陈序经极其相似：“世界文化的地域的区别，便是所谓文化圈”；“一大文化圈之内，实包含有若干小圈”，“今后文化发展的动向，凡是地方的色彩必将渐归消灭，而汇纳于世界的巨大文化圈中。所以我们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若于此时不谋刷新，殊不免如非澳的野蛮人民一样，为西洋文明的巨浪所吞没。倘其如此，那实是世界文化的损失，因为这当中将缺乏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民族的供献。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今后文化的建设，其路径是很明白，我们必须与世界合流。但在我们要从宗教的道德的阶段，走上科学的步道，这时候，必须注意我们民族的需要。我们的民族所需要的是什么呢?那便是生命的保存、延续与扩大。而现今则保存尚成问题；所以这时候的文化工作，必须能实现我图存救亡的要求者：第一须世界化，即不能再行闭关主义，思想文化上的义和团，实最要不得；第二须科学化，即一切当以合理的精神为本，盲目的信仰与感情的附和，也是在所当去。惟当此时，我们应该注意，这种工作应以民族生命的保存为前提，即应以现世界的文化倾向为我们所用，而不当反客为主，反为所吞没。这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35]谁代表“世界的文化倾向”呢?“世界化”和“科学化”的参照又在哪里呢?大概是当时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心领神会的。
1935年6月11日，在文化讨论方兴未艾的时候，有148位作家和学者又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这次的队伍更为壮观，其中主要是左翼知识人，但樊仲云竟也名列其中。而“意见”似乎也与其一贯的主张一致，主要是反对复古，反对读经救国，认为“复古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近来弥漫各地的复古的呼声”，是“愚妄运动”。“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我们不愿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要从现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挣扎出来，我们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我们以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维新’的路上走去，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凡伟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来的文化。……民族的自救，贵乎知新而不贵乎温故”。[36]有人根据这个《意见》的内容，称联名人是“主张西化的又一群”，“是主张全盘西化的”。[37]即使陈序经也认为，他们“明明白白的承认全盘西化的可能，而表同情于全盘西化的主张了”。[38]作为“中国本位文化派”的中坚人物的实际思想倾向竟是如此，或被认为如此，这样言说之下的“中国本位”大概真的就成了一种虚名。
再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其他署名人来看，“西化”的程度似乎也不亚于樊仲云。何炳松说，“中国‘本位’，就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我们要根据这个本位，用科学方法，来淘汰固有的文化，来吸收外来的文化。”[39]陈高佣的解释更为具体，他说，孙中山所谓“‘明乎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即可说是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40]“盖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中国文化之不能与西洋文化相抗衡，中国文化之必遭破坏，此为必然之事，因西洋近代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中国固有文化者仍为封建的色彩，就历史的阶级来言，西洋文化固比中国文化先进了一步，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相遇，资本主义之占优势固为历史法则所决定，我国当然不能有外此例。时至今日，固有的旧文化已被破坏了，输入来的新文化又未能适应人生，而人民的生活又不能不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于是文化建设运动乃应时而生。”[41]“人类的历史，无论任何民族都是在同一的路向上前进，即由原始社会而民族社会，由民族社会而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以至近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任何民族不能自外于此种进化法则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处处提到此时此地的需要者，就是要用辩证法的观点，从文化的历史性与地理性之对立统一中把握住一个现实问题。甚么是我们此时此地的现实问题?即争求民族的独立自由。”[42]陈高佣所着意的不但是西洋文化的进化法则，而且明显受了马克思学说的影响，甚至是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说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署名人陶希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似乎更胜陈高佣一筹，“‘一十宣言’的主要意思，在要求大家，为了现在的中国，重新估定一切。……现在的中国，为大家所公知的，是一个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半殖民地的基本特征，是交换经济的发达，促进社会的发达，社会的发达，不由于生产的发达，由于交换的发达。因此形成这样的现象，都市发达，乡村却与相反，陷于破坏的地位。久而久之，乡村的破坏又影响到都市，都市也破坏了，外国的工业品甚至于农产物，把中国的发达给杜绝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屡次的自救，都没有大的成功，或是想模仿欧美，或是想走社会主义的路，没有不带有民族运动的。……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的方向，必须向(一)独立自主的，(二)反列强资本主义的，(三)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向上走，中国才可保救。这一方向非独与科学没有抵触，在生产后进的国家非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科学是不能发达，发达也应用不来的，这是我们要求重新估定一切的一点意思”。[43]如果单看这段话很像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朝“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向上走”，这显然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西化”而要“苏俄化”了。
署名人章益则似乎仍然坚持“五四的传统”，他在《宣言》发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洋文化的两大特点，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这是大家久已公认的。……正当而合理的出路是，把西洋人对于物的人生态度，爽性全部接收过来，不要只学他提高享用，而亦学他征服自然，学他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西洋人第二特点，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里，人民的政权和政府的治权，界限划分清楚，彼此不准越出范围。规定这界限的是宪法。……中国人羡慕西洋的民主政治，于是也要求成立一个宪法。在前清末造就产生立宪运动，民国以来，又历次有制宪运动。我们虽有过好几次的宪法和约法，但是纸面上虽说得天花乱坠，事实上政府从来未把宪法的规定放在心上。……所以中国人必须仿效西洋人到底，觉悟到自己的权力，才能监督政府，反抗强暴者的侵略和压迫。只知争得宪法，而后面没有决心拥护这宪法的民众，宪法只是一张废纸而已。唤起人民认识自己的权力，这又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改造。……说生计解决，才能自尊，才知有权。如此说来，造成‘权’的人生态度，必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先决条件。在教育里，故应唤醒人民‘权’的观念，而尤不得不以采用西方征服自然的态度以增进民生了。”[44]通篇都在论述如何来真正地学习西洋，特别是提出对于西洋的人生态度要“爽性全部接收”，及“仿效西洋人到底”，尤能提示他与全盘西化派的异中之“同”。
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署名者个人背后的思想和公开的解释，似乎看不出什么“中国本位”，倒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西化、世界化的论调。其中，很难感受到十教授的观点“保守”，反而给人一种“激进”的味道。即便是有的时人也发现了这一点：“十教授的立场，并不是保守的，而是革命的”。[45]西化论者无论如何“激进”大概也是不能与“革命”媲比的。按此，认定“本位文化派”为“保守”，是多么地远离于其本身。
三、互引“同道”
全盘西化派力图给中国本位文化派扣上“复古”的帽子，或涂上“复古”的色彩，本位文化派则力图摆脱，结果争来论去，在西化问题上两者竟相差无几。其实，“所谓复古，则除过一部分根本不感觉中国文化问题的军阀官僚外，似乎在今日的文化界亦没有人敢这样主张。”[46]十教授的总答复说，“复古的企图不但是抱残守缺，简直是自寻死路!我们倘认现代的中国人不容再营封建时代的生活，那就不应当持保守的态度来阻止文化的演进，还必须扶着时代的大轮，努力踏上日新又日新的前程。唯其如此，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针之一，应是不守旧，对于任何复古的企图，都采排斥的态度。”此外，十教授还明确地表示不认同“折衷”，“所谓‘中体西用’的主张，也在我们摒弃之列”。“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贫乏，物质方面不消说是不如人，精神生活，亦何尝丰富”，“物质和精神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根本不能分离。我们不能说中国仅有精神的文明，亦不能说西方仅有物质的文明。说到体用：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必有什么体；说什么中体西用，那简直是不通!”[47]在陈序经看来，“这种理论，本是我们主张全盘西化的理论”，那么“十教授不但承认在文化的物质方面，我们要西化，而且承认在文化的精神方面，我们也要西化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要西化，岂不是成为全盘西化吗?”所以，“他们对于全盘西化论，表面上虽加以批评，骨子里已经有意或无意的趋在这条路上。”[48]由此他还指出，“西化这个问题，经过这一次的讨论之后，已有相当的共同信仰。这就是：我们应该全盘西化。”[49]值得注意的是，在话语方面，“西洋”“世界”“现代”的优势要远远大于“中国”“本位”“固有”。
十教授的总答复中还说：“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故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中的必然使命。”[50]对此，梁实秋不禁指出：“如何‘充实人民的生活’，如何‘发展国民的生计’，如何‘争取民族的生存’，没有一样不可效法西人，没有一样我们能完全抛开西方的成规而另创造出新的办法来的。我们既不能超越西洋文化的现阶段而另创造出更高的文化，我们便该急起直追先把自己提高到与西洋文化平等的地步”。[51]胡适则更明显地看到了其中的共同点，“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便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52]引为“同志”，提示彼此之间存在着何等的一致。
其实，全盘西化派对于事实上的“中国本位”“折衷”或“中西合璧”何尝没有认同。陈序经说，“所谓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还可以叫做‘全盘’”。[53]“我并不以为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臻完美之善的地位，所以我不会‘没有条件’的赞美他。我只是说：比较上，西洋文化是优胜于中国的文化，而且从现代文化趋势及其他的理由，我们应该全盘西化。”对于“糟粕”，“西洋人也何尝提倡?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又何尝提倡?”[54]“假使”十教授所说的“这种东西合璧的办法而能谓为中国本位的文化，那么，全盘西化，也可以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了!”[55]显然，陈序经着意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所谓全盘西化主要是一种见贤思齐的主观态度，究竟结果是否“全盘”，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对于胡适来说似乎更为明显，甚至作为一种策略了然于胸：“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56]“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57]其实，经过讨论，在主观上，胡适也认同本位文化派的一些看法，“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58]
对胡适的见解，署名十教授之一的何炳松似乎“心有灵犀”，“在胡先生固亦具有苦心”。[59]而对本位文化宣言表示“绝对赞同”的李绍哲则更明确地说，“这样的论解，所谓全盘西化还不过是中国本位的手段而已。其极端拼命的目的，还是归到折衷调和上来”。[60]“换言之，全盘西化不过是达到‘中国本位’的手段而已。”而陈序经也“显然是从西化的路线回到‘中国本位’了。”“其实胡、陈二氏主张全盘西化的动机固是在反‘中国本位’，但其自身理论的矛盾已否定其动机，一方面暴露出他们反‘中国本位’理论的薄弱和错误，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结论的归宿还是逃不出‘中国本位’的范畴。”“陈胡二氏的主张似乎是反‘中国本位’而实在还是归到‘中国本位’。”[61]看来本位文化派甚信贡献一名词之意义，可纳全盘西化派于内。两派都在力图通过求“同”存“异”，来标明自己的正确。不过，这也只是在“名词”“称谓”上打官司，各自的思想基底很难用“激进”和“保守”来分野。
总之，如果拂去彼此之间的意气之争，中国本位文化派与全盘西化派在对待西洋文化的态度上反而是趋于难得的一致。从这一点上说，当事人所热衷的、后来人所强化的彼此之间的“论争”，其意义要大打折扣。20世纪初，美国《展望周报》的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引他父亲的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而阿博特本人到了晚年则进一步认识到：“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62]在很大程度上，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之间的论争似也在此列。进一步看，中国本位文化派与全盘西化派之“同”乃是不对称的，主要是“本位”向“西化”的趋同，“本位”是“虚”，“西化”是实，“中国”彰而不显，“世界”无处不在。究其实质，可以说，两者之中没有“保守”，只有“激进”。其实，近代以来，“激进”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的“保守”并没有市场，即使被指保守者，也往往暗藏激进。维新、激进、革命、左倾、进步和现代化，这些话语几乎成为绝对不可动摇的价值，可谓群趋如潮，无论哪种力量都有意无意地持之在身并追逐不已，这自然推动近代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但是，“激进”是否就能带来历史的“进步”，历史进程中的人显然是很难自知的。
注释：
①若干年前，已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文化论争不仅仅是二者的对立，“把30年代中期的这场文化讨论，概括为‘中国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之争，是名实不符的。”参见陈崧《30年代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参见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参见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④当事人也把两派看作彼此论争的对手，比如陈高佣就认为，中国本位文化的“反对者以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为主，陈序经、胡适之两位即系此派代表。”参见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308页。
